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侄奸杀冤案 无法联系到当事“女神探”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 10载。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在做出无罪判决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现场向张氏叔侄鞠躬道歉。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氏叔侄错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

3月26日深夜，张高平、张辉叔侄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是：“如果今后还遇到搭顺风车的女孩，你们会怎么办？”张高平毫不迟疑：“当然要帮！我会送她上出租车、再记下车牌号。”

访谈

“随她去吧”

[张高平说不想打扰前妻，但3月29日，她找到了张高平。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他获得了“450万元赔偿”，是来要钱的，她说，跟了张高平6年，也应该获得赔偿。事实上，张高平尚未获得任何赔偿，对此，张高平说：“不知道怎么回答，随她去吧。”]

这是一对淳朴的农民叔侄。叔叔张高平今年48岁，讲话时常常“嘿嘿”地笑出声；张辉今年37岁，累了就蹲在叔叔脚边，问他的话多了，会紧张得擦汗、把记者递给他的纸巾揉成一个小团。

3月27日，零点已过。张辉、张高发还待在辩护律师朱明勇的房间里，一屋子挤满了家人、记者和律师们。再过几个小时，张氏叔侄就将回到阔别 10年的安徽歙县老家。在狱中已习惯晚上10点准时熄灯睡觉的张辉有点累了，蹲在地上支着脑袋；而他的叔叔张高平还在兴奋地说：“都不记得今天怎么过的， 就是特别高兴！”

张高平说，即使蹲了十年冤狱，他仍坚信正义会到来，但即将重新走向社会的他心里却很忐忑，张辉则毫不掩饰自己的茫然：“我都被淘汰十年了，以前也只会开车，现在家里没钱，我拿什么去成家立业？父母亲年纪大了，我拿什么去孝敬？”

十年前，张高平刚买了一辆20万元的大货车，带着大哥的大儿子张辉跑货运生意，“我那车是当时周边6个村里最贵的一辆！”张高平虽然有过婚 史，但不到40的男人还是“一枝花”，再娶的妻子才24岁，还刚刚怀上4个月的孩子。张辉也快要娶老婆了。从天而降的“5·18奸杀案”，成了一颗炸弹， 把他们的生活炸得支离破碎。在二审判决书下达的当天，张高平的妻子跟他离婚，胎儿也被打掉。而张辉的未婚妻，从此一去不返。

“我不恨她（前妻），老公是‘奸杀犯’，谁能抬得起头？”张高平说到前妻时，语气变得有些低沉、但依旧温和，“不会再去见她，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他抹了抹已经开始谢顶的头，坐直了身子：“不过我会把再审判决书寄给她，告诉她，前夫是个被冤枉的好人！”

“我不憎恨”

[张高平在新疆监狱里的“硬气”，出了名。他拒绝“改造”，也拒绝减刑。最终不仅触动了管教干部，也感动了驻监检察官。这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老人，每年都给他写申诉材料，在退休前的一个晚上还在写。夜里想到张辉张高平的冤情，老检察官常常流泪。]

羊城晚报：冤狱十年，你有憎恨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现在给我平反了，我还要感谢很多人 呢！包括律师、法官，其实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我内心还是要感谢他们。我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但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 正的，我知道最后还是要公、检、法出面来纠错。我不憎恨他们。

羊城晚报：你在新疆监狱里态度很坚决，一直不认罪？

张高平：他们说只要让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减刑20多个月，我不答应；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 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也不写，（如果写了）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我就是这样子的，我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走出监狱，要么就死 在监狱里，要么15年刑满释放后我接着申诉。监狱里的警官说减刑归减刑，申诉归申诉，可以分两步走嘛，我说不是我不想出去，但“犯罪悔过”这些材料我不 写，连唱悔过歌都会在晚上睡觉时像刀绞一样无法忍受。

“认罪材料”

[“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杭州警方“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年你们会作有罪供述？

张高平：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我在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如果有这个想法，我都认罪伏法！

在杭州西湖刑警大队我苦头吃尽：他们让我站了7天7夜，让我蹲马步，不让我吃饭，我实在受不了赖在地上，他们就抓我的头发，我还是起不来， 他们就提着我的手铐不停抖，我被抖到骨头都酥了才勉强站起；用拖把棍按我的脚，按到我骨头受不了不停地叫，我一叫，他们就笑，像看猴子一样；又把我按到地 上，脚朝天，把我嘴巴封住，矿泉水灌到鼻子里去；打巴掌，跪皮鞋底那些都是小事……现在手臂上还有被他们用烟头烫的疤。

更可恶的是牢头狱霸。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我一进去牢头就打我，嫌我破坏了他吃饭的心情，还给我立规矩，说“老大”上厕所，我要面壁跪 下，每天早上还让我朝东南方向拜菩萨。牢头还说，“你态度好点，我写好你抄”。他写好之后，我拒绝抄，他就打我到半死，还说晚上打完50只蚊子才能睡觉， 哪里去找50只蚊子？！每次提审回来，都得向牢头汇报，否则就打我。认罪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那天（3月20日）我在法庭上说：“杭州市公安局采用这种古 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张辉：我当时刚进号子，看见袁连芳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是好人。袁连芳是“老大”，一开始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说我没有杀人，他听了就让另 外两个人打我，让我好好说，每次被打完，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子的“经过”，“细节”比我还清楚，还画了图纸，他很能说，也很能写。每次提审回来，他都知 道我说了什么，质问我是不是翻供了，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手下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打下身。那种痛苦非常惨，我都讲不出来。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吃这么大 的苦。

我们恨牢头狱霸，也恨指使牢头狱霸的人，牢头狱霸没有这个权力，肯定是办案人员指使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牢头狱霸全知道，肯定是办案人员跟他说的，他们串通一气，我绝对不能容忍，太过分了。

错案追责难在哪里？

公安及司法体系内的“自我纠错”现状使得办错案的“成本”很低

张氏叔侄冤案引发的广泛关注中，有一种声音十分突出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中，预防错案发生的机制十分羸弱，事后“自我纠错”又基本局限在体系内部，缺乏独立调查力量的制衡。这让当事人对相关责任人或部门的追究，显得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