黄埔女兵忆军校生活 最希望去打鬼子

从深闺小姐、校园女生或足不出户的居家太太，到穿上军装，接受艰苦军事训练，成为战地玫瑰——黄埔军校招收女生的历史性决定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有正式建制的女兵，而黄埔军校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有女兵正式建制的军校，比美国西点军校还早50年。

资料图：黄埔女兵

“在军校我们和男兵没什么区别，一早出操训练，下午练步枪、手枪，开汽车，学无线电，半夜紧急集合，急行军，小腿上绑着沙袋走，女兵都士气高涨。”

“有个毕业生通讯处，前线哪个黄埔军校毕业生死了、受伤了，知道的人就写信到通讯处，当时统计，炸死了很多同学。”

从深闺小姐、校园女生或足不出户的居家太太，到穿上军装，接受艰苦军事训练，成为战地玫瑰——黄埔军校招收女生的历史性决定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有正式建制的女兵，而黄埔军校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有女兵正式建制的军校，比美国西点军校还早50年。

从1926年在武汉成立分校到1949年，黄埔军校在大陆招收的女兵共有4期，毕业的女学员约800名，有的成为军中将帅，有的成了著名抗日英雄。

如今，在广东还生活着四位黄埔女兵。她们中，最年轻的李润卿89岁，毕业于黄埔军校七分校15期，黄添、钟妙芳、许桂兰都在92岁上下，均毕业于黄埔军校三分校16期。

妇女节前夕，本报记者陪同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和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看望这四位老人，并独家采访了她们。

追忆黄埔往事，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仿佛重回艰难的抗战时光，那段特殊的历史，在她们的描述中也渐渐鲜活起来。

花季从军

女生团三个中队300多人，第二中队108个女生全是广东省的，广东女师的同学最多。

钟妙芳记得，离家报考军校时，家里是不同意的。“有广州同学家里不让去，从天窗爬出来，还有人绝食什么的，很坚决。我没什么贡献，当时的选择全凭一腔救国热情。”钟妙芳说。

广州沦陷前，广东高中以上学生全体组织军训3个月，广东省女师、惠阳女师等学校学生也都参加了集训，钟妙芳与许桂兰同为广东女师的学生，黄添毕业于惠阳女师。

1921年出生于惠州的黄添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而且是唯一的女孩，深受父亲疼爱。在那个女生没什么机会读书的时代，由于父亲经营油米商铺，家中经济宽裕，黄添读完3年惠阳女师后又在班主任的鼓励下继续读高中。

抗战爆发时黄添正上高一，她与同班同学都在广州岭南大学接受军事训练。正常时期，学生军训结束后一般只有几种选择：升读大学、入军校、考入地方政府做公务员或者回家。但黄添刚军训一个多月时广州就告急了。她们决定随部队北上，到江西吉安后考入第三战干团，不久上级下令整改，第三战干团学员并入黄埔军校第三分校。

李润卿对于投奔军校的过程也记忆犹新。“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在安庆读书，刚上初中，日本鬼子快打到上海了，眼看很快就会顺长江打到安庆。后来敌机开始轰炸得很厉害，我坐难民车回阜阳已经找不到人了，很多人家屋塌人亡，很惨的，到处都是血。没有死的就在那里痛叫，死的就躺在大街上马路上。”李润卿回忆，十七军团学生队正好在招生，她就报了名，随军往还未受轰炸的西北方向走，一直到西安。

钟妙芳说，女兵中广东女师同学最多。“女生团三个中队300多人，第二中队108个女生全是广东省的。”

军中岁月

黄埔军校里，女子穿上了军装，与男兵一样开始正规训练。虽然苦，但大家内心都很强大

“男女都要剪成一样的头，一开始，有娇娇小姐受不了，也有人暗暗流泪的，但很快就习惯了，只要你明白自己为什么来的，就不觉得辛苦。”钟妙芳说出了女兵们的心声。很快，女兵们投入到艰苦的训练中。

每天上午是军事训练课，下午则是文化课，晚上还要夜行军，每个人的小腿上都要绑沙袋，每人发一双草鞋。“那时还年轻，也不觉得辛苦。”黄添说，在军校期间唯一一件让她难过的事情是收到哥哥报丧的信：68岁的父亲去世了。身在军营的她无法送父亲最后一程。

晚上站岗是女生最难过的一关。两个女生一班，拿着步枪，站两个小时，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荒山野岭，乌天黑地，需要十分谨慎。

李润卿记得，刚到西安时，因为没有地方安插，她们被送到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在西安只过了一晚，她们又一起转到凤翔县，一两个星期后，大家领到军装、军帽，正式成为黄埔学生。

李润卿选择了步科，“因为家乡都给日本鬼子占了，想参加步科学些作战技术，大家士气都很旺，最希望去前线打日本鬼子”。

李润卿回忆，女兵们上课和居住都在一个残破的孔庙里，三面没有墙，大家都挤睡在有墙的一边，半截墙坏了也没人修理，风一吹雪花就落在身上，底下就是很湿的泥巴地。因为那段岁月，她们几乎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夏天她们有两件单衣，冬天穿棉衣棉裤，一年发一次。“每月发两三块钱，只够买点草纸，这还是好的时候，轰炸厉害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志气的女青年都说，等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再结婚，再找出路。那时候我也就20多岁。”李润卿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虽然苦，但大家内心都很强大。

战火纷飞

黄埔女兵虽然人数不多，但在战场上从不退缩，她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不朽英烈

据黄埔军校同学会提供的资料，曾宪植、危拱之、张瑞华、游曦等黄埔女兵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还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英雄赵一曼毕业于武汉分校，是黄埔最早的女兵。

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几位女兵尽管没有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战役，然而，她们在战火纷飞中见证的历史，同样值得后人记述。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面对记者，92岁的黄添唱起了军校时耳熟能详的歌曲。

钟妙芳记得，离开广州往北走时像逃难一样，坐的是装煤的露天火车，一个口盅既用来吃饭，也用来大小便和当脸盆，走了几天才到韶关坪石，然后往连县，最后才到吉安、于都。

战时的不易，在老人平静的叙述中转化成一个个场景，慢慢呈现。“饿了、渴了、脸脏了，就把冰砸开，吮着冰块解渴，用冰块在脸上抹抹就算洗脸。”

李润卿介绍，潼关是日本鬼子重点封锁的地方，整天用炮轰，内地的东西运不到西安，没得吃但照样还要出操、夜行军，“那时候训练得身体好，没有什么人生病。”

密集的轰炸中，李润卿失去了很多同学，自己也好几次差点被炸死，而让她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大轰炸。“有100多架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侦察机打头阵，轰炸机在后面，看到人多就炸，人少就用机关枪扫射。”李润卿和另一个同学躲在战壕里，飞机扔下的炸弹刚好在旁边，轰隆一声，两个人都被炸飞的泥土掩埋住。“我们都以为自己死了。”李润卿说，轰炸结束后部队检查人数时发现少了两个，找了很久才找到她们，那时鼻子都出不了气了。

抗战结束，很多女兵回家后发现，家里的房子、父母都不在了。

归于平静

几位黄埔老兵终于在晚年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巧合的是，四位老人后来都成为教师。

许桂兰1951年—1976年在广州市惠福西路第二小学任教；钟妙芳1951年—1980年在白云小学当老师；黄添则在惠州市多家小学任教，一直到1977年退休；李润卿是铁路幼儿园教师，文革开始后下放到饭堂劳动，一直到1977年退休。

1946年，黄添嫁给了一位老师，当时一共5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主婚人是抗日名将李汉魂的夫人吴菊芳。“我经历了好多困难的时日。现在我老了，由我的儿子照顾着。”黄添说，儿子、儿媳很孝顺，她身体也很好。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后辈都会陪她参加惠州市黄埔军校同学聚会。

退休后的钟妙芳还常常有学生来探望，陪她打麻将、请她吃饭。

李润卿告诉笔者，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还有个心愿没实现。“我很喜欢唱歌，一有时间就对着西安护城河边练嗓子，练了一年多，单位知道了，就说你们这批人战争结束还是有用处的。”她没有放弃，继续练，终于考上了西北音乐学院。

1949年随丈夫到广州时，李润卿并不知道这里有同学会，三四年后，她一个在西安的同学写信给广州黄埔同学会，向他们介绍了李润卿，她才终于在广州找到“组织”。

“第一次到长洲岛参观黄埔军校，我可开心、可激动了！”李润卿说，此前她一直跟在大陆各地和台湾的一些同学通信，前几年台湾的同学还回来过，这几年大家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也就没有联系了。“抗战时坚守在西安的，基本上都牺牲了。”李润卿说。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军校同学会惠州市联络组组长魏成介绍，20年前刚开始组织活动时，参加活动的黄埔毕业生最多时有80余人，现在能参加活动的只剩下五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