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李鹏力促六四 邓小平不知开枪

“六四”将至，“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在香港《明报》撰文，对邓小平曾说过的“六四”发生的“大气候”与“小气候”进行解释。在周舵看来，邓小平作为领导者指挥不力固然要承担“六四”的责任，但从根本上来讲直接促成“六四”灾难的却是李鹏。更值得推敲的是，原本外界一致认定的邓小平下令开枪，在周舵这里却变成了令人震惊的“邓小平不知道戒严部队杀了人”！

以下为周舵原文节选：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终于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不知道戒严部队开枪杀了人。据中国红十字会前党委书记透露，不计伤者，那可悲的一夜仅死亡就达750人左右，其中大学生30余人，军人不到20名。请务必注意：死伤都发生在军队从城外往天安门广场推进过程中，而不是在广场，因为我们4人在开始清场的最后一刻，把全部学生和市民劝离了天安门广场。25年过去了，居然现在还有人坚称“天安门大屠杀”，简直难以理解。

邓小平在讲话中解释“六四”为什么会发生时，说那是“大气候”和“小气候”所致，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等等。中共官方至今也没有解释过“大气候”、“小气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坊间更是误解重重。

下面是我的解释：

一、大气候：中共的民主承诺与实际作为之间的巨大落差

民主和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两大主流，正是得力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大力鼓吹。延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共，“自由”、“民主”、“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以说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可查中共当年的党报《新华日报》，或笑蜀编着《历史的先声》）；中共最终能够打败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自由民主赢得了各界精英的人心。然而，中共政权稳固之后不几年，一个180度大转弯，“一边倒”倒进斯大林的怀抱，实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专制--极权主义，把自由民主彻底踩进泥里。这种政治承诺和实际作为之间的鲜明反差，造成中国先进分子和执政党之间的严重冲突，只要一有适宜温度，自由民主的诉求就会如春苗般破土而出。这种中国社会自身强大的内在张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六四”发生的“大气候”，和什么“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没多大关系，那时美国和中共还是合力反苏的战略盟友。

现在，中共新领导班子郑重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和民主赫然在目，好得很，接下来就看具体怎么做了！第一步，首先要“反求诸己”，不要再嫁祸于人，继续胡扯什么谁谁亡你之心不死。西方是有这样的人，比如那些头脑简单、傲慢偏执、不负责任的激进民粹民主派，那有什么奇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你自己要是行得正、立得稳，谁能亡得了你！至于如何“渐进、有序、可控”地实现民主，见后文。

二、小气候

（1）政改vs.反自由化

1986年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这之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明显是矛盾冲突的，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委实是个大难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站在中共改革派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实际上中共改革开放的基础一直非常脆弱，全社会、体制内外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极其强大，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要在极左保守势力和“极右”激进派之间左冲右突，设法保持艰难的平衡。

以开汽车作比喻，“政改”好比踩油门，“反自由化”好比踩煞车，想让中国这台装载?上10亿人口的超大型破车既能前进还要不翻车，主政者需要超级高明的驾驶技巧，这几乎超越了任何人的能力水平。而我们知识分子往往书生气十足，只讲“政治正确”、逻辑严谨，不能理解“说法”背后的政治真意，又总是过分急躁，再加上邓小平原本就不善言辞，改革开放又严重缺乏理论支援，很多话碍于保守派的虎视眈眈又不能讲，于是难上加难，不出事才怪。

（2）胡耀邦“被辞职”之后的权力结构

邓小平是中共改革开放无可替代的舵手，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共的头脑”，所以，应该说邓、胡、赵“三驾马车”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最优安排。很不幸，不知邓小平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居然先后自断双臂，简直匪夷所思。把胡耀邦搞下台，却把野心勃勃的保守派李鹏推上去，这样一个权力结构怎么能运作？

我们仔细回想“六四”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李鹏所起的极其恶劣的作用。赵紫阳去朝鲜访问是邓小平的意见，李鹏到车站送行，请示对学潮怎么办，赵紫阳的指示非常明确，按政治局既定的对话、劝说等“软”的办法处理。李鹏答应得好好的，一转身，就带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里大肆煽动蛊惑，引导邓小平说了一大堆违背事实、非常不理智的话，李鹏立即组织班子把这些话写成《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生和普遍同情学生的社会各界彻底推到了对立面上去，由此惹下大祸。赵紫阳回国后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千方百计从4．26社论对学潮的错误定性转弯子，但是，每当赵紫阳的举措起了一点作用，李鹏立刻设法破坏捣乱，激化事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李鹏的目标就是两个：第一，把4．26社论的定性坐实；第二，取赵而代之。后一个目标是李鹏背后的保守势力处心积虑一直想要实现的大阴谋。赵说，倒赵其实是倒邓，事实就是如此。虽然杀人未必是李鹏的原意，但导致这一后果的，李鹏绝对难辞其咎，而李鹏在他的日记中却千方百计把责任全都扣到邓头上。

（3）极左意识形态vs.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就是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其主要参照系，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谁开放？当然是向西方开放，说穿了，就是西化、资本主义化，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与之当然格格不入，邓因此不得不强行压制理论争论，硬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这种“掩耳盗铃”策略把中共改革派置于非常尴尬的脆弱地位，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中共从十五大开始，就把“法治”写进了宪法和党纲，法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彻底不相容的，而中共至今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这种现状不改变，类似“六四”的大乱几乎不可避免。

（4）决策权vs.执行权

胡、赵名义上是总书记，实际上根本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是在邓小平等“八大元老”手里。这种“决策者不负责，执行者不能决策”的权力结构一定会产生许多摩擦与隔阂，变成打乱仗。邓小平、陈云两派首领因为“谈不拢”多年互不来往，赵必须在邓和陈两个婆婆之间费力周旋，而胡、赵和邓之间也沟通不良，赵紫阳经常想见邓小平一面都不可得，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5）邓小平的个性

专制体制是人治，不是法治，其成败与主政者的个人品质关系甚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前期的成与败，和邓小平的优缺点密切相关。这篇小文不可能对邓作全面的客观评价，我只能说，“六四”事件既有其客观原因，如上述，也有邓个人的很多责任。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邓，情况只会更糟，可能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即便有，成绩也不会好；同时，邓的思想理论水平、领导力、说服力、制度创建能力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缺欠。与毛相比，邓的常识感、现实感和对大势的把握远胜于晚年的毛，但是，作为一个最高决策层的“班长”，邓比毛差太多了。高层决策的“怎一个乱字了得”，就突显了邓的不足。

以上几点加总，大概就是致使“六四”发生的“小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