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北大辱邵华 “你妈是政治骗子”

7月25日下午，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我的女儿二林打电话问黄秘书（黄正在北大工作组办公室同张承先同志谈事）：学校里的大喇叭广播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到北大开会，听两派意见，问小黄是否知道。黄秘书完全不知道。张承先同志也不知道。我正在钓鱼台开会，也完全不知道。

我和吴德、陶鲁笳赶快开会商量，确定新市委赶快要去人。那时我们已知道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亲自做清华学生贺鹏飞（贺龙之子）的工作。

晚上，我和陶鲁笳赶到北京大学东操场。在会场边有个房子是室内体育馆。江青走到里屋，康生在外屋坐着，我就问他：“今天是开什么会？”康生说：“我也不知道。”

等一开会我就完全明白了，他讲的是假话。

我们进会场时经过一个月亮门，见到二林站在人群中，她向我打了一个招呼。当时北大对工作组发生很大的争论，二林和同学们在7月20日贴出大字报，提的口号是“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人家要挖这张大字报的黑后台，我没有和她多讲话。

各大区的书记也在主席台上就座。我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江青、康生等人的讲话。江青主持会议。康生说：“我们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向大家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几位同志：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张春桥同志，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他还介绍了几位大区书记，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曹轶欧（这位是他的“贤内助”）。

然后江青讲话，她说：“毛主席让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同学，

教职员，如果需要我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是革命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儿，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你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

随后康生讲话：“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倾向性十分明确，富有煽动性。

我没有讲话，坐在后排，低着头想事情。这时我的脑子完全乱了，气很大：这么大的会，文革小组亲自搞，谁给你们的权力！我们是中央任命的。康生你这是做啥？！偷偷摸摸！工作组是我们派的？我感到这个人耍两面派。难道陈伯带领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也是北京市委派的？在北大，除了张承先工作组之外，实际上比这个工作组去得早的不也有一个曹轶欧的工作组吗？那又是谁派的呢？我也没有听清楚他们在会上再讲些什么。

学校两派辩论，“保”的意见多，保工作组的一派发言时，康生插话批评。下面递条子：“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康生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

下雨了，会议没有开完就散了。

7月26日晚上接着开，仍是江青主持。

北大附中的一位同学讲话，她是反工作组的，她的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保工作组的也有几位同学讲了话，但是讲得比较软。其他保工作组的都未上台发言。

陈伯达讲话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然后宣布：“我们赞成大家的意见，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实际上工作组是压制同学革命的盖子，我们建议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第二个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师生代表会，这是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这个小组成员、委员会成员、代表会代表，不能由人指定，而应由民主选举。”最后他说：“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党代表怎么才能代表党的领导？就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同学们说‘6．18’事件就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群众来斗争牛鬼蛇神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妥当的。”他借群众之口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江青讲话装腔作势：“毛主席没有来。但是同学每张纸条，每个意见他都看。你们看，我这不是装了一包吗？”

中央文革小组的倾向引起保工作组的同学的不满，递条子：“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康生说：“有个同学递条子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的就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鼓掌呢？”

会开到11点，江青讲话，说到北大来了四趟。讲着讲着突然说：“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特务搞到我家里来了。张少华在不在？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她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张少华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她边说边哭。张少华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说。据说张少华赶快离开了学校。

江青把干部子弟骂了一顿，然后又点了历史系的教师郝斌，说郝斌“坚决执行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围攻李讷（江的女儿）”；然后就批工作组，点了张承先、吴振声（教育部的干部）的名字。她说：“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这4年，我在文艺界工作，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最后康生做总结，他说，我们小组组长陈伯达已回答了昨天他提出的三个问题。他说：“我认为，张承先工作最大的错误有两个：第一，50天来，不是真正的教育同志们，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整个北大革命师生搞。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50天来，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革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工作组代替进行的，不是真正放手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都会前进，都会胜利。有的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要大家学习“九评”。从那以后，50天的错误就成了一个定论。

在这个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罢了张承先工作组组长的官。

我的脑子完全乱了，十分生气。宣布工作组犯了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错误，事先也不打个招呼，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是什么民主？！他们讲的话有些我也没有听见。

会快开完时，江青走近我问：“你讲不讲？”

我说：“我不讲。”我已很清楚，这样搞矛头是对着我们的。

江青又说：“你讲讲吧。”

我仍坚持：“我不讲了。”

江青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就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她带头鼓掌。这毫无道理。

我完全没有准备，讲得很乱：“工作组在你们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奉陪到底”这句话等于和文革小组对上了。他们记住这句话，并怀恨在心。3年多后的1970年在华北会议上和我算帐，又提出这句话。江青他们对“奉陪到底”之所以这样牢牢记住，其根源就是我在许多问题上同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如支持不支持聂元梓的问题；派工作组的问题；要不要党的领导，依靠不依靠党团组织；该不该讲八项政策；斗不斗黑帮；该不该保留原北京市委的三位书记；对清华造反派蒯大富是支持还是镇压，等等。

过了两天，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学生大会上，江青接见一位北大学生时，怒气冲冲地说：“李雪峰算老几，我只要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他捅倒！”果然过了十几天，8月16日我被罢了官。

7月27日，江青、康生带文革小组到北京师范大学。这次连听同学意见的形式也不要了。康生说：“首先，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余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他实际上宣布打倒孙友余。

江青讲得就更明确了：“工作组是石头，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她点了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名字，说他们在同学中制造分裂，号召同学们斗争他们。还说：“你们同学要求撤消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中央还没有宣布，她就向群众公开了。

康生在讲话中宣称彭真2月底3月初要搞政变，宣布为反工作组的谭厚兰平反。他说：“孙友余别有用心地说：‘林杰（北师大毕业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要整左派学生，林杰后头是关锋，关锋后头是陈伯达，关锋后头还有一条黑线’……我们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黑线？”

康生派关锋亲自抓林杰、谭厚兰。市委分工由吴德联系北师大。吴德讲话做事谨慎，康生认为吴德态度好些。后来吴德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在7月26日前后，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地质学院要斗薄一波。吴德请示总理后，去了地质学院，为的是说服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一去就被人家包围了，成了笼中鸟。实际上人家早就准备好了。

当时大家都不清楚，少奇糊涂，小平也糊涂。小平见了我说：“苦了雪峰了。”少奇说：“批批也好，是个锻炼。”我心里真为他们担心。但我们见了面也不敢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