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袭黄袍到世界领袖 习外部形象生变

当一袭龙袍加身的习近平出现在英国主流杂志《经济学人》2013年5月的封面时，很多人从中读出了专制和威权的味道。时隔一年有余，同样是《经济学人》，同样是以习为主角的报道，文章的结构与语言却悄然发生了改变。“必须改变中国的人”、“掌控一切的主席”，取代了标签化的龙袍。不得不说，中国在变，西方媒体的报道也在跟着变化。后者虽然还没有褪去意识形态的外衣，但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以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为“特色”的西方媒体似乎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强势领导人。这位西媒眼中非同凡响的领导人，正努力向外界展示其政治能量，比如以大改革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治理，以强有力的反腐治理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同样也在怀疑，习近平对中国与中共的改造究竟能有多深，中国又会最终走向怎样的道路？

西方媒体“三级跳”改变中国报道

如果说十八大问鼎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对西方媒体而言还是模糊、神秘的，那么经过近两年的围观与报道，这位建国后出生的领导人，其执政风格，个人性格和他编织的宏大改革方略，正逐步变得清晰。以十八大作为分割线，在召开前，西方媒体报道的侧重点主要集中于中国领导人换届中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国政府对社会及网络的高度监管、薄熙来事件的后发效应等等。伴随着十八大的召开，西媒报道的侧重点转向对核心领导层人选的推敲，以及他们可能带领中国走向何方的预判。十八大闭幕后，西媒视角再度腾挪，转向习近平展现出的新气象、中国政改日程表以及各个重要岗位的人选落定情况等等。

在西媒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习近平无疑是最大的主角，对其报道发生了效果显著的三级跳。第一级跳，发生于习就职演说之后。“新领导人更加开放及人性化”的正面报道，纷纷见诸世界媒体的报端、网端，甚至将议程设定式的报道内容，诸如中国政治斗争，中国政改不会有较大推进等固有言论冲刷殆尽。第二级跳，贯穿于习不断添“新职”的始终，习集“权”愈多西媒忧虑愈重，再加上轰轰烈烈的群众路线、整风运动和反腐风暴，一度引发了西媒对“习近平重走毛泽东路线”、“习走向集权”的担忧、揣度。第三级跳，则是对习不足两年时间里诸多“大动作”的总括，报道手法较之于前两级跳明显不同，肯定、褒扬多于不由分说的否定、批判，同时有目的性地引用“中国”官方和学界的信息源。

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CNN、《金融时报》以及《华尔街日报》近期刊发的数篇相关文章为例，不难看出西方媒体在三级跳过程中的变化。虽然主题还是“旧酒”，比如专制、独角戏，但语言方式显然不同于之前龙袍加身的“皇帝”说辞以及充满负面意味的独断专行，而是更为中肯和多样化。如《经济学人》以徐才厚落马入题，虽然意在阐明“掌权于一身的主席”这一命题，但基本上破除了“逢中必反”的逻辑，转而更愿意去剖析习之所以尽可能掌权的内因，比如进行一个广泛的改革议程、摆脱一小部分高层领导人共享责任和决策权的旧有统治模式以及挽救腐败透顶的中共体系。《纽约时报》即便忧虑着中美之间前所未有的战略对抗，但在阐述习近平个人秀使外交复杂化这一主题时，确也选取了来自各方的信息源，尤其是来自中国官方和学者的声音。CNN也徘徊于习近平究竟是改革者还是独裁者的边缘，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位世界领袖还是开始着手解决一些敏感问题，尤其酝酿了一些可能会彻底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版图的改革计划，比如废除劳教、松绑计划生育政策、户籍改革、增加国家主导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建立更为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反腐运动等。

CNN报道习近平截图

同样地中肯和多样化，也在另外两家世界级报刊中有鲜明体现。《金融时报》并未延续“专制”题材文章的一贯写法，罕见地将习近平带有专制性质的反腐，看做是打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完成布局的盘根错节的权力与财富网络。至于《华尔街日报》刊发于一年前的《习近平突然转向毛主义复兴？》以及新近发表的社论《习近平和毛泽东的剧本》，则更像是“辟谣”软文，因为文章不仅将外界关于习重走毛路线的种种说法逐一驳回，而且还试图摸清习的真实意图，比如“真正变革政治体系”。前一篇作者在文末更是直言，“习近平有关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已经以迅疾的速度表明他是一个不同的领导人，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否有足够多的党员干部已做好准备，支持习近平的有关要求，作出真正改变。”言外之意是，习近平的改变已经发生，中国能否真正改变，关键在于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能否有所作为。

意识形态火苗仍在燃烧

国际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一直以来就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果将西方媒体对习近平的报道放在国际新闻对华报道的洪流中，则不难理解个中选择或平衡的缘由所在。反过来，西媒在如何报道习近平上的悄然转变，也可以进一步扩展至整个对华报道的操作层面。也就是说，长期以来不断“丑化”中国以及借用意识形态外衣看中国的西方媒体，并非有意去进行抹黑中国及其领导人的报道，更多是基于历史、文化和教育的背景，以及政治制度的选择，他们只会更多选择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中国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制度选择，的确造成了彼此的误解和误判几率在一个较高水平，但这种误判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中国不断增强的声音，是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将误解降到最低。

最大限度，而非“完全”、“彻底”。因为一个不可否认和逃避的基本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争斗将会在国际传播领域里长期客观存在，体现在国际媒体上就是对对方负面报道连篇累牍地出现。不可否认，一部分西方政治人物与媒介，他们依旧基于利益的需求，在有选择性地看待中国，甚至坚持冷战思维，敌视中国。就如此前接连不断的藏人自焚，总是天然地将矛头对准中共当局，武力镇压等充满臆测和想当然的噱头频频见诸报端；每遇涉疆恐怖袭击，最先想到的不是针对平民的血腥暴力，而是为暴徒辩护，将恐袭视作他们对抗当局的绝望呐喊；每提到人权，就抱持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将中国人权状况指斥得一无是处……在某些西媒眼里的中国，俨然是专权专制、腐败丛生、道德沦陷、环境恶化的“大本营”，以此为大前提，得出的各种负面结论都可能是“理所应当”的。诚如美国一家新闻专业机构评估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后的深度剖析——长期以来，众媒体“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牢笼，更不愿意放下架子去了解发展中的中国”，于是“主观臆想了很多报道中国的主题与理由”。它们不相信中国能够持续发展，预测中国会发生动荡、政治变革或经济崩溃等；宣扬中国会进行武力扩张；甚至把中国当替罪羊，无法解决的国际问题、经济问题都认为是中国造成的。

当然，中国的政治人物和众多官方媒体也并没有放松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争斗，只是官媒存在的方式和选择的技巧相对“笨拙”，而自身固有的陈腐运行模式和太过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风，让自己国家的民众都难以信服。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一百多年间，西方对中国的侵入可以说是全方位与单向的并举，羸弱的中国在工业化革命和西方民主占据主导的世界中，只能被动接受；如今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崛起与国家的强大，已经开始具备条件改变这种单向的被动输入，只是中国的许多官僚结构还是在浑浑噩噩中把持着自己的小利益，包括那些贴着“优等”共产党员标签的官员们，也都无法认识到中国的现实，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习近平要发动一场影响深远的大变革，也不难理解为何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新闻不再是基本事实的简单呈现与叠加，更多的是一种时刻为人们“编制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的核心力量。所以，意识形态在新闻报道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偏离正常、健康轨道就越远。对中国政治颇有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实际上，这是西方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从早期在第三世界搞殖民主义到伊拉克占领，西方都是用道德优越来论证其合理性的。但问题是，西方的这种‘道德优越’感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的感觉罢了。往往为了论证其行为的合理性，西方诉诸把对方‘妖魔化’的手段。”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西方“自以为”的优越感渐渐转变为一种莫名的恐慌和担忧。为掩盖这种恐慌和担忧，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一条道走到黑，也即站在西方话语权主导意识下，秉持着西方文化的优越感，站在本体文化习惯上去误读，然后有目的性地选取事实加以重新组合，有意识地引导舆论，使中国形象长期处于西方媒体“他塑”的控制下。《纽约时报》作为当今美国的主流媒体之一，其创始人奥克斯在创办该报时就自称“只选择适于刊登（本报）的新闻”，并将其作为座右铭在创办初期的报眼位置上反复刊登。这种“只选择”的背后，既附带着国家利益争端，也有媒体本身操作策略的原因。前者是媒体无法回避的政治任务，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在中国主流媒体上体现得更为突出。

兵书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套用在中西方的意识形态之役上来也是同样适用。一方面，中国需得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中心论以及意识形态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避免陷入单一历史面向和一元化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在去西方中心论和去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需得着力构建己方的“意识形态”，后者必须是中国思想、中国现实和世界现实的衍生，而非一种为了暂且把握话语优势而采取的应景之策。比如在官样文章中过于直白露骨地以“西方敌对势力”、“境外渗透”、“你死我活”等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字眼抢占舆论制高点，短期来看是收揽了民心，很好地回击了对方，但于长线布局而言，类似的语言腐蚀只会陷入另一种民粹漩涡中。

基于世界力量的重构与中国走向强势的背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如何报道中国的问题上正主动或被动地悄然生变，首先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对习近平这一最强有力领导人的报道上。然而，要想在短期内彻底脱去西媒身上的意识形态外衣是不可能的。反求诸己，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正在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改造自我，与外部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放松。西方对中国的刻板成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同样地，中国若想在世界上发出令人信服的声音，在调整中共宣传机制与外宣策略的同时，更需要上下联动，打开一扇认识中国、洞悉世界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