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总统：中国基层是地道的民主选举

原标题：听卡特聊中美关系那些事

编者按：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如今，在任上促成中美建交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已经年届九十。2月下旬，南方周末记者到访佐治亚州的平原镇，和这位老人一起追忆往昔似水流年。

南方周末：1949年4月你作为海军军官到过青岛沿岸，你在日记里写道你从此就迷上了中国。中国有哪些地方吸引你？

卡特：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叔叔、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曾在中国服役，他给我寄信和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对中国很感兴趣。后来我也加入海军，并驾驶潜艇去了中国。等我从海上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了，而且刚好在我的生日这一天。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长25岁，所以邓小平总说我后来决定与中国建交是命中注定。我对中国的远古和现代历史都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我关心中国人的生活状况。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你上台时的中美关系？

卡特：我竞选总统时，没人建议我和中国建交。因为当时美国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大部分还认为台湾（指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他们排斥“红色中国”、“共产主义中国”以及“刚和美国发生过冲突的中国”。尽管前总统尼克松（共和党）1972年访华并接受了“一个中国”的说法，但他没有明确说是哪一个，共和党内此后也不想继续跟进。我当选前读了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也留意了一些美国领导人，特别是乔治·马歇尔的观点，从而下决心与中国建交。

每个月至少有两个周日，卡特都会在教堂礼拜之前花45分钟讲经。礼拜结束后，他还会和到访者合影留念。 （南方周末记者 刘子哲/图）

南方周末：1977年8月国务卿万斯访华时提出美国政府官员将以官方身份留在台湾，邓小平将之称为中美关系的一次倒退。此后你是否在对华策略上做出了调整？

卡特：没有调整，我只是更清楚地表明立场：我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相应地，我和邓小平都要做一些让步。

南方周末：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要建交。有人说这是你精心挑选的日子，因为当时国会放假，可以避开反对浪潮。真实的状况是否是这样？

卡特：不是。这和国会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在与他国建交一事上有特殊的绝对权力。当然，我也需要和国会合作，找到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的方法。这也是《台湾关系法》通过如此之快的原因。

南方周末：你执政时没有去过中国，也是出于反对派的压力么？

卡特：不是。我当然希望作为总统访华，但因为当时发生了伊朗人质危机，我决定在人质释放之前，不做任何国事访问。我还为此取消了访问加拿大的行程。

南方周末：建交后邓小平很快就访问了美国。那次访问给美国政界和民间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卡特：你知道邓小平是个独立、果断的人。建交后我邀请邓小平有空来美国，他立即告诉我“好的，我下个月就去”。这让我很惊讶，也很开心。他一来了就成了大明星，在肯尼迪大剧院和孩子们一起唱歌，在得克萨斯州戴牛仔帽。他很幽默，也很随和，他希望告诉美国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负责任的伙伴。

南方周末：你曾经提到，建交时你帮助可口可乐进入中国。是怎么帮的？还有其他公司得到过类似帮助么？

卡特：确有其事。尼克松总统当政时曾请求苏联领导人让百事可乐进入苏联。和中国建交后，我为可口可乐做了相似的事情，因为它的总部就在这里，在亚特兰大。我请求邓小平优先考虑让可口可乐进驻。我也帮助过达美航空公司，也是一个亚特兰大的企业。这是仅有的两家我直接帮过忙的企业。

南方周末：邓小平对你有过类似的请求么？

卡特：（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骄傲的国家，从不要求什么援助，但我很关心中国普通人。邓小平答应给我两个帮忙的机会。我知道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是残疾人，所以我向邓小平建议让卡特中心在北京建一个假肢制造厂；同时，卡特中心派人去中国培训了8000名面向残障儿童的特殊教师。

南方周末：从1990年代开始，卡特中心在中国还推出了协助中国乡村进行民主选举的项目，你还亲自去中国了解选举。这个项目进展如何？

卡特：这不是卡特中心发起的。邓小平曾和我讨论过此事。后来，1982年，他给了乡村基层选举村长的权限。1987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之确定为强制性法律。邓小平了解卡特中心在贯彻选举法律方面有浓厚兴趣，所以之后的12年，在他和他的继任者的大力支持下，卡特中心，包括我和夫人得以深入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基层选举的情况。

南方周末：你了解的中国基层选举的情况如何？

卡特：我看到的选举过程是地道的民主选举。村里18岁以上的村民都注册了选民身份，选举是不记名的，候选人不必是共产党员，当选后有三年任期，然后可以竞选连任。我们把这些调查发现都公布在卡特中心的网站上。

南方周末：在2014年2月20日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因为美国与伊朗关系的缓和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进步，中国超过伊朗成为了美国的“头号敌人”，你觉得，这会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大麻烦吗？

卡特：我认为不会。我卸任后能从我的继任者们身上发现一种轮回：在竞选时，他们争着把美国的一些问题推卸给中国，等他们当选了，就会觉得之前的想法是错误的。最终，人们会意识到我和邓小平当年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中美之间有许多不同点，不同的历史、文化、政府形态，这些不同当然会造成一些竞争和紧张，但这和两国合作带来的好处相比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