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回忆：向朱镕基提建议 差点被撤

“如果说30年前改革解决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利益问题，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需要全体下决心，必须要坚定信心。”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向来以思维敏捷、快言快语受到公众关注。

此次两会，汪洋直言深水区改革问题，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食品安全等公众高度关注的话题。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全体会议，在谈及对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时，汪洋表示，“当前最核心的就是要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问题。”

“30 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系统性的利益格局，有很多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又有很多正是政府的利益问题。下一步就要破解这种格局，尤其要破解政府的利益格局，例如，污染、落后产能淘汰不了等，涉及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行政审批过多，涉及的是一些部门的利益问题。”汪洋说。

农村土地改革：“土地到底是谁的会成为问题”

3月6日，安徽省人大代表的分组讨论会上，面对亳州市市长沈强提出的“中央对农产品主产区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汪洋表示，“如果要建立二次补偿机制，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制度要先理顺。”

“现在农民依靠土地获得的收入看不出来，可以忽略不计，但将来土地价格上升，这土地到底是谁的就会成为问题。”

汪洋同时指出，“基本制度不理顺，事会越拖越大。”

“按照法律来说，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即所有权在集体，经营权给农民，但现在看很多材料，土地作为农村主要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就是农民的了，农民可以种，也可以出租，体现不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汪洋甚至提到在安徽任职期间，同样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建议的事情，并开玩笑说，“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而汪洋当时的建议是希望国家成立粮食风险基金，与当时中央的财政基金配套，为农民涨两分钱。

据汪洋回忆，彼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当时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不过朱总理后来还是说，“汪洋是不能撤的”。

显然，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对农民增收问题，汪洋表示，“最终还要靠提高农产品的交易价格。”

食品安全：“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那么严格”

食品安全正在变成让全国人民头痛的问题，毒馒头、毒奶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让两会代表倍加关注，不少代表、委员表示，“为了民族的发展，国家需要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以实现职能统一为目标的大部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来自工商部门的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食品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从政府职能来看，工商、质检、药监等部门职能交叉严重，容易在管理方面出现踢皮球现象，要解决这一部分，管理职能的重新框定非常必要。”

而目前有消息显示，食品药品监管“大部”或将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现由卫生部管理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并，并吸纳分散在农业、质检、工商、商务、卫生等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能，成立正部级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

在两会开始之时，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刘晓峰表示，按照传达精神，大部制改革关于医药卫生部门的内容已经基本确定，药监将从卫生部分离出来，并入新成立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显然，在本轮大部制改革中，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整合将成为重点之一。这也是业内呼吁最多、期待最大的一个部门，近年来的毒奶粉、地沟油等公共卫生事件让统一监管食品安全的呼声愈演愈烈。汪洋的新政或将成为未来的一个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汪洋曾经执政的广东地区，深圳曾经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顺德则成立了市场安全监管局。二者的改革模式如出一辙，都将原本分头治理、分散于原工商、质检、药监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进行整合。不仅如此，药监改革，新药目录，广东也比其他省份先行一步，不难看出，汪洋应该已有思路。

而分析人士指出，“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上，来自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汪洋，可能会更了解哪些事情应该由企业来处理，哪些应该由政府来介入，而唯有真正将评价机制交给市场和法治，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领域的权力寻租问题，为食品药品的安全找到真正的出路。”

对于当前食品安全立法存在的问题，汪洋表示，某国外知名零售商在美国、法国销售的东西、采购的产品质量控制得非常严格，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产品责任诉讼，“但在我国，其对采购的管理就没有那么严格，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那么严格。”

汪洋同时表示，“我拜托你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产品质量：作为卖方，你应该想好你该怎么做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百大董事长郑晓燕提出，“要立法规范电子商务。加大对农副产品流通骨干市场监管力度。实行商业与工业同电同价。”

不仅如此，郑晓燕特别提到了当前电子商务对实体百货店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并提出，“国家应该从立法层面上进行约束。”

对于人大代表提出的网购存在假冒伪劣问题，汪洋询问，“在立法层面，你认为怎么操作才能把假冒伪劣商品杜绝？应该如何从源头上进行监控？”

郑晓燕代表表示，“税收机制和产品质量管理方式正让电商极大地冲击实体店铺，网店不收税导致实体店与电商的价格差正在拉大，让实体店铺的竞争力下降。”

然而，实体店却是保障产品质量的中坚力量，郑晓燕表示，“实体店产品质量属地管理，如果我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工商、质检就会来查，但网购却是满天飞，对于网购，是销售地进行管理，还是购买地对其质量进行管理，由于政策没有规定，也就没人管。”

对于这种局面，汪洋表示，“你作为卖方，你应该想好你该怎么做，你不能单纯指望别人去查，得想想你怎么办。”

汪洋同时表示，企业应该从管理角度想办法，比如马云的淘宝，如果商户有问题，就会解除和他的合作关系。

不过，郑晓燕代表也表示，淘宝的做法只是对假冒伪劣商品的事后管理，还需要从一开始进行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管理，此外行政机制方面也应该有管理制度。

而对于郑晓燕代表提出的网络购物虽然有消费者的评价机制，然而，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根本就不评价，或者就默认了，由此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马云的商户有问题，不过是解除他的合作关系，并不涉及行政处罚，但是对于我们实体店铺来说，如果产品质量有问题，如果我卖了假冒商品，当地工商部门肯定会来查我，并且会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