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温家宝政令难颁 习近平就是不同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方面取得巨大实绩。短短一年多，从李春城、刘铁男到李东生、李崇禧，已有20多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遭查处；还有众所周知，马上就要公诸于众的前所未有“大老虎”；此外，对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的处理，追溯惩处了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对431名中共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立案调查，被外界称之为“将整个衡阳市人大一举端掉，而不是以一个替罪羊作为反腐象征”，彰显了中国新领导人反腐的决心和真诚。可以说，这段时间中国反腐败的力度之大，高官落马的频度之密，前所未有。这种力度和频度，在令国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也使那些未曝光的贪官开始胆寒心怯，欲贪的官员畏手畏脚。

惩治的目的就是为了震慑，使潜在的罪犯知所畏惧，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评价反腐工作的成效，主要看是否对腐败分子产生了足够的威慑力。要形成威慑，反腐必须有足够烈度。烈度不够，反腐犹如蜻蜓点水，腐败分子被查处的概率，像六合彩中大奖一样渺茫，贪官们当然不可能由此产生畏惧，而只会嘲笑那些落马的人“运太衰”——这是此前反腐与腐败一直相持不下，甚至反腐还屈居下风的重要原因。只有查处的力度大了，落马贪官的频度密了、层级高了，反腐才能具有足够威慑力，才能起到遏制腐败、矫正官员行为的作用。

从国人的实际感受看，这一轮反腐确实与前不同，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势和气象。不仅反腐，通过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名的整风活动，对官员行为的直接矫正也取得显著效果：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了，公车私用少见了......虽然一些行为受到约束的官员对此心有怨气，口有怨言，但老百姓喜闻乐见。而那些真正对社会、对工作有责任心的官员也明白，不如此，不足以扭转官场风气——中国现在的吏治情况之糟糕，已接近某种临界点，再没有大的改观，执政党将无法胜任对现代社会的治理，政权稳定也岌岌可危。

本届中共领导层能够让国人对反腐前景产生信心，靠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及其效果，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新作风、新气象。执政党核心层高居体制之顶端，民众要如何才能判别其好坏，判断他们心里是怎么想、准备干什么呢？《易经》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有诸内必然形诸外，通过观察人的行为，尤其是行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就能够辨别其内心的打算和想法。在这方面，“观其行”远比“听其言”重要。有些人，话讲得很硬，事做出来却很软，措施不得力、不到位，好像有意留下空子给人钻，出台的种种政策、法令，因此被束之高阁，也就毫不奇怪，怨不得“政令不出中南海”。更有些人，越是贪腐得厉害，在台上反腐的调门唱得越响，像陈希同、王宝森，还曾是世界第七届反腐大会的正副主席呢！

不久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充分诠释了本届中共领导层的新作风、新气象。要求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住房，配偶和子女的工作、出国等事项，规定早就有了，但只是要求而已；对那些不按时、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一直没有公布硬性的处罚措施，也没有公布核查手段。但这一回不一样了，《通知》不但规定对违规者要处以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免职等处理，而且明确将开展相关的抽查核实工作。怪不得有官员表示，原来申报只是申报，不需要考虑内容的真假，只需要考虑怎么填报符合上级的廉政要求即可；现在不行了，申报内容至少必须经得起核查，要不然什么也没有做，就可能被免职。

可见，贪腐的发生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规律，有迹可循的。它的产生，一定对应于体制方面的某个缺陷或漏洞。一些人喜欢说，反腐是一项长期艰巨的过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反腐也没有这么玄，这么不可捉摸。反腐之难，不是难在办法和制度的设计，而是难在力量的博弈，难在阻力之大，难在决心。只要真正有决心，就不难找到有效办法，针对性地进行制度设计，反腐进程就可以大大加快，时间也可以大大缩短。十八大以来的执政党中央，正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及其实际效果，向国内外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是真正想把中国的腐败问题治理好，不但有此决心，而且有此能力。

但是，习近平为什么能够下这样的决心，能够做到他的前任做不到的事，能够取得如此实效呢？除了个人能力、性格和品格方面的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原因。邓小平有句名言：“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这句话准确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体制特征。在当下这种一党执政体制下，中国各项工作的实效好坏，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层。而中国体制的各项优势，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只有在个人高度集权的情况下，才能展现出来。集权不够，如此前一段时间的多常委集体领导制，则优势沦为劣势，劣势还是劣势，终将一事难成。

世人多论说毛泽东时代个人集权的弊端，其实，那时的弊端主要是源于体系和信息的封闭。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下，高层决策不可能偏离客观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太远，也不会偏离大多数人的利益过远。如此，即可克服个人集权之弊。所以，邓小平高度评价开放，称改革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正是由于在体制上掌握了前任难以相比的权力，习近平才能够在反腐、吏治、改革、社会治理等方面为前任所不能为，才能够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多方面实效。也只有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中国模式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承载中国这艘巨轮走出内外困境，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