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总统蛮用中国模式或将引火上身

曾经风靡一时的中国模式再次成为热点。近日，即将卸任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在访华期间说道：“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作为执掌阿富汗十三年的领导人，卡尔扎伊此话一出，中国模式马上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可是，在笔者看来，长期被阿富汗的动荡局势所烦恼的卡尔扎伊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模式，故说出这样一番存在严重漏洞的话。阿富汗的民主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属于外在力量推动的民主。一般说来，民主的形成可以分为三种：内生型民主，内外合力，外力推动。其中，内生型民主的代价最小，转型最平稳，内外合力的民主次之，外力推动的民主代价最大，波折最多。阿富汗本身是个伊斯兰国家，民主的力量弱小，公民社会不成熟，突然在美国的作用下转变为民主国家，难免带来动荡，乃至战乱不休。对于这样一种切身感受到民主转型阵痛的国家来说，稳定和发展无疑是其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看到中国表面的稳定和庞大的GDP，自然会十分向往。可是，卡尔扎伊不知道的是，中国的稳定并非真的稳定，中国模式并非值得效仿的对象。

卡尔扎伊说，中国模式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中国政府的行动力确实高效，可这高效更多的时候是指形象工程和镇压异见人士。但凡在为民服务的事情上，中国政府总是拖沓再三，互相推诿，效率极低，而这恰恰是与普通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事情。决策果断确实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深陷动荡之中的国家，可是中国的决策果断往往代表着权力之间缺乏制约。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一种威权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奉行集权，内政外交的决策通常由少数人来决定，没有代议机关的制约，更无需民众的同意，所以容易做出决策。不能忽视的是，容易做出的决策要么是头脑发热的结果，要么是忽视人民利益的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其实就是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一切手段，甚至可以牺牲环境和普通人的利益。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直令许多国家羡慕，诸如“中国崛起”、“中国奇迹”的说法才不胫而走。可问题是，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是市场经济和集权政治的合体，即威权主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样是威权主义。如果非要说中国有什么不同，只能说中国比普通的威权主义国家多了一层社会主义外衣。那么，中国是凭借什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陆有全世界最好的投资环境和最大的潜在市场。对于资本投资来说，劳动力价格、自然资源、政策、环境保护都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低廉，有利于节省投资成本。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缺乏人权保护，不能结成独立工会以要挟投资者，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权利地位，均低于同等层次的大多数国家。中国是全世界面积第三大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可谓地大物博，虽然总面积不如俄罗斯和加拿大，但是纬度低些，气候条件更好。改革开放以后，动用一切方法引进资本是政策的重中之重，甚至引进资本本身已经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正是因为这样，各地官员为了吸引资本，尽量给出最优惠的政策，甚至专门成立机构负责引资。很多行业都涉及环保问题，在那些环保法律执行有效的国家，大量的企业是无法生存的。可是，中国却不一样，虽然有环保政策，但是环保部长都不得不调侃中国环保部是全世界最尴尬的部门之一。环保的弱势，给许多在别的国家难以存在的企业带来希望。同时，全世界第一的人口，无疑是个潜在的大市场。既有全世界最好的投资环境，又有巨大的市场，追逐利润的资本、商人肯定一窝蜂来到中国。

在别的国家不能投资的行业，可以来中国投资；在别国投资成本高的时候，可以来到廉价的中国。某种程度上讲，只要不触犯政治底线，中国是投资人的天堂。

事实上，市场、劳动力、自然资源的优势，本来便存在，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一大优势。中国政府所做的，只不过是给出资本最优惠的政策。可是，这种政策本身是有问题的。与资本相对应是劳动力，资本强势，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弱势。给资本最优惠的投资环境，背后肯定是损害工人的利益。换言之，中国的优惠政策其实是一种低人权。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优惠政策是有必要的，毕竟人权的进步是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子从文革水准上升到西方水准。况且，资本的大量引进，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非常明显的提高。但是，承认优惠政策是有必要的，不代表承认优惠一直是对的，更不代表中国经济奇迹在于所谓的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政府。如果说三十年前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引进资本是必要的，那么至少到了今天，或者说更早些时候，这种牺牲中国的环境和降低国人人权水准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三十年来，因为官员们的短视，环境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三十年来，因为工人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不知有多少事故、工伤、职业病、讨不到工资的案例发生？可以这样说，造就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最大功臣，正是无数个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既包括企业家、个体户、科技人员、工人、农民，更包括每一个参与中国发展进程的个人。至于中国模式或者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是通过集权政治的方式来保障低人权优势，从而为资本提供尽可能好的环境。可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是以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为代价，是以牺牲人权为条件，不仅有很多副作用，而且不可能长久。

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威权主义。威权主义在政治上奉行高度集权，权力之间缺乏制约，法治程度低，不仅容易助长暴政，而且还可能严重侵犯人权。因为政治领袖的产生无需经过民众同意，因为没有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威权主义国家往往存在合法性危机。无论是曾经的韩国，还是今日的中国，都是通过经济的高速发展来弥补合法性危机。可是，单纯靠经济的成就来提高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只要突然有一天经济出现问题，各种积累已久的矛盾便会爆发出来，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同时，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既有利于个体养成独立的公民意识，更有可能在政府和个人之外孕育出公民社会。随着公民队伍的壮大，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型，威权主义的地基将会随之消失，所谓的中国模式将难以为继。

可以看出，卡尔扎伊所向往的中国模式本身并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模式。卡尔扎伊面对的是一个伊斯兰文明的新兴民主国家，问题难免复杂。伊斯兰文明同世俗的民主政治不一样，甚至存在冲突。曾经的土耳其，同样是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后来凯末尔为了推动土耳其走向世俗化、民主化，进行一系列改革，历经多年，土耳其才勉强和平过渡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即使土耳其的民主化已经很多年，仍然存在伊斯兰文明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土耳其尚且如此，遑论一个外力推动下成为民主国家的阿富汗。所以说，卡尔扎伊治下的阿富汗还未真正感受到民主的好处，便已早早感受到民主不成熟的坏处，于是才会有学习中国模式的冲动和期望。

最后，不得不说某种担忧，即卡尔扎伊不是不知道中国模式的实质，而是有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如果卡尔扎伊真的认同中国模式，那他到底是看中哪一点呢？有人认为，卡尔扎伊可能会看中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倘若真是这样的，或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比起基督教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距离伊斯兰文明更近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反对极端，提倡中庸，有利于将伊斯兰文明朝更温和的方向牵引。但是，从卡尔扎伊的一番言论来看，他看中的更可能是行动高效、决策果断的威权主义体制。假若真的是这样，那就相当于威权主义体制和宗教极端相结合，后果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