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连“第一夫人”也不得不巴结她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离开中南海之后，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去年，她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

张玉凤的两个女儿非常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获博士学位;小女儿学医，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张玉凤家庭贫寒，小时候因为太穷而无法完成学业早早出来工作，谁知道运气非常好，在主席专列上当了列车服务员，给主席的印象很好。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张玉凤确实没想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红光满面”的形象。他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这时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一边干一边学，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慢慢感觉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

毛泽东和张玉凤 资料图

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据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回忆，1975年夏天，在自己来到毛泽东身边四个月后，一直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泽东都不愿理睬，显得心烦意乱。经细心的张玉凤问询后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被小孟吓到了。毛泽东房间里特别静，而小孟进房间时却总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这个80多岁的体弱老人吓一大跳。张玉凤告诉小孟，以后进房间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老人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晚年的张玉凤是一位慈祥而和善的老人，但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脾气耿直倔强，曾被毛泽东称为“张飞的后代”，她甚至还曾当面顶撞过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有客人来，而那一天张玉凤正好不大高兴，对客人有些轻慢。事后，毛泽东批评张玉凤态度不好，张玉凤二话没说收拾包裹就回了家。最终还是毛泽东妥协了。事后毛泽东给她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而张玉凤对于毛泽东与江青来说便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第一夫人”江青对张玉凤的“巴结”和“献殷勤”，在中国后来公开的“四人帮罪行”材料里也可窥见一斑。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江青总是有空就找张玉凤聊天、照相、吃饭以及打电话，还常送她一些真丝布料等礼物。张玉凤有时见毛泽东不同意见江青，就会问他说：“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毛泽东就回答说：“你就见她可怜了，你还没见到她可恨的时候呢!”

那时，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而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因此江青为了接近毛泽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去“讨好”张玉凤。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与江青已无夫妻之情，或许张玉凤在他的心里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种“家人”的地位。

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张玉凤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书过渡成机要秘书。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甚至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党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首先闹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险柜里有两样能遗祸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写的不搞‘四人帮’的检讨，二是康生临死时告发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光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摘自《“四人帮”兴亡》 作者：叶永烈 人民日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