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怪圈：腐败记者揭露别人腐败

腐败的记者能否揭露别人的腐败？中国记者收红包现象普遍到怎样的程度？记者应先有自由，然后自律？12月8日记者节前夕，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授展江就以上问题接受了德国之声中文网的访谈。

德国之声：中国《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捕事件已发生一段时间了，但至今对该事件的评论未能平息。这件事有其怎样的特殊性？
展江：这当然是一个特别事件。中国抓记者的事件不是很多，虽然国际上对中国新闻自由度有负面的评价，但对记者的抓捕还是相对少的，所以它成为焦点也不奇怪。

德国之声：您在新近发表的题为“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的博客里提到，"不拿红包的记者要少于拿红包的记者"。从哪些观察可以得出以上结论？

展江：根据我们听到的情况看，拿红包是很普遍的。但拿红包不会导致陈永洲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拿红包做的是宣传，是正面的吹捧，所以不会招致激烈的冲突。陈永洲事件是他涉嫌拿了别人的钱，来批评揭露一个上市公司。我听到的是，不拿红包，也就是能控制住自己的媒体，实在是很少的，中国几千家媒体中，可能只有《南方周末》、《财经》、《财新》非常少的几个媒体能管住自己。所以我敢大胆地说，拿红包的一定是多数。

德国之声：《财新》杂志总编胡舒立发表了"新闻寻租不可恕"的文章并在其中呼吁记者要"自律"。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其中也不乏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自律在先"还是"自由在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展江：我不是绝对论者。我不认为在自由和自律之间，一定要先有完全的自由，然后才能有自律。当然如果要理解正常的自由和自律，它们应该是同时存在的。离开了自由，确实也谈不上自律。中国的媒体有没有自由呢？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自由是有问题的。但中国的媒体目前也可以自主地去报道一些社会、经济、文化、娱乐、体育议题。像陈永洲这样的报道，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媒体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在某些方面自由度还很高，比如在体育领域，不光可以大量报道，还可以批评体育界的官员，这里一直比较放开。但在报道高级官员的一些腐败问题上，甚至在一些中级官员那里，会受到限制和阻力。这也是事实。所以不能说中国的媒体绝对没有自由，假如绝对没有自由，也不会出现现在的南方系以及市场化媒体。所以不能因为我们的自由度不够，就不要自律了。此外，中国媒体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在这种状况下把缺少自主独立性作为理由，很难说服同行以及社会公众。

德国之声：胡舒立在她的文章中谈及中国新闻工作者身受双重压力。第一重压力是从传统媒体到互联网的转型压力。但她没有详细阐明第二重压力。您认为它会是什么呢？

展江：第二重压力很显然就是官方的管制。它由来已久，也是事实上存在的。即便微博最近受到打击和控制，但它的自由度以及外国媒体的自由度，都远远高过中国传统媒体。

德国之声：改革后的30多年间，中国新闻界是否也经历过辉煌的年月？是什么时候？

展江：曾经有过。比如2003、2004年，那是一段新闻界英姿勃发的年月。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官方非常支持媒体作舆论监督，即媒体对官员、公司、腐败现象作监督，当时做的非常好。我曾说过，10年前的记者节曾是多么辉煌！当年CCTV在记者节的专门节目里很隆重地推出了8名"风云记者"，其中的7名是调查记者。

德国之声：如果我们展望未来，中国的新闻将向何处去？

展江：这个问题很复杂。目前，内外的信任危机都很严重。南京大学的周海燕教授撰文指出媒体"寻污"，即媒体揭露的对象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媒体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有点在烂泥堆里打架的味道。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实：媒体自身普遍腐败，腐败的记者和媒体再去揭露别人的腐败。这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怪圈。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机会，即让全社会知道媒体的重要性。我认为，媒体在中国的重要性超过德国和欧洲，在中国，没有议会和其他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权力和腐败真的只能靠媒体，虽然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媒体同时又是这么烂，怎么办？是否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我认为，在目前媒体灾难的境地中，也孕育着契机，即让这个行业重新审视自己，达成一些共识。目前缺少共识。对胡舒立文章提出的批评，就说明了目前缺少共识，或者说共识还很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