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比日军：苏军当年在中国东北的暴行

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助我击退日本。但同时，这些进入东北的苏军军纪极坏，曾给东北留下累累伤痕。

战后苏军占领东北的恶行

苏军在东北奸污我国妇女、抢劫百姓，造成民众恐慌

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斯大林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试图恢复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1945年8月，苏军在三日内以极小的代价驱逐了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此时，中国军队都远在南方，东北的日常治安由苏军来维系。起初，东北民众对苏军表示欢迎，可是从苏军进入东北开始，就有官兵开始放纵。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而且骚扰中国百姓，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东北民众的恐慌。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争夺东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伍修权被委派到东北执行任务，据他回忆，苏军在东北“有的纪律相当坏”：“苏联红军在东北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酗酒的士兵。苏军卫戍司令部不得不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破坏纪律者一一拉去坐禁闭室。”

苏军在沈阳的作为并非独例。分配在佳木斯的中共东北干部团第二大队副队长吕清回忆道： “苏军军纪不严，不得人心，最明显的事有两件：一是苏军的一些指战员，奸污妇女，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二是把中国的一些大豆，船只、机器等东西往苏联运，群众很有意见，失去了民心。”（中共佳木斯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佳木斯市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佳木斯党史资料 第一辑》，1985年07月）

中方向苏军交涉，苏联解释：不得已拿刑事犯补充兵力，军纪无法改善

东北民众原以为赶走了日本人，就可以安享太平，但想不到得到的是鸡犬不宁，于是纷纷向东北抗日联军和入城的八路军诉苦，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进入沈阳后，听到这些情况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交涉，苏军政治部答复说：“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惩罚违反军纪者。多的时候每天枪毙二十人以上”。同时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此外，“在与德军的激烈战斗中兵员大量死伤、造成兵员补充不足，战争后期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因此，军纪整顿不能充分进行，便枪毙部分品质恶劣者，勉强维持纪律。”（见伍修权、吕清回忆）时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的柳运光也有回忆：“关于苏军的纪律，我曾同在医院治病的苏军司令部领导讲过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我把统计的数字和材料拿给他看，他说，我相信这些不会假，可这事我一受理，一汇报，必然枪毙。都是些年轻人，仗打完了，是不是要枪毙？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

苏军方面的解释显然无法让东北民众满意，吕清承认：“这样解释，不能服人，不能消除群众对苏军的坏印象”，也“弄得我们非常被动”，“我们不好向群众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因政治需要被淡化的记忆：苏军当年在中国东北的暴行碍于抗议，苏军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无意严惩奸淫抢盗的士兵

当然，苏军鉴于中方的抗议，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譬如佳木斯苏军卫戍司令部在得到中共干部反应的情况后，处理了违纪的士兵，并责成几位卫戍副司令轮流值周，检查军风军纪，情况有所好转。再如时任大连市职工总会委员长的唐韵超回忆：“这时的苏军在大连闹得很不象样子，奸淫抢盗什么都干，苏军士兵都带着枪，走到哪里谁也不敢拦挡。工人受害后便到工会讲，我就到驻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去，找司令高字洛夫反映情况。我对他说，苏军这样不行，中苏友好，苏军这种行为是不友好的!我们工会的解释工作：不好做，你得想办法。他问这种事很多吗？我说要数目很难，我是听到反映的。以后苏军在作风纪律方面抓得紧了，大和旅馆(现在的大连宾馆)前就镇压了一个苏军士兵，埋在广场像前花园里。”

此外，苏军还曾秘密邀请中共来协助维持地方治安。据当时负责大连公安工作的中共人员回忆：

“当初，苏联军队纪律很坏，苏军政治部向斯大林反映，斯大林下命令，制裁了一些人，以后的纪律不错。他们整顿纪律时，还专门征求我们对每个司令官的意见。高字洛夫曾有命令，在各个区、县都设有一名司令官，帮助维持地方治安，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大连解放初期，甘井子、沙河口和西岗区苏军副司令官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东北抗联周保中那个国际旅的人，但是他们佩戴的是苏联军衔。如沙河口的董崇彬是中尉，甘井子的刘玉泉、西岗的季喜林是少尉。他们虽然是苏联军官，但是听我们指挥。这几个分局就是通过他们接管的。”（《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连公安工作》，赵杰、黄华，《苏联红军在旅大》，王佩平，孙宝运主编，P89）

但苏军方面既然无意全面地严惩奸淫抢盗的士兵，这种协助维持治安的效果，自然也很有限。譬如八路军将领卢冬生，曾任三五八旅旅长，并同刘亚楼等一同赴苏学习，1945年回国后担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即因遭遇苏军士兵的拦路抢劫，而被打死。卢冬生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毛泽东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苏军在东北的烧杀抢掠，长期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有意掩埋，有些民众甚至因为讲述苏军恶行被打成右派。据姜万里在其《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一文披露， “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就是他的右派罪状之一。他进一步称，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蒙冤者：“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一位Chen-shuxiang，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当年21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诡辩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Chen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但中苏分裂、时过境迁之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曾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徐焰《苏军纪律败坏和奸淫抢掠的事实》）。

苏军军纪本身很差，而对中方抗议敢于置若罔闻，则是钻了国共内战的空子

苏联能够霸占东北，攫取远东利益，并如此为非作歹，当然源于“自身硬”，但若没有国共内战的大时代背景，其作恶也断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诚如吕清所言：“当时形势对我们确实不利。我很赞成方强同志向省委传达报告时，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分析。敌人强我们十倍，这不是夸大敌情，而是客观事实。我们对苏军应当一分为二。凡是他们能支持我们的，尽量支持。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总是站在我们一边。他们占领了城市和交通要道，使我们争取了时间，这实质上是帮助了我们。……总的说来，苏军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主流是好的。”

而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威胁远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所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告正式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向毛泽东发出公开函，邀请毛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虽然重庆方面对苏军在东北的恶行有相当多的宣传，但蒋介石并不希望因此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如何努力维持苏联在国共内战中的“中立”地位，显然要更为重要。

结语

谈苏军之恶，并无意说东北民众在日本统治下比在苏联管治下更好；而是想说：不能因为苏军是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东北，对其恶行就可以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