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是稻草人 投奔延安女学生沉浮录

北京东总布胡同的一幢老房子里，冯兰瑞独自度过了离开李昌后的三年，生命早已越过九十的门槛。

她的老年支气管炎症慢慢加重，过一会就要搜着喉咙咳上好一阵，再对着一个塑料小杯吐出勉力咳出的痰。咳嗽过后，保姆拿来一个近似鼠标的小盒子，对着鼻息捏上两下，据说是一种进口药。吸氧是每天上午的例行功课。

李昌辞世，几个工作人员也随之离开，不再有一溜板房里传来的走动、打电话和复印机声音，院子变得更加寂静。冯兰瑞常常听见自己的呼吸。

变得寂静的还有这个世界。一个一个的熟人走了，从早年的胡耀邦到胡乔木、许立群，从王若水到朱厚泽、李慎之。最近一个离开的是于光远。

2013年10月于光远去世，患风湿的冯兰瑞坐轮椅参加了遗体告别和追思会，在博客上发表了怀念文章。对这篇“点到为止”的博文，冯兰瑞并不满意。对于于光远，冯兰瑞不仅有长年的朋友之情，更有理论上的相互提携之义。

这正是冯兰瑞和前述多位逝者的关系，革命情谊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思想折冲则发端于“文革”后期。改革开放初期，这些理论界的一时之选掀起的思想和政治论争中，冯兰瑞的身影隐显其间，取舍判然，与恪守正统的胡乔木、许立群和邓力群一端渐行渐远，而与另一端休戚与共，日渐厕身“两头真”群体，又是这个群体中唯一的女性。于光远去世后，冯兰瑞和杜润生、李锐等人成为仅存的“一二·九”一代思想者。

（“一二·九”一代，左起：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

在东总布胡同堆积了太多时光和书籍的老屋中，语言和呼吸一起变得含混不清。透明的白发之下，面容早已失去当年奔赴延安时的红润，臃肿迟钝的形体，像是失去了水分的稻草人。

但在退化的外表和气管功能之下，思想依旧清晰。墙上和李昌的早年合影，淹没在满壁满架的书籍中，其中有两卷《冯兰瑞经济论文选》，收入了她在“理论界拨乱反正”之初引发风波的“社会主义阶段论”著名文章，以及上世纪末研究下岗问题的获奖论文。最近一本文集，面世于九十岁那年。堆满茶几的期刊杂志顶端，放着她晚年一直措意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期刊。

李昌去世那年，冯兰瑞的李昌遗孀身份一度引人注目，这似乎是她那一代革命女性们的某种宿命。比起为政治风霜磨蚀的男性，她们更为沉默隐忍的生命，往往存续到了另一个时代。北京城区在拆迁利齿前保留下来的四合院里，时而隐居着一位耄耋以致期颐之年的女性，她们在身处高位的男主人去世后，以夫人身份保留着使用四合院的权利，也成为儿孙们的某种福利。冯兰瑞也是这群女性中的一位。

但和身边多数叛逆旧家庭，奔赴延安又在窑洞中成为“夫人族”的“娜拉”不同，冯兰瑞不止是“李昌夫人”。她盼望的结局，不是尾随丈夫进入八宝山按级别分室存放，而是像挚友王若水那样，在病床之上仍然保持清醒，思索民主与自由之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终极疑问。

● 革命与爱情

1920年，冯兰瑞生在贵阳的一个中等人家，童年是在外祖父家的大花园里度过的，六舅谢凡生给了她终生的影响。

谢凡生少年受“五四”流风涤荡，从花园中叛逆，1931年去上海求学，加入地下党活动，随即被捕关押于提篮桥监狱。在狱中，年纪小的谢凡生屡次奉命在放风时插科打诨，故意冲撞看守，掩护狱中党支部接头，遭到印度看守忌恨责打，被关入潮湿的禁闭室，导致右腿和左手中指骨结核残废。谢凡生在狱中入党，垂危之际却靠亲戚贿赂监狱和法院保出就医，送回贵阳。

冯兰瑞再见他的时候，眼前的六舅只剩下一条腿，架着双拐，苍老瘦削，完全变了一个人。旧日娴熟的小提琴，也因为缺了中指不能再亲近，被扔进了黄浦江。冯兰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少了一条腿的六舅，并没有成为冯兰瑞人生路上的警示牌，倒做了指路标。在谢凡生的熏陶之下，冯兰瑞加入了地下读书会。身为地下党员的领头人被捕后，冯兰瑞将自己的五块零花钱托人送入监狱。在校园里，冯兰瑞听到了“一二·九”的消息，在壁报上写短文响应。因为两次参加学潮被学校除名或退学，冯兰瑞随父母迁往重庆求学。

在重庆的淑德女中，冯兰瑞再次惹出风波。在一次圣诞节全市教会学校会演上，冯兰瑞被指派扮演穿红衣的小天使。冯兰瑞每次都参加排练，却在会演时溜掉，使演出冷场。

晚年冯兰瑞回忆说，“我是成心如此。我是唯物论者，从来不信宗教，更不会去扮演小天使。”

从上帝面前溜走的冯兰瑞，投入革命怀抱，在1938年入党。冯兰瑞的工作是在少年团十四五岁的小孩中发展党员，她发展了三个，包括自己的大弟弟，但年龄太小都各奔东西。

重庆大轰炸期间，冯兰瑞为躲风头在北碚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里任教，一年后乘一条载满了肥猪的贩运船逃脱追捕，前往延安。六舅谢凡生此时也提出了赴延安的要求，却由于缺少一条腿被八路军办事处拒绝。

到延安之初的冯兰瑞，先后在青年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工作，意外地卷入了革命队伍中的恋爱风波。

北碚时期，冯兰瑞和来自北方的“一二·九”学生干部魏东明结婚，婚后收到了来自延安的魏东明旧女友的贺诗。到了延安之后，冯兰瑞和这位女友分到同一单位，不料魏东明与其旧情复燃。在近年自印的文集中，冯兰瑞披露了其姓名——韦君宜。

冯兰瑞回忆，事出突然，有天韦君宜忽然来到冯兰瑞宿舍，开口说魏东明是她初恋爱人，现在仍然爱她，他们应当结合，而冯兰瑞应该与魏东明离婚。怀有身孕的冯兰瑞深为震惊。此后冯兰瑞因待产在中央医院住院，陷入绝望，一度想到轻生。求助于组织后，韦君宜被调往绥德。

就在冯兰瑞怀孕和生产期间，魏、韦二人已重陷热恋。

出于组织压力，韦君宜和魏东明并未结婚。实际上，魏东明此时已是韦君宜第三任男友。当年韦、魏分离后，韦君宜的爱人孙世实死于日机轰炸，以后又和第一任丈夫苏展离婚。此次恋爱风波后，调往绥德的韦君宜很快同杨述结婚，杨述是韦君宜在重庆时的第一位领导人。而冯兰瑞和魏东明也感情破裂，终究离异。出生不久的女儿在此期间患百日咳死亡。

这段公案像当时延河边的许多感情纠葛一样归于沉寂，却在世纪之交意外重现。名动一时的《思痛录》中，韦君宜隐晦涉及这段往事，称当时好几对夫妇由于抢救运动离异，都是因为其中一方听党的话，认定另一方是特务，举例说“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全是如此”。书中还具体地描写了魏东明的妻子（即冯兰瑞）“经别人说服，承认了自己是‘不自觉的特务’，去劝说魏“我都是特务了，你还不是特务？”魏东明只能苦笑。”

耐人寻味的是，在1998年初版的《思痛录》中，并未对以上诸人指名道姓，对魏东明也化名“杨明生”。到了2003年的《思痛录·露沙的路》合并修订版，却坐实了前述内容。显然，由于在此期间出版的《冯兰瑞传》提到了导致冯婚姻感情变故的“一位才女”，虽未曾具名，却加深了当年恩怨。

冯兰瑞称，自己和魏东明、韦君宜之间的感情纠葛，和当时的抢救运动毫无关系，与李锐、范元甄的例子并不相同。黄华和王龙宝分手也缘于第三者。即使在李、范的例子中，虽有李锐被“抢救”的政治压力，也不能掩盖第三者邓力群插足的实质。

在政治的背景下，感情的是非变得复杂，却清晰地透露出革命与爱情、家庭之间的天平失衡。

冯兰瑞对抗战之初发生在延安的一起“血色浪漫”悲剧印象很深。奔赴延安的女学生刘茜，因为与一位青年学生和一位长征干部黄克功同时谈恋爱，以后拒绝黄克功，被后者在延河边手枪击毙。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在领袖干预下，后者最终被枪毙。与冯兰瑞同乡又同居一孔窑洞的谌曼丽（别名谌曼里），由于移情新人，被从前的丈夫陈振球持刀划伤了手臂，最近在港出版的萧军《延安日记》提及了这一“桃色案件”。

冯兰瑞没有经历流血悲剧，却仍旧尝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情感苦涩。在孤单的病榻上，离家叛逆的她，写下了“今日始知慈母忧，天涯涕泪自交流”的诗句。

在延安，男女比例失调最高达到30:1的情形下，女性既是异性注目的焦点，又容易成为牺牲品。延安初期“杯水主义”和“革命+恋爱”的流行模式，曾经是一种自发的调剂方式，也成为吸引知识青年的“乌托邦”幻景。但随着政权等级制度的确立，恋爱、婚姻逐渐演变为整风运动后的组织安排和级别待遇，不少知识女青年被动地嫁给长征老干部，往往因毫无共同语言而婚姻不幸。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自由恋爱的冯兰瑞和韦君宜，以致范元甄，还算是革命队伍中的幸运者。

冯兰瑞回忆，在延安生活的另一大困境，是女同志不敢生孩子，“没法养”。一旦有了孩子的拖累，意味着在革命行伍中掉队。李锐和范元甄感情的破裂，直接原因是抚养孩子的困难。堕胎成为一个普遍选择，范元甄去医院堕胎需要排队。在她与李锐的延安时期通信中，充斥了对怀孕的恐惧和女人们堕胎的记载。冯兰瑞和范元甄一样经历了新生儿夭折的伤痛。

萧军的《延安日记》，侧面披露了冯兰瑞感情受挫的情态。萧军曾和冯兰瑞谈到“汇报”（可能指冯兰瑞向组织上汇报了与魏、韦的感情纠纷）之事，几乎弄得很僵，事后自责，“她是个正度着麻痹的陷在深沉苦痛生活中的女人，我不应和她多开玩笑，这会伤害了她的心。”

和魏东明离异后，冯兰瑞前往晋察冀，在一次舞会上重逢了青委时的领导、“一二·九”学生干部李昌，二人经组织批准结婚。冯兰瑞回忆，在二人交往期间，“领导干部”李昌的警卫员总是忠实地把守在窑洞门外，让冯兰瑞颇为尴尬。

● 窑洞里的阴影

在中央青委工作期间，冯兰瑞曾经被许立群邀请，为当时张贴在大砭沟口的“轻骑队”墙报撰文。冯兰瑞自认资历尚浅没有答应。这使她无意中避免了某种政治阴影。

“轻骑队”由青委同人创办，当时在墙报上发表文章的，除了著名的丁玲和王实味，还包括了于光远和李锐、许立群等人。这些人以后大多被隔离“抢救”，于光远成为“特嫌”，李锐关入保安处黑窑。李昌因为对学生运动的认识与官方口径发生冲突，下放任山西兴县县委书记。

调到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之后，冯兰瑞的同事中增添了王实味。当时王实味尚未何等出名，喜爱韵文的冯兰瑞却对他《野百合花》中的一些警句过目能诵，譬如“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且对延安的等级制度颇有同感。

1942年3月底《解放日报》座谈会上，冯兰瑞从到场讲话的毛泽东口里，听到了对于王实味、丁玲等人“平均主义”言论的批评。毛泽东开场就翘起两只大拇指声称，他自己穿斜纹布吊口袋，晚上看书用两根洋蜡。毛在文章中还用“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比喻对延安现实批评的知识分子。

“他的口气当时让我很不舒服。”冯兰瑞回忆说，问题不在于毛泽东本人穿斜纹布衣服和用洋蜡，没有人会计较这个，“但他对知识分子太挖苦了。”毛泽东的语气，使她产生一种不祥的担忧。在场的李锐也有类似不快感受。

不久之后，整风运动开始，王实味成为批判和“抢救”的对象。此时的冯兰瑞自己，由于在大鱼遍布的中央研究院很不起眼，并且新来不熟悉环境，只是随大流参加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坐着小马扎和布垫子听批斗坦白，“参加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央党校的大会上，冯兰瑞看到了台上低头受批判的王实味，但并没想到他以后的遭遇。

冯兰瑞已分居的丈夫魏东明，被打成“托派分子”，冯兰瑞被要求在大会上揭发。但冯兰瑞作证称未发现魏有“托派”言行。冯兰瑞在重庆时的上级郑代巩，被打成特务后自杀。韦君宜的丈夫杨述被打成“特嫌”，受到牵连驱逐的韦君宜写下了“十年意气凭谁尽，补罅文章付笑谈”的自伤之句。冯兰瑞的终身密友王丹一同艾思奇结婚的当夜，艾思奇就被组织隔离审查，王丹一独守空房一夜后也被隔离，接受一年“抢救”。

“抢救”的网格终于也套到了冯兰瑞这条“小鱼”头上，杨述的“特务”嫌疑牵连了她。她被支部书记要求写自白材料。几天之后，冯兰瑞被通知参加大会，心中忐忑，意外地在会上目睹毛泽东宣布抢救运动搞错了，并举手敬礼向在场者道歉。这一场景，又使在台下的冯兰瑞感到“毛主席真是伟大。”

甄别开始后，冯兰瑞还承担了审干复查任务，四处外调，替一个“托派分子”李又常解脱了嫌疑。但同窑的小姐妹谌曼丽，则在冯兰瑞心中永留遗憾。

谌曼丽才貌双全，个性活泼，擅唱京剧，是某个版本的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父亲是周恩来同学，被周收为义女。抢救运动中，谌曼丽被树为党校的典型，在大会上坦白自己如何“被后母强迫勾引别人，并当了女特务”。在台下的冯兰瑞听得瞠目结舌，却又不能不相信，为她的“受后母虐待”流下泪水。晚上，辗转难眠的两人时常听见山下吉普车疾驰而过，知道又有人被抓，却不知抓人者是否会前来自己的窑洞。

抢救运动中，谌曼丽与丈夫陈振球关系破裂离婚，孩子也送给老乡。1946年，大部分被甄别“解放”的干部都离开延安，冯兰瑞也到了晋察冀，谌曼丽却滞留延安。以后冯兰瑞从艾青口中得知，谌曼丽在1945年底一次暴雨引发的窑洞垮塌事故中遇难，年仅23岁。

对于活泼可爱的谌曼丽不幸遇难，当时也滞留延安的萧军甚为惋惜。他曾在日记中描述谌曼丽“爱玩，爱漂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心情”，言下甚为顾惜。一向不动感情的他在追悼会上失声痛哭。萧军披露，谌曼丽未能离开延安的原因是：等待甄别结论。

● 革命的稻草人

解放之初，从苏联访问归国的冯兰瑞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父亲在贵州的“镇反”中被处决了。

冯兰瑞的父亲是民国法政学堂毕业生，解放前夕曾当过县长。这份履历，让他在新政权之下至于灭顶。冯兰瑞回忆，解放之初，贵州农村打杀之风剧烈，父亲跑到贵阳向新政府投诚，仍旧被县上的农民抓回去处死。

根据学者杨奎松的研究，在贵州的“镇反”中，全省81个县的县长无论投诚、起义或俘获，为了凑够镇压数字全部被处决。贵州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要求杀掉人口的千分之三，大大超出全国比例。

当时冯兰瑞只好相信“党的政策不会错”。1953年，冯母到北京，提及父亲死于非命，冯兰瑞安慰母亲说，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过去的事就不要多想了。”在镇反风潮中，李昌一个兄弟也被枪毙，另一个坐牢，身居高位的李昌无从过问。

冯兰瑞和李昌的态度，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选择。李锐的直系亲属中，有多人在大革命中被苏维埃杀掉，以至于延安抢救时谣传李锐“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1949年李锐向“地主婆”老母下跪，竟然遭到妻子痛斥。在革命的集体队形中，这些当初的热血男女，已经成为不能有自己情感的稻草人。

冯兰瑞的六舅谢凡生，身为地下党贵阳县委书记，奉命以开药庄掩护组织活动，亦在镇反中被打成特务和地主，原因是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刊登自首启事。冯兰瑞对于这位昔年的革命领路人变身敌特，甚为震惊，却又不能不信组织的结论，“相信他是变节了”。从此冯兰瑞中断与谢凡生联系，回乡探亲是亦未去看望。

直到“文革”结束，冯兰瑞才得知真相，开始帮助谢凡生平反。以后得知，谢凡生身遭冤狱之后，下放农场劳动，以手脚残废之肢体，多年承担烧锅炉之繁重劳役。在平反的周折中，昔日谢凡生的同志，虽身居贵省中枢，却无一人愿意出面澄清真相，更使冯兰瑞齿冷，并深感自责。

反右运动中，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的冯兰瑞，不同意把对保密制度提意见的讲师尹缙瑞划为右派，在党总支会议上独持异议，却只有一票，左右不了集体决定。尹缙瑞戴帽下放，冯兰瑞的档案里也被记入了“右倾”鉴定，成为她“文革”中受批斗的把柄。

“文革”祸起，外交部系统的对外文委造反势头猛烈，任对外文委书记的李昌被打成彭真的“黑帮”，冯兰瑞和李昌一起被集中“劳改”。以后李昌更两次被哈工大造反派揪回哈尔滨批斗，第二次冯兰瑞陪绑，一到哈尔滨就被隔离，只能在广播里听见李昌被拳打脚踢，和在陪斗时和李昌一样动辄数小时“喷气式”。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回京前夕，李昌被批斗完下台时，被人从后面一脚踢下楼梯，前额碰了一个大口，险些丧命。先期被押回北京的冯兰瑞见到他时，李昌头缠绷带，鼻青脸肿，“像个被俘的国民党伤兵。”

冯兰瑞自己也受到以前所在的教研室批斗，一次被人用钢丝绳一甩，本能地一躲，鼻尖划出口子。有人将她推倒在地，又扯着头发揪起来，头发落了一大把。批斗结束后，冯兰瑞将这些属于自己的头发拣拾起来，放在自己的“黑帮”牌子上作为“纪念”。

在哈工大期间，李昌被两派造反派抢夺，争相批斗以显示革命性。有一次，一派失手，懊恼之下索性让冯兰瑞上场，交给她一个稻草扎的人，挂着“黑帮李昌”的大牌子。造反派命令冯兰瑞抱住稻草人游街，十几名校领导的真身陪斗，沿途呐喊“打倒”，围观小孩向怀抱稻草人的冯兰瑞身上吐口水。

到了哈工大主楼下，空地上搭着一个架子，悬着绳子，造反派将稻草人悬吊起来，呼喊“火烧李昌”“油炸李昌”，随即架子上的稻草人被点着燃烧，熊熊大火照彻了夜色，情景荒诞又可怖。

望着稻草人燃烧又熄灭的冯兰瑞，眼前似乎闪回重庆大轰炸的炽烈和延安窑洞里的昏暗，不知自己如何生于斯世，长为斯人。悬在架子上被烧掉的稻草人，似乎真是另一个李昌和她自己，被革命的材料制成，又被革命的烈火吞噬。存留在世上的冯兰瑞，只剩一个浑身唾沫的躯壳，需要洗涤和寻求灵魂。

● 思想的新绿

离开延安之后直到1973年，冯兰瑞的人生和多数“夫人族”一样，像一颗小行星，围绕着丈夫的仕宦职位转动。

与李昌结婚前后，冯兰瑞当过《晋察冀日报》编辑，又在子弟学校教书。建国后，李昌南下上海，冯兰瑞也随之到沪创办《青年报》，不久接去孩子。李昌调任团中央书记，冯兰瑞又带着孩子回京，调《中国青年报》工作；1953年李昌调往哈工大任校长兼书记，冯兰瑞又随同前往，任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在哈尔滨度过11年。以后李昌调任对外文委书记，冯兰瑞也回到北京，在对外文委政策研究室任职。

但冯兰瑞不想仅仅做一个夫人。在哈工大期间，学校想让她教授党史课，她却想学经济。为此34岁的冯兰瑞带着孩子到北京，在中央党校进修两年，学习苏联式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和于光远、许立群等人接上了关系。1957年，冯兰瑞参与了于光远主持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认识了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踏上了经济学的第一级台阶。

1973年，经历了“文革”的播迁，冯兰瑞与于光远重逢，参与编辑书籍，1975年调入于光远参与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踏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门槛。

和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一样，政研室精英荟萃，冯兰瑞资历菲薄。但和延安时期不一样，冯兰瑞以初生之势，厕身论争前沿。1979年，冯兰瑞于苏绍智合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引发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提出，中国社会的现实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引起了当时的理论权威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注意。两人都是冯兰瑞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期的故人，此时却因观念之争分道扬镳。在胡乔木坚持下，中宣部召开两次会议部署批判“阶段论”，及在社会院开会布置批判“阶段”一文，并且不许当事人反批评。由于时值张志新遇害前被割喉管的事迹刚刚报道，“阶段论”受批判被人称为“文革后理论界第一起割喉事件”。

在中宣部的会议上，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的意外发声，让批判嘎然冷场。王若水引述一篇《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证明，“阶段论”早已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而该文是经胡乔木本人审定和邓小平点头发表的。批判会就此冷场，胡乔木事后也做了道歉。王若水与冯兰瑞也就此订交，成为后半生的思想知己。

以后“不发达阶段论”被于光远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入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经过一再向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争取，最终被十三大政治报告确认，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心指导思想。2008年，《炎黄春秋》发表的于光远回忆文章，确认了冯兰瑞、苏绍智对于这一关键理论问题的开创之功。

与冯兰瑞相识始于1940年的李锐曾说，“我常感到，当年从大后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够像冯兰瑞这样，决不向‘左’的权势弯腰，在学术上获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1999年冯兰瑞出版两卷经济学论文选时，于光远“破例”作序，开头就说明，他“一般是不给别人的书写序的，对冯兰瑞则是例外。”于光远披露，冯兰瑞的理论创见除“阶段论”外，还包括“劳动力是商品”和“股份制”。

“阶段论”风波前后，冯兰瑞一直经历着“文革”后理论界的波澜起伏，本人履历亦随之辗转浮沉。

1975年政研室成立后不久，在邓小平受批判期间，戴上了“邓记谣言制造公司”的帽子，险些被撤销，幸亏政局变化被保留下来，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1979年，存世四年的国务院研究室终究被撤并入中办研究室，冯兰瑞不愿前往，调往于光远任所长的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任党委书记。到任时，由于拒绝“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冯兰瑞失去了晋升正局级、离休后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机会。

1983年的整党风波中，马列所成为重点单位，一时面临撤销之虞。冯兰瑞从前发表的“阶段论”一文，再次成为把柄。经过她和苏绍智努力争取，得到胡耀邦支持，马列所被保住。但在1987年和1989年，马列所又两次在政治风波中险些被撤销，逐渐失去了决策层的“智囊”地位。冯兰瑞也在第二次的撤销危机中离休。

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理论界，198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冯兰瑞的学术至交王若水、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好友朱厚泽随同胡耀邦去职，学术领路人于光远也在中顾委“生活会”上遭遇批判。于光远被批判的重点是提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所谓支持“一切向钱看”，批判的一个理由则是，他将挂靠社科院的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变成了自留地”，将《经济学周报》变成了他的喉舌，脱离党的领导。

会议材料传达下来，引发了身为经团联秘书长的冯兰瑞抗议。她写信给社科院、中宣部和中顾委，为于光远辩护，反对抹黑经团联和《经济学周报》。以后在经团联党员负责人会议上，冯兰瑞又再度抗议。冯兰瑞的态度，被中顾委写入了给中央的报告。

1989年4月，冯兰瑞和李昌一起，送走了两人的亲密朋友胡耀邦。两年后的“治理整顿”中，冯兰瑞担任秘书长的经团联也由于失去挂靠单位而夭折。李昌与李锐、于光远、杜润生几位中顾委委员在清查中被“暂缓登记”党员资格，冯兰瑞则到1991年底才获准登记。

整个1980年代的理论界“左、右”论争中，冯兰瑞和她的学术同道、直至保护他们的中央领导人逐次震荡出局，却为即将到来的市场经济做了稳固的铺垫，虽败犹胜，显示出中国现实的悖谬和玄机。

赋闲之后的冯兰瑞，着力于中国劳动力和社会保障研究，调查下岗工人状况，思想则和其它“两头真”老人一样，逐次转向宪政。2002年，修宪风声盛传，冯兰瑞发表了恢复居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修改宪法建议”，次年6月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保护私有财产及修宪研讨会”，与江平、朱厚泽比邻座谈，提交了“从SARS危机看宪政建设”的论文。这次会议不久就和在北京召开的“西山会议”一起受到批判。

2006年，“左派”代表人物邓力群出版了自传，宣称“还历史本来面目”，文中称马列所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且称自己是胡耀邦提议当上中宣部长。冯兰瑞撰文《五问邓力群》逐条批驳。这位延安故人、又是“文革”后期“拥邓复出”的同事，此时完全走到了冯兰瑞思想和人生的对立面。

2008年，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提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理论。在随后的研讨会中，冯兰瑞欢迎谢韬的思想之余，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固有传统，而是修正。中国要走民主宪政道路，没有必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理论根据。这篇比多数“两头真”老人走得更远的发言，收入了冯兰瑞九十岁时自印的《新绿集》，书名来自于冯兰瑞胞弟的祝寿诗句“时有新绿照黄昏”。

眼下，在东总布胡同宁静的老屋中，嗅不到丝毫的暮年守旧气味，却有从沉郁的人生阅历中孕育出的一点新绿。这位从延安的窑洞中一路行来的女性，再也不只是革命的稻草人。

主要参考文献：

《一蓑烟雨任平生——冯兰瑞传》袁晞著，气象出版社，1999

《新绿集》冯兰瑞自印文集，2010

《思痛录》韦君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思痛录露沙的路》韦君宜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延安日记1940-1945》萧军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朱鸿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通信集》李南央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