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触政治红线 红二代秦晓书籍被下架

日前有消息表示，中共太子党、原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所著书籍已经被要求下架，正要出版的书籍也被通知停止出版。消息来源表示因为秦晓在政治观点上发表的言论与中共中央路线不合，被认为走了自由派的路线。不久前的1月6日，秦晓还在纽约举行的中国经济研讨会上发出敏感言论，称经济改革必须触发政治改革，否则导致经济改革停滞或失败。

自由派倒逼触怒中共

1月6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举行一年一度的第五届中国经济研讨会。数位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在会上讨论了中国目前进行的经济改革。现任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的秦晓表示，经济改革不能单独进行，由于政治体制没有得到任何改革，从而导致经济改革停滞或失败。这是一种不确定性。他说，他的观察是，一般来说，经济改革将触发政治改革，他希望这种改革是平顺与和平的。

秦晓

2013年11月召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其后公布的三中全会《决定》，虽然被称为“二十年来最广泛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但是几乎全部集中在经济领域，对于政治改革并未明确提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被广泛传播和讨论的“383方案”，被观察人士称为充满了浓烈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过于强调市场机制，拘泥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忽略了另一重要的因素——社会。有消息称，由于“方案未经相关部门允许提前泄露”，相关人员已就此作了纪律检查。

也有观点认为，“383”观点的出台，是自由派拥趸对中共高层改革方案的一次倒逼。以至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封杀自由派网站和自由派人士的微博。秦晓的言论，显然在中共整饬自由派言论的范围之内。

秦晓是体制内倡导普世价值的领军人物。4年前他曾在这同一场合批评政府介入市场活动的“中国模式”导致了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并认为源于17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自由、个人权利具有普世意义。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在《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一书中，秦晓用“现代性”作为理论突破口，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之下具有普遍接受性。

秦晓认为，“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国富民强”，那它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自由，权利是保障自由的权利，理性是自由思考的权利，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马克思的话说得多清楚啊，只有社会成员中的每个人获取自由，这个社会总体才能获得自由。

2010年9月，《秦晓集》系列出版，这套丛书不仅是收集秦晓二十多年来在企业管理和经济学领域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成果，更引人关注的是《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一书，直接将话题指向社会价值和社会制度领域。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

“单纯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政治改革也不可能操之过急，应该是有序推进，这个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

”2013年12月14日，秦晓在201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体大会一•中国的改革与增长——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上表示。

秦晓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一个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纲领，或者叫做“升级版的改革版”。秦晓说，经济建设道路一定程度上它必须和全面的社会治理、政治治理、文化甚至和生态联系起来，所以，这次三中全会讲到政府的目标是要推进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终上升到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

横跨政商学三界的红二代

秦晓不但是超大型国企招商局集团的前任董事长，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在中国的商界、学界颇具传奇色彩和影响力。其实，他的出生就是传奇的开始。秦晓出生在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属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圈子中的一员。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

秦晓自己也曾有过高层官职生涯。1983年，研究生毕业后的秦晓进入中南海工作，成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这段经历使秦晓有机会直接接触到改革的决策层面。此后由于突出的外语水平，秦晓被调往石油部担任国际司副司长一职，后再调去了中信公司，直至中信公司总经理。2001年，秦晓开始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肩负亚洲金融风暴重创后的企业改革重组重任。

出身于红色家庭，经历从官场到商场的转变，秦晓身上的“政治家”因素似乎从来不少。

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红色家庭的背景让秦晓自幼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他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表演，也在建国十年大庆时冲向天安门献花。他经受了大饥荒时期的困顿，也遭受了文革的迷茫和动荡。

在四中读书时期，秦晓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之后最早的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秦晓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长子)组成了四中革委会，并在后来组织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孔任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晓担任宣传部长。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后来秦晓回忆称，当时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风云突变的是，秦晓的父母随后也被打倒，在内蒙古艰苦的“上山下乡”经历，让秦晓反思了“乌托邦主义”。秦晓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秦的理想主义梦想彻底破灭，“上帝最好的学生背叛了上帝”。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两年后，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山西矿业学院读书，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和数学这些并不革命的知识。然后，他被分配到煤炭部，回到了北京。当时的秦晓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王小强等人都是当时的活跃分子。

曾有对秦晓进行专访的媒体称，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秦晓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秦晓彻底反思了大政府主义的种种弊端。在2013年6月30日，由博源基金会主办的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上，秦晓、余永定、张明、邢毓静等经济学家就“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时间表”展开了激烈争辩。秦晓质疑余永定对亚洲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秦晓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造成的。

秦晓的反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他说：现代社会的基石是由自由、个人权利、理性、正义的价值体系，民主宪政的政体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三个要素构成的。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外界称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