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风来：面对灰色雾霾 他们无处可逃

被2月的雾霾吞噬132个小时后，在帝都生活的人如迷途小兽一般神经脆弱，因为他们无法逃避在雾霾的胃里被慢慢消化。等风来吹散雾霾，是人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奚建军，艺术家，在英国伦敦生活，两个月回京一次。他说这样的天气会让他感觉到恐惧。他认为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政府现在还拿北京的环境状况和伦敦一百年前相比，这并不合理。真希望雾霾像广场上的纪念碑一样成为历史，但又不确定何时会实现。（注：未特别标注的照片均为吴家翔摄）

IVY，空姐，她刚从外地飞回北京，因为重度雾霾导致能见度下降，飞机延误了一个小时才到达首都机场。平时她也飞国际航线，她说外国的城市总是空气质量很好，但回到北京却遇到雾霾，觉得呼吸不畅。她皮肤容易过敏，所以在北京时经常戴着口罩。

Felix, 德国人，2012年夏天来京，是一家西餐厅的经理。他的家乡空气质量非常好，来京之后，他才知道原来空气污染可以严重到被看见、甚至被闻到。他听说中国政府在试图通过减少车辆和治理周边工厂来改善空气，但是感觉还没奏效。现在他已经慢慢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在污染程度一般的时候他都不戴口罩，他说“不戴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戴了反而时时刻刻就意识到自己在污染之中”。拍照时“大裤衩”离他不足百米。

陶靓，24岁，2014年2月26日在PM2.5飚到爆表的时候从上海搬来北京。上飞机之前就嘱咐朋友给她带3M的口罩。一下飞机，她说北京真是一个有“味道”的城市，还没降落都能闻到类似鞭炮的味道，感觉到深深的“年味”。出发前她发了一条朋友圈“很好，一大波立体环绕的有毒气体在等我去吸收，如果我多吸一点，就能少一点，那该多好。难道有毒气体，也是守恒的？”

2014年2月25日，北京市空气污染指数达到475，从香山山顶俯瞰北京城，只有一片灰白。能见度几乎为0。

小杨（右）和小王（左）都是来自黑龙江的姑娘，她们从事园林设计工作。因为北京机会多，她们在2010年选择来到这里工作，但雾霾的状况已经让她们开始考虑离开这个城市。小杨觉得没有什么改变现状的途径，因为周边省的大型工业企业不可能关停。尽管对现状感到绝望，也明白口罩作用有限，她出门的时候还是带着两层口罩。

S，金融行业从业者，他说能感觉到这几年空气质量在明显恶化，但不会因为雾霾的原因离开北京。2月26日下午，北京市空气污染指数达到533。

杨大姐，河北衡水人，先生是北京人，于是在1990年结婚的时候搬了过来。她目前做物业方面的工作，一部分工作需要在室外进行，单位这一两年开始每个季度发口罩。现在每次雾霾她都觉得喘不过气，原来喜欢出来散步，现在也都不怎么出门了。（肖慕漪/摄）

VAN，影视工作者，北京人，他认为2013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恶化。他有慢性咽炎，并且认为这和北京的天气有关，在雾霾程度严重的时候，妈妈会督促他出门时戴上口罩。没有雾霾的时候，他会选择地铁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是当雾霾严重的时候，他就只能开车了。

李阿姨，老家内蒙古，于1990年来北京。她气管不好，所以空气质量差一点都必须戴口罩出行。李阿姨喜欢遛弯，但是雾霾开始以后，便纠结于要不要出门了；又想起新闻里说“室内空气也一样不好”，所以觉得还不如出来锻炼一下身体。她时常跟朋友念叨着想“移民”到干净的小地方。（肖慕漪/摄）

肖慕漪，23岁，摄影记者。来京四年，最初对北京常年晴空万里的好印象现在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工作需要她经常待在室外，咽喉炎因此变本加厉。身体因雾霾患病的时候一下子觉得活得很悲哀。假期回到家乡武汉，发现情况也差不多糟糕，简直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