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工人弟兄要发声：提高最低工资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增加最低工资的讨论在加拿大的许多省都变得越来越激烈。尽管最低工资的增加对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工人来说明显是非常重要的，但可以预计到的是，自由市场理论家对于增加最低工资的态度多为消极的。更有甚者在一百多年前最低工资这一概念出现的时候就持反对态度。关于最低工资是否应该增长的问题，经济学家Michal Rozworski收集了各方面的信息并做出了如下总结。

在美国，随着增加最低工资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大，来自于低工资行业的工人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快餐业员工和沃尔玛员工的罢工，来使这个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许多工人呼吁最低工资不仅仅只需要量的增加，更需要有质的飞越。15元一小时的最低工资就是他们的标语之一。

全美国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支持适度增加最低工资，可想而知，这个问题在2014年美国选举的时候会变得十分重要。尽管在加拿大并没有出现如此激烈的，长远的提高最低工资的呼声和示威，加拿大的低收入工人仍然和美国工人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加拿大的反贫穷组织和工会始终都在呼吁增长最低工资。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出不仅要增长最低工资。而且要增长最低生活工资。

尽管关于提高最低工资的话题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仍然有很多人始终坚持更高的最低工资不仅是没有作用的，而且对于贫穷的工人来说利大于弊。尽管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激进分子不断地用各种数据来表明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一些加拿大的专家仍然断然给予了一个坚决的答案：最低工资的增长不适用于加拿大，加拿大是特殊的。

Stephen Gordon在最近一期的Maclean’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他的论点。相对于美国在学术界，政治界一浪高过一浪的支持增加最低工资的呼声，加拿大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Gordon总结了两个论点：首选，增加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率并且对于贫困率的降低并没有帮助。

他提的一个主张是老生常谈了，尽管在美国已经过时，但是在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加拿大评论家中仍然非常流行。他们反对将美国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应用在加拿大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研究大部分只着重于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然而在加拿大，最低工资是由每个省自己制定的，像Gordon一样的评论家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情况是有差别的。

为了揭穿这种断言，我们需要对Gordon所运用的晦涩难懂的统计学和经济学方法进行回击。近年来不断进步的方法论和有明显提升的国家级数据联网使得更加现实的研究模型成为可能。他们重复做着成千上百次国家级测试，着重于特定的州和地区之间的趋势对于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影响。比如，低技能工作占所有工作的百分比等等。这些研究模型导致经济学家孤立了最低工资的增长对于就业的影响，并造成很多潜在的偏见与混淆因素。

发表于2013年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最低工资的增长和就业率并没有显著的联系。作者通过6个研究方法和4个数据组总结出最低工资的增长并没有导致就业率的下降，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也支持了这位作者的结论。此外，这两篇研究报告都指出了最低工资的增长不仅没有导致就业率降低，而且实际上对于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积极作用。这其中包括了更高的收入，更低的员工流动，更低的工资不平等现象和更好的组织效率。

Gordon和其他的加拿大评论家并没有引用非常精确的数据来研究最低工资的增长。他们的研究数据总是被混在一起，并且没有准确地捕捉各省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状况结构上的不同，这导致他们认为最低工资的增长是与失业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有人说10%的最低工资增长会导致3-5%的就业率降低。

研究人员们声称放眼世界，最低工资的增长总是与失业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些结果多基于研究人员们对于研究质量的主观预估，并没有借鉴最新的，更加精确的研究数据。Gordon的第二个结论是最低工资的增加并没有减轻贫困和不公正。幸运的是，最近关于最低工资和贫困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

马萨诸塞大学的经济学家Arindrajit Dube发表的最新一篇关于最低工资的增长和贫困的降低的研究报告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根据Dube对以前研究和自己统计数据结果的分析，他发现最低工资的增加可以明显地降低贫困率。在Dube所进行的12项关于最低工资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有11项研究表明10%的最低工资增长可以降低2%的贫困率。

通过他自己建立的数据模型，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10%的最低工资增长甚至可以降低3.6%的贫困率。除此之外，最低工资的增长还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Dube预测39%的联邦最低工资增长可以帮助460万美国人在短时间内脱贫，并帮助680万美国人在一段时间之后脱贫。

尽管这些数据都来自于美国，加拿大的最低工资工人的特征与美国工人是十分相似的，加拿大特殊论是行不通的。加拿大挣最低工资的工人并不都是来自于富裕家庭的青少年。加拿大工人中有6%都在挣最低工资，其中有40%超过25岁。赚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多为女性，移民或者来自于社会边缘化群体中的工人。

他们多为兼职，且工作场所不安全，从事服务行业。除此之外，安大略省的数据显示收入刚刚超过最低工资一点（约为在$10.25到$14.25之间）的工人占了全省工人的20%，其中61%超过了25岁。这些赚取最低工资和接近最低工资的工人们组成了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事实上，25%的年龄低于65岁的低收入加拿大工人依靠他们微薄的收入成为养家糊口的人。他们将会是最低工资增长的直接受益人。尽管加拿大低收入人口的比例是否与Dube所计算的美国低收入人口的比例相一致仍然存在争议，但是最低工资的增长可以帮助加拿大社会减少贫困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在怀疑最低工资增长的正确性的同时，Stephen Gordon也在试图寻找其他减少贫困的方法。至少他的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其他的方法，例如工作收入税收优惠也是一个帮助贫困工人的好方法。但是它应该与提高最低工资互补，而不是代替最低工资的提升。

最低工资的增长应该成为反贫困策略中的一部分，与征税、公共服务还有工资补助相辅相成。更高的最低工资是这个策略中一项重要的环节。因为它不仅使工人得到了更高的收入，也给工人带来了许多潜在利益。比如，增加了工人们的话语权和谈判的力量，使女性工人和移民——那些几乎可以代表最低工资收入群体的工人更加独立。更多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变是减少不公正和消除贫困的关键，相对于这条漫长的道路，增加最低工资是一个迅速、有效、公正并且容易执行的举措。

我们之所以要提高最低工资，不仅仅是因为最低工资的增长不会影响就业，对于广大工人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还因为加拿大的经济性质并不是不适用普遍规律的“怪胎”。尽管美国长期以来都在向世界展示着其社会的不公正与贫困，美国的新一代工人、活跃分子、学者，甚至政客都支持增加最低工资可以降低贫困与社会不公正这一观点。一些易受攻击的工人们已经站出来，大声说出了他们要求增长最低工资的愿望。现在是我们所有加拿大工人有所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