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分北京：用西医切除还是中医分流？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一句条，很受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一些户籍人士的厚爱。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2013年12月22日做的关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报告中谈到2014年的重点任务时就将“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列在首位。

他的关键辞是，要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

背景是这样的，近年来北京的外来人口增长很大：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增加了637万人，其中有486万人是外来人口；而2000年时的外来人口总共也才256万人。据报道，以后的十几年来，北京市人口增量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增长是由外来人口造成的。

所以“地铁涨价”、“清理群租房”、 “以业控人”等政策措施就是针对外来人口的。而至于一些急于解决城市体量剧增的官员和学者，更是直接用“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店、小食品店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低端产业的门槛，围绕服务、职能定位制定产业负面清单，严格控制人口”等行政手段迫使一些“低端”的外来务工者离开。北京的“动批”就是此政的首个例端。

其实，自2011年始，北京有关部门就开始对17类商业形态提升了审批准入的门槛，其范围涉及到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实施“以业控人”的第二年2012年，北京个体户骤降了10多万户。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当一个特大城市业已形成并不断长大时，是用西医的切除方式还是用中医的分流方式？

用切除方式，立竿见影，但适得其反——反而会引来更大的反弹。因为，清除“蚁族鼠辈”、 “五小门店”和“低端外地人”后，原本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聚集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各项资源就更加精贵了，北京的以年10%以上递进的工资就更加增速了，北京的房价就可能开始下降了。此时此际，“回流”和“新潮”将一并拍岸返京。除非动用军警设卡，否则，被取消的各类市场会重新建立，被迁拆的商品集散地会重新合成，被转移的流动人口聚集区会重新聚集，被空置的成千上万种“低端”饭碗会重新端起来。

用分流方式，建树很慢，但功绩千秋——成就京畿城市群共荣一体化。因为，以居住自由、工作自由的权利而言，以京畿的长远的良性的发展而言，有关部门在特大城市管理中不应对所谓低层人群和所谓底端工作挥斧动刀。相反，而是以市场化的均衡发展带动人口合理增长为任务、以人性化的行政导向推动市场化的人居布局为目标，有规划有部署地对北京的高质资源进行周边福浸和扩富。

直说吧，君不见，任何城市，无论是超大城市还是超小城市，都是高中低各档工种聚合、三六九各等人群合作。

将北京的人力资源自然地、市场化地分流到京畿大区，从而产生新的和强的区域竞争力，而不是降低生力和活力。小小建议：

中央机关迁回石家庄西柏坡，以红色物态振兴石家庄城市群资源；

全国人大迁到河北保定，以会议物态链接京畿高质资源；

国企总部迁到天津新区，以项目物态激活天津新区核心竞争资源；

三军总部迁到河北山区，以高科物态扩大军事首脑指挥活动资源。

以上这四大地盘都在一小时高铁、两小时高速之内相互连接，从而增大原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体量。

国务院当然要留在北京。

中南海或可分配给爱新觉罗皇族象征性地居住并划为名义上的“皇家宫廷”，每日午时12:00做皇操（与天安门升旗仪式形成“古今瞻观”），增加北京的国际性政经文旅资源，拉动北京第三产业新增营收。

禅精竭力地设法把外地人赶出北京，也就等同千方百计地抓紧把城市化带来的繁荣和便利赶出首都。用怎样的方式来决定哪些批发市场和人群该留、哪些商品集散地和人群该离开、哪种动迁政策和方式更有人性和效率？常识告诉我们，还是用善政和市场化的方式好。那种继续持OUT的减法+减法=“保守官僚行政观”落伍了，不要让外来移民对北京心怀愤懑。

向上吧，城市行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