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受辱先例 致习近平不管张成泽

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被处决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只在近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简短地表示“这是朝鲜内部事务”。张成泽是典型的亲华派和改革开放倡导者，中国对张成泽事件始终保持沉默，这与毛泽东时代中国对金日成清洗亲华派大胆说“不”截然不同。

除了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有分析认为，中国目前的沉默在于不愿重蹈当年毛泽东干涉朝鲜内政失败的覆辙。也有观点指出，当今的中国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并不相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中国作出决定时以毛泽东的成败为参照对象不太可能，习近平不力保张成泽另有隐情。

毛泽东一世英明搞不定金日成

上世纪50年代，朝鲜亲华派号称“延安派”，他们大多数人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是中共培训的干部，主要包括武亭、金斗奉、崔昌益。他们在1945年至1950年回国后遭到金日成的肃整。在朝鲜战争之初，金日成就利用战争对亲华派进行剔除。

金日成在1951年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手中的权力，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也被解除职务。当年8月30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朴昌玉和崔昌益被金日成开除出党。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当天即逃亡中国。朝鲜劳动党内的延安派在这次会议后为逃避清洗而纷纷跑到中国。当时中国为这些人提供了政治庇护，武亭更是被抗美援朝总指挥彭德怀接往中国。

毛泽东对金日成肃清亲华派非常头痛

苏联公开的外交资料显示，中国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苏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这一切，显然都与金日成开展党内斗争，清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亲华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

而在1956年金日成发动的“八月宗派事件”中，中国对朝鲜内斗的干预声音更大。当年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中国大使乔晓光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遭到开除、撤职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当时毛泽东派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访问朝鲜，要求金日成撤回对延安派的除名处分，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

不过中国的干预并没有取得成功。金日成虽然原则上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但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

纵然中共的尊严受到挑战，但是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在会谈中强调朝鲜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并向毛详细讲述了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阴谋颠覆朝鲜政权的性质，取得了毛的认可。毛泽东进行了事实上的让步，承认“金日成路线是正确的”。以此为契机，中国还应朝鲜要求，在1958年末撤回了朝鲜战争时出兵参战的人民解放军。在1958年11月，周恩来还为欢迎金日成访华举行国宴。

亲华派被肃清后，毛泽东竟与金日成谈笑风生

对比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大幅度干预朝鲜的内政，而在习近平时代却对张成泽事件保持沉默，有声音认为，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并不是中国现在保持中立的原因。中国包含不干涉内政条款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提出，但在1956年金日成肃清亲华派时中国的态度很坚决。

一种解释是，毛泽东干预朝鲜的失败先例，让习近平当今面对朝鲜内政时学乖。毛泽东年代，中朝刚刚经历共同抗击美国的血的经历，双方的亲密程度和中国对朝鲜内政的话语权远远超过现在，当年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家在干预朝鲜内政时已经失败，中国现在对张成泽被处死沉默以对，显然是吸取了毛的教训，不想重蹈覆辙。

习近平不保张成泽另有隐情

但是也有观察人士认为，能够认定的毛泽东干预朝鲜内部清洗失败的关键因素是金日成并没有听从中国的建议，而是继续清洗亲华派；毛泽东在莫斯科会晤金日成时低头。而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对朝展示友好的原因是干预失败后的退让，更不能说明习近平作出决定时，是以毛泽东的成败为参照对象。

2007年习近平当选国家副主席后首访的国家是朝鲜

任何的政治考量，更多的是依据国家利益来划分的。当时中苏朝同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但1957年前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国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毛泽东当年没有强行在内政清洗上对朝鲜继续干涉，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使然。金日成敢于迅速排除异己，也是看中了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的时机。不是中国无力掌控朝鲜，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不是中国与朝鲜硬碰硬的时机。

并且，当年的亲华派与如今的张成泽已经不能够相提并论，当年毛泽东之所以对金日成的肃清运动提出反对意见，在于被肃清的人都是当年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一起并肩战斗过的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认为金日成与他们都是自己的同志加兄弟。而张成泽在中国虽然人脉很广，但与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同生共死的革命友谊。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中国的外交导向是在全世界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在全世界是反帝的造反者形象。中国把被金日成肃清的对象当成是撒向世界的火种。可以说，毛泽东主导的对朝鲜党内斗争的干涉，是中国外交主导政策的体现。当这些亲华派在内斗中被金日成打败，毛泽东恢复与金日成的关系，是把金日成当成革命的新领导者。毛泽东不是根据亲华派与中国关系的远近单纯保人，而是从中国革命延烧到世界的角度出发，选择了新的代理人。

同样，今天中国在张成泽事件上保持中立，也并不是惧怕像毛泽东一样失败，而是随着中国的角色从世界革命根据地到负责任全球大国的地位转变而作出的调整。自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G2成为常态以来，中国更加注重在全球推出中国方案，在维护联合国权威、维护世界和平上作出贡献。朝鲜核问题是中国调停世界争端、展现影响力的切入口。

中国现在对朝最大的期待是保持政权的稳定，进而实现无核化。帮助张成泽与金正恩竞争权力，只会加剧朝鲜的动荡，在面临安全危机的情况下，朝鲜抱定核试验自卫的决心难以改变。这与中国的利益诉求相左。在美国对朝鲜拥核无计可施、俄罗斯仍在管窥要不要出手争夺朝核主导权的背景下，中国在张成泽被处决这件事上沉默，是给金正恩的最大定心丸，是鼓励金正恩巩固政权、融入国际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