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64：25年前那些震撼瞬间

发布：2014年06月04日 09:40 来源：苹果日报

发布：2014年06月04日 09:40

来源：苹果日报

1989年4月开始，由学生所主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所发起长达2个月的学生运动，并在民间获得广泛支持进而引发全国性的示威活动。但以强硬派为主的中共高层决定实施戒严最后甚至派遣军队前往广场进行镇压，并造成众多民众死伤与流亡、以及部分军人伤亡。六四也因此成为数十年来，中国超乎寻常的敏感话题。

随着六四事件25周年临近，这场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事件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在中共强硬派领导人眼中，这场政治风波是企图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的反革命暴乱；而在学生领袖和支持运动的学者眼中，六四事件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表述。

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而是幕后指挥。直至“六四”遭镇压平息数天后的6月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才现身。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并且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还在讲话中提到，“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详见：《邓小平接见六四戒严部队的讲话》）

赵紫阳在其2009年5月29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中开门见山地直接谈到了六四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赵紫阳同情学生的态度在书中表露无疑，他在书中称赞胡耀邦清廉，并对胡耀邦的改革深表赞同。对学生有举动也表示认同，认为学生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对学生上广场悼念胡耀邦的行为也是支持的。赵紫阳在书中称，“六四事件”的发生最先是因悼念胡耀邦引起的，但是是可以平息的学生运动，最后转变为“反革命暴乱”其中的转折是“四·二六”社论的发表，书中说，本来已经平息并复课的学生们因为“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再次愤怒上街，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流血事件。1989年6月23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发言，主要谈他在六四事件前后的经历，驳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指责。这篇发言全文，作为附录被收录于2009年出版的《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详见：《赵紫阳：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李鹏“六四”日记》中同样直截了当地评价六四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书中还特别指出，动乱是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卷了进来，致使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详见：《李鹏“六四”日记精彩摘要》）

江泽民在当选中共总书记之后的发言中针对六四事件指出，回想起这场反革命暴乱，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断，如果没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献身，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对于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阴谋分子，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务必依法惩处，坚决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对于不同程度卷入动乱和暴乱的人，要多做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对于不明真相而有过某些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提高认识。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尽快着手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妥善处理。总之，要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

1989年6月30日，在镇压学生运动后，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和北京市长的名义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再次将学运定性为动乱，该报告曾印发100万份，对此陈希同晚年时表示是奉中央之命而为：“他的解释是，中央让我做报告，我不能不做，我一个字也没参加讨论，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改，但是我承担责任。”陈希同在《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烁真》一书中，表示在“六四事件”中他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外界曾普遍认为陈希同当年向邓小平“谎报军情”，过分强调学生运动的严重性和学运直指邓小平，导致邓小平作出对学生进行镇压的决定，继而导致“六四事件”。陈希同否认曾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和签发报告：“《六四真相》里面说，他在邓小平家开会，他坐在邓小平的背后，用四川话把别人的话用力重复，让邓小平能听见，他说我根本没去邓小平家开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详见：《陈希同：六四事件中我只是个傀儡》）

据《李鹏六四日记》披露，198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第11次常委会议，在会上指出：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薄一波在会上称：在这关键的时刻，陈云同志亲自出席并主持今天的中顾委常委会议。陈云同志刚才的重要讲话，我完全赞成。现在出现的这场动乱，是极少数人有计划有预谋地制造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能有丝毫含糊。对于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要给予肯定，对于他们提出的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等正确意见，要认真倾听和采纳。对于那些极少数搞动乱的人，必须坚决斗争，彻底揭露他们的政治阴谋。

宋任穷：我4月25日到外地，起初学生都比较平静。后来，学生也闹起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赵紫阳同志在接见亚行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根本不提“四·二六”社论，完全另讲一套。学生们看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加上中央新闻媒介的倾向不好，便上街声援北京的学生，实际上是被煽动起来的。赵紫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邓小平同志身上。第二天，学生们游行喊的口号，便集中到打倒邓小平，限期解散中顾委、结束老人政治等等。说明他们背后是有人在操纵。

余秋里：陈云同志讲话，言简意赅，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共产党员不起来讲话，那就等着堂人家砍头！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闹动乱的人喊的口号，是打倒邓小平、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一个是军委主席，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国务院总理，统统打倒就等于职权被他们夺去了。我建议把赵紫阳的问题抛开。他是个阴谋家。如果不挑开，他们的组织派别活动就会不断。

陈锡联：我们国家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要不要党，要不要国家、要不要社会主义的时候了。他们攻击矛头击中指向邓小平和李鹏同志，还喊出了限期解散中顾委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和政府，不要社会主义。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

耿飚：现在是个非常时期，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两千万人头换来的天下，应振作起来，坚决斗争。

黄火青：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斗争到底。现在，我们虽然宣布了戒严，但军队在外边，不能进城。一旦继续捣乱，军队就必须进来。

刘澜涛：最近，国内外消息报道，有颠倒是非的趋势。天安门不是我们的，是方励之的舞台，“美国之音”是搞动乱人的指导思想、政治领导，放松思想教育的结果。

段君毅：学生闹动乱，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首先要解决党内问题，把背后的极少数坏人揭露出来，让他亮相。

黄镇：在这次动乱中，宣传舆论机构大大暴露了，他们不是党的喉舌。我建议彻底整顿新闻舆论机构，把那些搞自由化的分子清除出去，把这些舆论机构牢牢掌握在党手中。

陈丕显：克制是有限度的。如果戒严八，九天了，军队也进不了城，也可能产生副作用。我想，制造动乱的那些人，其策略是想利用我们避免流血的方针，把我们拖垮。

胡乔木：在中顾委中，确实有极少数人是支持动乱。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继续履行我们的誓言，为保卫党的事业而斗争。要特别注意和中央保持一致。

萧克：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

伍修权：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这是内部决定，但赵紫阳把这一点抛出来，是违纪行为。我建议，先礼后兵。先发一个通告，学生应该赶紧自动回校，如果再不识大体，那么，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流血恐怕难以避免。问题是流血多少。

杨得志：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王平：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只是担心流血死人。我没有在七人联名信上签名，我拥护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而采取的措施，也赞成中顾委表态。（编者注：当时北京传言，王平也在七上将反对戒严公开信上签名。）

李先念（时任全国政协主席）：1989年5月27日，李先念在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长期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最近，极少数人幕后策划，制造谣言，挑拨煽动，恣意扩大事态，企图通过动乱，达到他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一切爱国的、有良知的各界人士，口是不愿意看到，也是绝对不会容许的。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决策和一系列措施，杨尚昆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制止动乱，维护首都的社会安定，保卫首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执行神圣的戒严任务，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当坚决支持。

王震（时任国家副主席）：1989年5月30日，“王震同志握着手杖颤颤巍巍地来见我。他对当前局势很着急，他说要带领自己随身警卫人员到广场和动乱分子硬拼一场。”

六四期间，北京流传邓颖超、聂荣臻和徐向前反对戒严。李鹏《六四日记》予以反驳。（5月）21日晚7时许，聂荣臻对来访的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等11位同学说，所传中央的决定纯属谣言，军队到北京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定。他要求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尊严，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返校复课。21日晚9时，徐向前在住地接见7名学生代表说，请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22日）当天，邓颖超发表告全市市民书说，这次解放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大力支持。

彭真：1989年5月10日，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主持召开委员长会议决定，6月20日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国务院关于“学潮”问题的汇报。万里随后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戒严以后，知识分子呼吁人大常委会开会，撤销戒严令，罢免现政府。部分人大副委员长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北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汇报。李鹏等人否决这些意见。由上届人大委员长彭真出面做人大副委员长的工作。彭真讲话摘要：谁要认为这种行动还不是动乱，实际上等于鼓励全国各地都可以这样闹。国务院的戒严令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人大不能违反宪法。无权撤销总理按照宪法规定行使的戒严权力。

1989年5月26日，江泽民在上海奉命将万里软禁。万里发表一篇由中央宣传小组起草的书面讲话后，31日才获准回到北京。万里说：“由于健康原因，提前结束对美访问。回国后又从多方面了解国内的情况。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和杨尚昆同志5月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根据宪法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是完全必要的。”

据《中国“六四”真相》第912-913页记载，杨尚昆：“形势大家都感受到了。刚才我也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要我转达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清场任务之前，要利用电视、电台各种宣传媒体向北京的市民、学生讲清楚。奉劝市民、学生千万不要上街，留在广场的一定要自愿撤离。总之，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要千方百计尽力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杨尚昆特别强调：“戒严部队指挥部一定要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开枪。我在这里特别重申，决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走，我们戒严部队架也要把他们架走。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见，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致的意见。”

据《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报道：时任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访美期间，于1996年12月10日（星期二）在美国国防大学作了一次讲演，在讲演结束后，有国防大学的学生就中国1989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声称：中国军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打死任何人。他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当时有人提出反驳，美国保存有几百米的录影带，可以证明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暴行。迟回答说，那个录影带是假的。

赵紫阳在书中数次提到乔石，称其在“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虽然赵未对乔发表评论，但从赵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乔的“中立态度”，可以理解为未与李鹏等人“同流合污”。与赵紫阳的回忆录相比，李鹏日记虽然多次提到乔石，但只是例行公事地列出乔参加会议并发言。李对乔没有评论，甚至没有提到乔的“中立”态度。另据《中国六四真相》披露，6月2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开会，共同就“迅速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并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作出决定。乔石表态说：“事实证明，不能指望广场上的学生自行撤离。清场是唯一的选择，很有必要。希望清场的通告能得到广大市民和学生的拥护和支持。清场，是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开始。”

1989年4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社论的大部分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基层引起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回忆，在当时，赵紫阳主张寻求稳妥的解决方法，但遭到中共大佬的反对。1989年5月17日下，赵紫阳回到中南海的办公室后对鲍彤说:“刚刚在邓小平家里，已经做出了个决定，我输了。”2013年“六四事件”24周年，鲍彤就六四问题解决发表最新看法，他认为中共用武力镇压是犯了“反人类罪”，不能一句“平反”了之，不能由决策者自己改正自己。

六四事件中，陈一谘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之后成为“头号通缉犯”，流亡美国。陈一咨在《李鹏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一文中指出，“因为镇压了八九，所以现在出现了官员腐败及引发的全民腐败、贫富悬殊、社会没有正义和公理、道德沦落、环境破坏等，一代人失去了理想，没有了正义的声音。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和当年强力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而后没有了任何舆论自由、权力不受制衡有极大的关系。”而对于李鹏，陈也在文中提及，“我曾和李鹏有很多接触，他这样无德无才无实无能的人能当上中国国家领导人，只有在中国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当然他扮演了历史上一个很耻辱的角色。我觉得他早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25年前，内地唯一一个通过广播媒体公开揭露屠杀真相的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为了播放的80秒揭露六四大屠杀的英文新闻稿，他失去人身自由四年。当年任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的吴晓镛，将于6月4日早上在路上所见、心中所想，用两分钟写了16行字的新闻稿，在当日早上7时交给播音员在电台播出，向全世界发布了六四屠杀消息：“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成千上万的民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这次悲剧的死难者，并向我们所有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谴责这种无耻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行径。”吴后来身陷囹圄，其父吴学谦也因此受牵连，工作上被总理李鹏架空，副总理一职形同虚设。

“六四事件”发生20周年的2009年，《开放杂志》刊发王丹撰写的文章《六四是李鹏预谋的政变》，王丹在文中指出，透过赵紫阳回忆录，可见李鹏有预谋地以四二六社论绑架邓小平，激化矛盾，发动一场推翻赵紫阳的政变。并认为“四二六”社论是整个六四事件的最大的关键点。学生运动为什么会不断升级到全民政治运动？中共决策高层内部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分歧？以至于最后为什么当局采取了那样血腥的处理方式来对付抗议者？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四二六”社论。（详见：《王丹：六四是李鹏预谋的政变》）

吾尔开希在当时的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5月18日，他身穿医院的病号服与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会面时说：“时间很紧，我们在这里坐得舒服，但外边的同学在挨饿，所以我很抱歉打断你的话……”打断其冗长发言。六四事件发生后，吾尔开希在录像中提到：“广场死亡至少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丝毫不过分，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我的很多同学被坦克车压死了，被坦克车完全扁平地压死在天安门广场。很多他们的尸体到最后用铁锹铲起来。我的一个朋友是师大的纠察队员，负责纠察的。他就亲眼看见了把我们同学的尸体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堆在一起放火烧了。”

1989年5月28日，柴玲接受美国记者飞利浦·康宁汉（PhilipCunningham，汉名“金培力”）采访时流泪称“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美国记者的采访中柴玲还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1989年6月8日柴玲录了一盒长达35分钟的录音带，她说曾见解放军在广场向纪念碑开枪，提到坦克施放毒气并追压撤退学生。其中提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辗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

根据《方励之自传》透露，方励之本人被中国指为六四幕后黑手，但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一条正式指控他的罪名。方励之在自传中忆述，中国外交部要求当时匿藏在美国驻京大使馆的方励之写下认罪书，作为让他离开中国的条件，但方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于是要求美国大使向北京查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答复只有一句：“他的罪行是显然的。”方励之还披露，1989年6月4日发生军队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当天，有在政府最高层身边工作的朋友致电他“快找个干净地方去”。之后，北京方面指他“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全国张榜通缉。方励之夫妇二人随即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

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披露，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指中国官方）安排了一次采访，让我谈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清场过程。当时，我的思想还处在坚硬到底、死不认罪的时期。所以，接受官方的采访也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其社会影响肯定极坏。因为当时的全世界都相信戒严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我出现在电视上证明没看见打死人，岂不是要触怒全世界，对我的公众形象极为不利。既然我已经下决心坚持，就干脆拒绝采访。这种拒绝一可以表明我不与官方合作的姿态，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难光辉，但是，面对历史事实的沉默也近于说谎。

六四之后，刘晓波、高新、周舵三人，因为都是大陆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成为学士、硕士、博士的文科知识分子，因为都是“叛徒”而遭到牢狱之灾，只有侯德健是“外人”，遭到“礼送出境”的不同待遇。这时，侯德健在大陆已经待了六年多了。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之际，侯德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1989年6月2日四君子发出的绝食宣言，“如今已经改行从事电影制作工作的侯德建说：‘整篇绝食宣言是晓波起草的，我只加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来绝食，不是寻找死亡，而是追求更真实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学、甚至有些要绝水的同学的话，因为那样做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会有很糟糕的后遗症的。’”

封从德近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凝聚和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样我们才可能解释，为什么6月3号到6月4号凌晨，中共已经调集了25万军队、野战军在北京，但是照样有几十万的北京市民和学生，敢于站在街头，用肉身去阻挡机枪和坦克。因为大家尝到了自由的滋味，自由是那么的美好，就不再愿意回到专制的奴役的状态。这样才可能解释。因为最初有些人，包括我们也以为是橡皮子弹，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子弹是真的，打到身上就会死的，但是照样会有那么多的人，在长安街上，挡在坦克前面，挡在机枪前面。当时，民众喊的口号，在现在看来是颠倒的，当时的口号已经是‘我们连活着都不怕，我们还怕死吗？’意思是，我们在那种专制、奴役、最屈辱的状况下，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还怕英勇的、为了自由去死吗？我们根本就不怕。所以这样才可能解释，为什么会有3000人在街上，被机枪、坦克残杀。实际上应该有上万人受伤。在6月3号晚上，北京的长安街，有几十万人在阻挡军车，大家都知道生命的危险，但是这种振奋的勇敢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这是中华文明精神的一次飞跃，一次提升，是超越了生死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