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局让人倒抽冷气 剖析泰国民主困境

乌克兰政治危机还没有过去，泰国政坛之乱更加扑朔迷离。几年以来，泰国政坛动荡不已，近几个月更上演广场冲突的剧情。尽管局面暂时得到控制，但不排除未来还发生“红黄大对决”。泰国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且看不到头，让人倒抽一口冷气。

泰国向何处去，是泰国的内政，我们不必多说。作为泰国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泰国尽快稳定下来。对中国人来说，这几个月冷眼旁观和深刻思考，则不啻是一堂关于西式民主的政治课。

这堂课得出的结论就是：幸亏我们没有走西式民主那条不归路，庆幸我们一直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我们得到那些启示呢？

第一，西式民主的简单照搬使许多非西方国家陷入灾难，由于美国和西方长期推行意识形态战略，把世界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极，并给予选择性支持；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流播，不少国家和地区盲目崇拜所谓“西方民主”，从西亚到北非，不少国家热衷“颜色革命”。民主本是个好东西，但在美国和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却变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没有给人带去幸福和安宁，反而造成分裂和内斗。泰国人民平和友善，经济发展不错，但从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之后，泰国政坛便开始了通过操控选举夺取政权的政治模式，各种派别的政治势力缠斗不已，“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的乌烟瘴气。

第二，街头政治成为常态，使有些国家长期处于内乱和内战边缘。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应该是在法治轨道上协商合作，而西式民主却热衷于游行、集会、闹事。从西亚、北非到乌克兰、泰国，尽管国情不同，文化各异，但都无一例外的被引入美西“民主政治”的歧途——街头政治，只要政客们对政治分肥稍有不满，只要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未能满足，就煽动老百姓上街游行。规模越大越好，闹的越火爆越好，善良百姓一但被政客们绑架，很难在动荡的政局中保持理性，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严重的打砸抢烧，我们看得很清除，街头政治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也不管其诉求是否合理，都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其结果一定是使国家和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

第三，所谓“选举政治”，极易成为政客操纵的游戏。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形式，其本意是让老百姓做出选择，然而西式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欺骗性正在于，打着民意牌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一方面，为了迎合选民，赢得选票，政客们往往作出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而实际上多半是画饼充饥，上台后大半承诺都抛诸脑后。另一方面，政客们为了赢得政权，奉行实用主义路线，玩弄拉帮结派游戏，不讲道义，不讲诚信。很少有人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况且，即使有的政治家想这样做，恐怕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人民，而是支持他们上台的财团和大佬们。

通过对泰国政局的分析，我们应该更加清醒起来，对美国和西方推崇的所谓民主政治有一个更加本质的认识。我们不介入别国内部事务，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只关心和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最关键的是，千万别落入“民主政治”的陷阱。

媒体剖析泰国民主困境：民主如何才能成熟稳定

泰国作为“佛教立国”的“微笑国度”，近年来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扼腕，并日益呈现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自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运行了80多年的“泰式民主”始终难以跳出“文人政权与军人政变”不断转换的“恶性循环”。为什么泰国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体系难以成熟和稳定？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法治及思想观念根源？

经济社会结构二元对立

建立当代泰国宪政民主基本架构的所谓1932年“民主革命”，只是一小批民主主义者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军人集团发动的一场小规模的成功政变。虽然实现了泰国政体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转变，但君主和王室作为传统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军人集团也从此走向政治中心并左右着泰国的政治走向和民主化进程。历经八十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在经过24次政变（其中20次为军事政变）和不断的政治争斗后，泰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依然深陷“二元结构”的泥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成，60%-70%人口仍住在农村，城乡差距和对立依然严重。

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构，为2001年他信政府上台后“民粹主义”惠民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经过他信政府五年多的持续动员和政治化过程，此前不太关注政治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被广泛地政治动员起来，成为“他信派”政治势力庞大的民众支持力量（“红衫军”）。相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支持力量的“反他信派”则以反对党为组织中心，结合反他信的王室力量、军人集团、地方寡头、政客及其官僚（“黄衫军”），与“他信派”形成了泰国民主特有的“民主拉锯困境”：双方都以“民主”为旗帜，动员和依靠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街头抗争”为主要政治斗争手段，你来我往、相互拆台。而贫富差距和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则为这种“民主拉锯”提供了最为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

两极政治博弈恶性循环

泰国自1932年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建立以来，一直处于多党纷争与军人政权交替博弈的“恶性循环”之中，未曾有过一党主导、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文人执政的多党联合政权所出现的内斗及不稳定，也给军人政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和依据。

自2001年他信率“泰爱泰党”赢得大选并夺取政权之后，以“他信—英拉系”政党为组织中心的一方，与以传统民主党为组织中心的另一方，形成了越来越趋于两极化的政党对立中轴，你死我活般地挟持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政治化经济利益动员和组织民众，以街头抗争和政局混乱相互施压，借以挑起和诱导王室和军方势力的介入和支持。以两极化的政党力量为组织中心、极端政治化民众参与、“鱼死网破式的政治对决”、借机引诱军方干政，这便是“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的制度病理。

民众极度参与政治分配

泰国自2001年他信执掌政权以后，泰爱泰党政府就极力贯彻一系列“民粹化”的“草根政策”：“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泰铢治百病”等惠及农民和贫民的政策，刺激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广大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动机。“他信—英拉系”政党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不断巩固，“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的组织化途径也日益形成，并在不断的“街头抗争”中发挥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与此相对，受到“他信派”刺激的以民主党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同样如法炮制，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机制，也动员了庞大的以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众支持力量。

自2006年他信政府被军人政变赶下台至今，“黄衫军”与“红衫军”的对峙抗争可谓此起彼伏，这就是民众极度参与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造成的组织化抗争结果。以政党为组织中心、挟持民众极度参与，从而形成政治化的对立两极，这是泰国“民主拉锯困境”的民众基础和民众支撑。

泰国在1932年“民主革命”后，虽然在宪政制度的表面形态上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架构和规则机制，但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使传统的依附性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依然普遍存在。

国王虽然为泰王国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平衡器作用，但也往往默认军事政变的正当性，给予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军事强人和政治领袖以“特赦”，而无力捍卫宪法的最高尊严。地方寡头和政客往往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以一己之私利挟持广大民众，肆意扭曲、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破坏宪政体系和民主制度，以民众的压力和要挟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的草根民众，迫于严酷的生存压力和习以为常的“依附心理”，被地方寡头和政客挑动起来，希望通过狂热的街头抗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

当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处弥漫，无时无刻地发挥着渗透和侵蚀的作用，且所有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的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泰国民主制度的成熟之路，注定还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公民文化培育之途。（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