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帮没落 十八大后中共三掀官场风暴

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的同时落马被观察人士视为罕见。在20日中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也对2014年后山西官场落马官员进行盘点，中共十八大后，已有23名山西（或主要在山西任职）官员被调查。集中于山西省的交通、纪检、政法和国土城建四大系统，其中包括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和现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对此媒体将其形容为“山西帮没落”。

这并非首次媒体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中共对于某一系统或某一地方的官员集体查处的现象，例如此前由蒋洁敏落马引起的“石油帮”讨论，李春城案牵出的“四川官商集体被查”，以及近期“电力系”官员频频出事等情况。只是这种现象被海外媒体形容为“帮派没落”，在官媒喉舌报道中被称为“窝案”，“官场风暴”。但无论何种形容，都反映出中共在反腐中的一些思路，如毫不留情，一查到底。自十八大后至今，中共已经在山西、四川、石油三个主要地区或领域展开“反腐风暴”，电力，江西、广东、军队等地区和领域的反腐动作也不断。今天外界所关注的落马高官，也多是来自这六个地区或领域。

官场风暴一：山西官场气氛肃杀

在海外观察家的分析里，历来喜欢以某地籍贯或在某地为官来划分官场派别，比如之前的“上海帮”、“北京帮”，虽然这种派系划分容易将官场格局简单化，但是由于感受直观，且视觉上有刺激性，因此相关的讨论也就一直存在。在这其中，“山西帮”官员就被认为是一群低调但极容易出问题的群体。

此处所说的“山西帮”，并不是意味着那种有政治目的的官员结盟群体，而是仕途起于山西或山西籍官员。因为在他们的地方执政经历中或多或少的会与煤炭打交道，而煤炭又在过去二十年中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情况屡屡发生。以至于在中国政坛，历来有“晋官难当”的说法，曾经的山西省长孟学农、王君，以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都曾在多个场合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过这种态度。这一句“难当”背后，几乎就是暗指在近期一大批山西官员被查的案件。截至目前，山西落马的重量级官员，包括丁雪峰、金道明、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商人主要有山西煤老板张新明、华润集团老板宋林等人。外界普遍认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的被查，是一个节点，其被捕后交代了很多问题，也直接导致了一批山西高官的落马。

据传，在山西政界流传着一份名为“山西省已被查处或已被带走正接受调查的部分官员”名单，开列出上至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道铭，和原中宣部副部长、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下至多位县市长在内的30多人大代表，微信间传播甚广，对身在其中的诸多官员来说可谓气氛肃杀。

综合观察目前中共在处理山西官场问题时的态度，表现出“要追前账”和“朝里有人也不灵”两个特点。“要追前账”体现在对于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的处理上。虽然申维辰在2010年就已经离开山西，上调中央，但是目前普遍猜测他落马的原因就是在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和太原市委书记时出的问题。而中国官媒新华社所说的“朝里有人也不灵”则显然将矛头指向了令政策和他曾担任中办主任的弟弟令计划，虽然这篇稿件目前已经被陆媒删除，但是已能从中管窥出中共高层的态度。

官场风暴二：石油帮的“没落”

如果说山西官场风暴背后是因为煤炭领域的种种问题而掀起，那能源系统另一个反腐“重镇”就是石油系统。尤其在2013年，以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为代表的大批中石油高层被调查更是将这种现象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山西帮”的归纳略显牵强的话，在中国，“石油帮”也被很多陆媒大张旗鼓地讨论，视为中国官场最为重要的官员群体，尤其是对于石油系统官员的整顿被视作周永康案调查的延续。

2013年9月1日，中国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蒋也成为国资委成立10年来首位接受中共反腐机构调查的国资委主任，更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宣称打击党内腐败后落马的首位中央委员。不过目前外界分析皆认为蒋洁敏并非中共所要打掉的最大老虎，对他的调查只是更大反腐调查中的一个环节。种种迹象表明，高层此番动作极有可能剑指现已退休但争议较大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周一度也被认为是政坛上“石油帮”的“带头大哥”。几乎同时，四名中石油高层被一锅端、同样曾有石油系统工作经验并长期担任周秘书的四川文联主席郭永祥被调查、以及中石化四川彭州项目所牵扯出的成都工投董事长戴晓明以及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等多方信息，当时多维新闻曾认为，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曾经一度掌握重要话语权的“石油帮”面临解散甚至崩盘的局面。

正如前文所说，“帮派”一词充满了宫廷政治的意味，尤其一些人眼中的“石油帮”，实际上是指这批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过去十年的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但是这种解读还是不严谨与不科学，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中国政治环境中，这种情况并非没有，而石油系统作为中共建政以来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也注定了它与这个国家政权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周永康的事情此处不做过多讨论，不过相较于目前尚不知晓山西官场风暴起于何处的情况，对于“石油帮”的覆灭，几乎已经可以下定论。抛开所有问题的政治性，从制度层面来说，无论最终的结局是否周永康作为建国后第一位落马的政治局常委，都意味着“石油帮”——中国政治特有的时代产物，将以此为起点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即使再有石油系统官员不断上位，那他们也将作为更加孤立的个体存在，“结党”已经在更加强势的领袖权威下难以再有出路。应当肯定这一批技术官僚对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但同时更要警惕，在中国特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下产生了类似中石油这种超级国企，虽然在经济高速发展年代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模式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在今天已成为老旧管理方式的代名词，其极端封闭的企业制度、难以制约的监管措施，尤其是掌门人官商身份的频繁转换，造成了一大批有着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官员结党营私、恃功而骄，以致出现骄奢淫逸和集体腐败，甚至直接插手国政。未来的中国，仍然需要技术型官僚，但是不再需要“石油帮”。

官场风暴三：“四川系”垮台 牵出大老虎

在坊间对于周永康案的讨论中，通常会将“石油帮”与“四川系”官员联系起来。因为在2013年，石油系统和四川官场落马官员数量最多。这两处也都被认为是周案调查的外延，因为周本人在石油系统和四川有过长期的执政经历。

如果不算几日前刚刚落马的“副国级”官员、原江西省委书记、政协副主席苏荣和此次山西的杜善学，十八大后被查的最高级级别官员分别是原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由此可见中共对四川官场的整顿力度。与山西腐败案不同，并不能将这些落马的四川高官称为“四川帮”，因为无论是李春城还是郭永祥，他们都是外派“入蜀”，如李春城并非如令政策、杜善学那样籍贯、升迁都在当地。如李春城是从哈尔滨市副市长的职位调往程度担任副市长。而郭永祥则自胜利油田开始一直跟随周永康，直至周进入中央，郭被留在四川。

此外，四川的官场风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商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大批四川富商也在这次“风暴”中被调查。例如与李春城关系密切的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已经因为涉黑被判死的四川汉龙集团实际控制人刘汉等。对于四川和石油系统的描述，实际上已经长篇累牍，不必再作过多的陈述，只需等待案件揭开的那一天。

除了山西、石油、四川三大领域出现大规模的官场风暴外，电力系统、江西官场乃至军队领域都出现了短时间内频繁有高官落马的情况。如在2014年5月，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北分部主任、党委书记朱长林目前已被带走调查，意味着电力反腐首次由地方电网层面上升到国家电网层面。此外，在2月到4月间，中央和地方纪委分别宣布，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调查，宁夏电力公司银川市供电局局长马林国(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调查。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立案调查。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黄保东涉严重违纪违法，依规决定双开。国家能源局在短短3天时间里，有4名官员落马遭查。

在江西官场，中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14日下午证实，曾任青海、甘肃及江西三省省委书记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66岁的苏荣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落马的国家领导人或副国级高官，也是继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被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苏荣除个人涉嫌巨额贪腐外，其妻和亲属也曾被举报涉及严重腐败问题，而苏荣被指对举报者打击构陷。自2013年迄今，江西官场就有3名省部级官员先后落马，包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副省长姚木根和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第一书记赵智勇等。

此外，广东，大批官员因为裸官问题而被调整岗位，其2014年查处厅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38人，是通报查处厅级干部最多的省份。在军队，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谷俊山已经被提起公诉，而曾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也面临和周永康一样的命运，只等待官方何时向外正式公布消息。

(王雅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