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网：陶铸当面骂哭江青真相

【多维历史】1967年1月4日，红卫兵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受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批斗，此后陶铸被囚禁。1967年9月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并诬陷陶铸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罪名。文史作家李健在其著作《红墙纪事》一书中，讲述陶铸与江青的矛盾冲突，揭秘这位前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文革被批斗内幕。

陶铸无疑是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那善良质朴率直的性格中，从来没有脱去天真。生活中童心未泯，政治中也常有天真。

陶斯亮曾回忆道：他有时真像个孩子，一次，他蹑手蹑脚地朝我走来，神秘地招手：“亮亮，快来，你快来看。”

他的声音像孩子怀了什么秘密，要叫小伙伴同享。我也蹑手蹑脚随他身后，走到秘书的房间门口。他朝里指，贴着我耳朵讲话，压抑不住那种活泼开心：“快看，嘻嘻，他睡觉还张着嘴，还睁着眼呢！”我看到秘书仰在躺椅上睡着了，果然是睁着眼张着嘴。于是，我和父亲捂着嘴，无声地笑成一团，不得不赶紧跑开，以免惊醒疲困的秘书。跑到父亲的办公室，我们才放开手尽情笑了一番。于是，父亲恢复了精神，重新埋头书案开始工作。

还有一次，父亲和几个孩子玩“打仗”，就在地上爬来爬去地替孩子们捡“子弹”并且不断地表演被子弹击中，“痛苦悲壮”地“倒下”。孩子们高兴地哈哈大笑，他“死而复活”，也跟着开心大笑。

就是这样一个陶铸，他要做一名“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他保这个保那个，保得最坚决的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

当6月1日陶铸奉调进京时，曾先去湖南为韶山引水渠剪彩。就在剪彩仪式上，他曾深情地讲话：“湖南是毛主席、刘主席，两位主席的家乡。”

那时他不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把刘、邓“拉下马”了，陶铸却仍然不相信，也不这样看。

陶铸对妻子说：“他们只是犯了错误。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么。过去王明曾经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红区几乎损失90％，白区几乎损失100％，可是在延安七大毛主席还说服大家选他当中央委员。与王明错误相比，少奇、小平即便是有错误，也不会有那么严重，还是团结、批评、团结。”

何止陶铸这样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在1966年的下半年都是这么想。就是说，陶铸的想法在中国有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甚至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那些首当其冲地起来“造反”的红卫兵们也并没都联想到刘、邓身上。从“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到10月1日国庆节的盛大游行，那些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不是还在有节奏地高呼吗？

“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人们，一定还记得那大潮般的场面和声音。

尽管林彪已经跃居第二位，但红卫兵要见毛主席时，首先想到的还是刘主席。这就是历史的分量。

没有刘少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的解放史、中国革命的历史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都将出现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是任何其他人其他办法所无法填补的。

这也是历史的严酷无情。它是不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国庆节，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盛会之后，新华社有关负责都到陶铸这里请示：“今年国庆的新闻照片如何见报？”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过去中央有规定：其中必须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显有变，这次怎么办？陶铸略作沉吟，拍板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

见报是件大事。陶铸对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进行慎重审查，并马上发现了问题：“怎么没有小平的镜头？”陶铸问。

新华社的互相望望，犹豫道：“没有合适的。”“怎么回事？”陶铸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自从大搞“三面红旗”之后，毛泽东便多次抱怨“邓小平耳朵聋”，可是一开会就“躲”他很远。看来，这位倔犟的总书记，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拉下马”后，仍然是这样。新华社的报告：“我们选过了，没有拍照上。”

这可真棘手了。陶铸深明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报纸的重要性。多数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的造反派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况当时还存在一些政治投机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哪些人见报了哪些人没见报就成了他们十二分关注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里嗅查“问题”，从而决定其行动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陶铸问。

新华社的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这么办。”于是，毛主席和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见报了。于是，新华社的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也见报了。这样做决不是要损害陈毅。因为陈毅还有其他照片可以上。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上图为原始照片，下图为修改后的照片。

按照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这也是陶铸的决定：“按照规定办。”陶铸在“笔杆子”问题上所作这一番决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国庆节后，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曾志的关注。

“出了什么事了？”曾志小声问。陶铸不吭声，只是一个劲踱步。“到底出什么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声音。“没什么！”陶铸只扔下这么一句。

曾志开始留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很快便发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被派到陶铸这里来协助工作，而陈伯达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铸所主管的工作部门中来。

毫无疑问，陶铸已经成为不可信任的人。他与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机中。

终于，陶铸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从齿缝间漏出四个字：“这个婆娘！”

只有四个字，却足以使曾志惊心动魂。只有曾志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和意义。因为在广州，陶铸便经常把江青称为“婆娘”，而且声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场，他从不忌讳其他人听了会怎么样。

他已经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可不是当年去广州“养病”的婆娘了，她已经被标上了“旗手”。

陶铸走进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一眼就看见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江青。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陶铸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掩饰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转身关门，避开江青的目光，顺势右拐入座。可是，江青颐指气使的尖声已经追过来：“你们看报纸了吗？这些照片发得是很有讲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个是我。”

江青发难了，她被排得“边远”了。陶铸坐下时，已然竭力克制了情绪。他平静地望住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

“你们碰到鬼了！”江青叫起来，那声音带着穿透力直冲陶铸耳膜。他忍住没有回头，但可以想象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听到江青拍了沙发扶手：“我怎么能作这种事情！”

厅里有那么片刻如哑了一般静。陶铸的建议无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对国庆照片的人员排列作出回答，表明这里存在着原则性。而江青的尖叫无疑表明陶铸简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认为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凭这两条就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碰头会进门就来势不妙，那结果便可想而知。刚宣布会议开始，江青便首先发难了。

“陶铸，”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连二郎腿都不曾放下来，以此提醒陶铸明白明白她是处于什么地位，那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是烈性子，听到直呼其名的声音尖厉，口气凶恶，说话蛮横无礼，差点跳起来。只因为及时接到一个信号才忍住了。那信号就是周恩来的目光。可是陶铸还是以眼还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闪烁一下，迅即又变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体预示着一触即发。

那一刻，整个河北厅都凝固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江青很赏识两个人：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卢正义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吴传启，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两人为“革命左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这两个人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心怀叵测的人。为此，他再三向江青说明事实情况，表示不能封他们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里肯听？只顾坚持催逼。

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表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且没有按江青意图封卢正义当什么“左派”。

至于吴传启，陶铸始终坚持一步不让。

在周恩来的目光暗示下，陶铸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算是主动缓和了气氛，然后掀起眼帘，换上较温和的目光重新望着江青，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我看过了！”江青自我感觉赢了一个回合，口气更硬。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的态度已经有所退让。与过去相处比较，他对江青这样讲话已是很礼貌很客气。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江青完全是用教训和命令的口气讲话。陶铸摇摇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嘴唇开咧成喇叭形，鼻子两侧出现挖苦的纹络：“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现在说个国民党似乎问题不太大，对外开放了。那时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你站哪一边？

陶铸猛地瞪起眼，红红的，像打开了火山口。他本来嗓门大，这时的吼声更加火山喷发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吼罢，山摇地动地啐了口痰。

“文化革命”期间，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以及中央处理各省市自治区问题的接见会，都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大吵大闹”。比如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比如处理青海、云南等省的问题。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大吼大叫，许多工作人员都说，陶铸是第一个。

江青最初被吼傻了；脸色煞白，两颊的肌肤都松松地垂下去，嘴唇开刚着微微颤抖。她当上“第一夫人”后，哪里遇到过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产党干部？

听听现场工作人员的形容：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沙发里的江青奋力拍打一下沙发扶手，锐利地叫喊道：“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我就不去！”江青的手还没从沙发扶手上缩回，陶铸的大巴掌已经紧追其后拍在了茶几上，并且跳起身。他也从没遇过敢这样喝斥命令他的人。于是脑袋像穿甲弹，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他感觉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里肯退让？怒目圆睁地继续吼：“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陶铸被拉着坐下，那边的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晌合不拢。

突然，她哭了。不少文章都写过江青哭，一写就是“大哭大叫”，其实简单化了。

她的哭很复杂。最初是从积满怨毒之气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气流，像是憋不住而冲突出来，马上被哽住。然后，眼圈才开始循着规律充血变红，大量的泪水才滔滔不绝地涌出。可也没有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绢。

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甚至眼睛也眯起来，目光从眼缝里闪出，轮替在江青和陶铸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张春桥也坐着不动，冷冷盯紧陶铸，目光阴森，一边用手轻触江青的手臂。陈伯达和姚文元早已跳将起来，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驾一般。一边指着陶铸吼叫，一边对江青俯耳劝说。

只是到了这时，江青才开始口头出声，喊出声，并且像某些色厉内荏的孩童一样，越劝越起劲，越劝越声大，成为真正的大哭大叫：“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

唉，躲了今天躲不过明天。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据警卫曾云回忆：

“从文革碰头会出来，他心情沉重，眼里潮湿，上车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那天陶铸是第一个出来，走得很快，一路无语，只到上车才自言自语地说了那么一句。”

第二天，陶铸又接到通知，参加文革碰头会。汽车驶向人民大会堂时，陶铸仰靠坐椅，以手加额：刚吵过，今天还怎么碰头啊？？

“保刘邓，我是对的”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也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政治活动场所。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正门顶上镶嵌着国徽，迎面12根25米高的浅灰色大理石门柱，使任何从它旁边走过的人都不得不生出庄严和肃穆之感。何况，背后就是用1．7万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须弥座束腰部嵌有从虎门销烟到百万雄师过大江为主题的八块巨石浮雕。这时，你迈步向前，心里怎能不激荡起那雄浑的旋律：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期望。

陶铸每次就是以这样的情感走进人民大会堂。

然而，当他临近大会堂内的河北厅，想到中央文革小组里那些永远不想见到的嘴脸，想到碰头会上避不开也不能避的争吵，再听见从门缝飞出的江青那颐指气使的尖声，他的脚步伴随着心跳一道越来越沉重。

他在门口停下步，深呼两口气，算是平静一下心，也算是作好憋气准备，然后推开门。就是这么背兴，第一眼看到的又是江青。他心里响一声：这个婆娘。

江青可不像陶铸，笑得一脸灿然，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好像不愉快早已忘掉，以致于陶铸生出疑惑：莫非反倒是自己气量太小，心胸狭窄了？他不大自然地也朝江青笑笑，并点头。

就在这刹那，江青尖细的声音响起来：“喂，陶铸，你现在很精神么？”陶铸站在那里一时不明白所以然。但他的心已经开始抽缩，江青的声音有些来势不妙，她的眼睛在陶铸身上膘来瞟去，对着王力、戚本禹们努嘴巴，叫你浑身不自在。“我说，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江青像演员一样作出讥笑的表情：“啊，你穿的哪门子军装？”

陶铸沉下脸，阴沉沉道：“我怎么不是？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穿？”他的目光在沙发上坐着的文革小组成员身上锐利地一扫：“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

姚文元红了脸，尖刻地说：“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才有资格穿军装。”陶铸鼻子里哼一声，立刻回敬道：“我参加南昌起义，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当‘人之初，呢！”这话回答得太精彩，姚文元一时语塞，他后悔自己怎么忘记了陶铸也是能武更能文。“平谷县的‘大民主试点’调查报告，我已经批过，‘此材料很好’。你为什么扣压下来？”江青开始质问。“《十六条》明文规定农村和城市中的企业不搞四大，不进行串联。违背《十六条》的东西怎么可以拿出去抗议？”“革命就是要不断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十六条》是在总理主持下搞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性文件，你们想不要政策？”陶铸严肃地说出心里话：“如果生产被破坏了，再搞成粮库里粒米不存，文化革命还怎么搞？”“压制群众，不让群众革命的是你，大搞经济主义的也是你！”江青激烈地嚷道：“你的目的就是一个，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陶铸明白江青所指内容，正色道：“你们动员中学教员和各地文艺戏剧人员来京上访告状，中央三令五申通知他们不要来，可你们说是革命行动，他们还是大批大批地来，一来就向我要吃要住要生活费。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我管不管？不管是压制群众，管了你们又反过来指责我搞经济主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人民的矛盾性质就会起变化！”陈伯达撇开具体问题，用似乎威胁的语气警告：“非对抗性矛盾可以变成对抗性矛盾，那时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陶铸冷冷投去一瞥，从鼻孔里哼一声：“还有毛主席健在呢！”

陶铸明白，这些人说到底是让他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站过去就什么麻烦事情都没了。但他恰恰无法站过去。信念这个东西是无法勉强的。一般人勉强不得，高压之下也只能是口服心不服。像陶铸这样奋斗大半生的人，就连“口服”也是难勉强的。

陶铸也有一份自信。他每隔三四天，总要陪周恩来总理一道去向毛泽东作一次情况汇报。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听取汇报还有中央文革另一条线，他只相信自己讲的话毛泽东都听进去了，他认为自己是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保护，并不将中央文革那帮人放在眼里。

当然，他也不能和那帮人彻底闹翻，任何稍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一点。那帮人总是冷嘲热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