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强中纪委 王岐山注定会青史留名

中纪委和政法委作为中共政治架构中两大权力极高的组织机构，都曾在中国政治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一把手”在胡温十年都曾进入九人常委会。十八大后伴随政法委书记出常和周永康被查，“政法委削权”传言甚嚣尘上。与之相伴的是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在反腐过程中风生水起，被誉“史上最强中纪委”。8月4日的消息中，习近平更对巡视组讲话时称，“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被认为是对中纪委的最高“要求”，为其鼓气“加持”。另有报道，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首次以“法治”为主题的讨论草案将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领衔起草。中纪委、政法委一起一落之间，各归其位，尽显中国政坛大势所变，也体现着二者在不同“掌门人”领导下，风格、手段的不同。

“掌门人”的执政风格

齐桓公因为宰相管仲的辅佐才能成就霸业，清朝若是鳌拜继续专权恐怕也不会有“康干三世”的盛景。一国一朝，凡是要国运兴隆，主明臣贤，君臣一体是必要条件。若是乱世，就必然会有一群刚愎自用的“权臣”扰乱朝政。中纪委和政法委之“变”，其实也体现了其主政者王岐山与周永康的差异，尤其是二人为人为官性格上的明显不同。

此前曾有极为接近高层的消息人士媒体透露，十八大后，王岐山在与某国企老总私下交谈时，由衷地感叹“（习近平）这个老大让我心服口服，我只要踏实做事就可以了”。据悉，这句话流传出来之后，一些熟悉王岐山的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他们眼里，个性张扬的王岐山一向是个自信于自己能力的政治领导人，甚至有些“自视甚高，谁也看不上”，很难对一个人心悦诚服。而从他嘴里说出这番话，也表明习近平的政治能力确实让他折服。

不过细想也在情理之中，两个人有着相似的家庭出身，都是从底层做起，熟悉民情，喜欢单刀直入不说空话套话。习近平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就像当年毛泽东评价邓小平那样，是一个“钢铁公司”。王岐山的脾气是雷厉风行，就像军火库。大凡中国人交往，很是讲究“对脾气”一说，习王二人无疑就极为“对脾气”，配合也自然就默契了许多。而在那些习惯用“权斗”思维来看中国的观察者来说，习、王二人无疑属于“一党”，这也足见二人的默契已经显露在外。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习近平能够在反腐问题上安心放权王岐山的重要原因。

反观周永康，即使是他在任之时，海外就广为流传他对胡锦涛、温家宝极为不敬、态度傲慢。中共一直是集体领导制度，常委会无论是七人还是九人，关系都是平等的，只有总书记可能话语权会重一些。周在当时仅仅排名第九，仅仅因为手中掌握“公检法”等国家机器，再加上胡温二人性格内敛，不愿将矛盾展露在外，周就凭此作威作福，大建“独立王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从机构到领导者所展现出的气质、性格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今天王岐山和他的中纪委誉满天下，而周永康却家破人亡，身陷囹圄。

反腐成绩显著 维稳千夫所指

中纪委与政法委在政坛地位的起伏，追根溯源，还是由于他们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所做出的成绩，而这些又都被高层和民众看在眼里。以中纪委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7月26日，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521名官员被先后点名通报，其中包括2名副国级官员和37名省部级官员。无论是反腐查贪的频率，还是落马官员的职级，中纪委今年以来的反腐力度都高于去年。仅今年4月份，就有88名官员被中纪委通报，这也创下了所有月份的通报纪录。伴随着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陈铁新的“落马”，今年接受组织调查的省部级高官数量已达到19人，超过了2013年的总和。不断刷新的落马高官数据、清理“腐败呆账”、“平安着陆”不再平安、政协副主席成当下高风险职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作家二月河称其为“蛟龙怒鱼鳖慌”，“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如果说中纪委发力于官吏，当年的政法委就是更多地施威于民众。尤其在维稳问题上，过去十年，上访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肿瘤”，割而不绝，频频发生。而周永康独掌公检法与武警后，不仅不考虑如何治标治本地解决“上访”问题，反而凭借政治局常委的身份，持续大幅增加政法系统的维稳经费。有报道称，中国的维稳经费预算一度高达每年7,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143.1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而周永康及政法系统大小头目，不仅借此中饱私囊，而且趁机扩充实力，豢养起一只专吃“维稳饭”的大军，遍布全国，其势惊人。

以致于在中共体制内也引起反对的声音。坊间传言，在罗干之前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曾写信给胡锦涛和习近平，痛批政法委与周永康，并要求约束其权力。而在2012年5月，云南省16名老党员亦联名致书中央，要求免去周永康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两职，并交由中纪委查处。《炎黄春秋》杂志在中共十八大前更是提出废除政法委制度。仅仅这一项对比，就说明为何中纪委能够备受赞扬，而政法委一度成为批评的箭靶。

正人先正己与独立王国

前文说到，周永康在其担任政法委书记时大搞“独立王国”，媒体此前也曾分析认为这是他被调查的重要原因。在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中，周永康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政法委“一把手”，获得了对政法系统、国安系统、武警系统的掌控权力，周永康手握“国之重器”，本应以谨慎戒惧的心态为民为国为党分忧，但是他却将其视为争权谋私的工具，对外强硬维稳、迫害民众，对内排斥异己、争权夺利，甚至携权自重，将政法系统打造成其个人地盘，俨然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形成了以周永康为核心的“山头”，其本人亦获得了“政法王”的称号。

同一时期，各地各级公安部门“一把手”兼任政法委“一把手”的趋势明显加强。同时在维稳的名义下，管辖警察、武警和国家安全机构官员的政法委，权力越来越大。在地方，各级政法委系统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正常的司法工作，甚至将公检法系统作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肆意逮捕体制内人士和社会民众，而且在各类社会事件和问题中往往获得了不合其本分的发言权。

再观中纪委，反腐两年之后，虽然成果颇丰，但是在7月份又突然发布通知，要求“正人先正己”。对全国范围内纪委部门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摸底自查。与周永康十年政法系统无大贪落马的情况相比，十八大迄今，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接连被查，显示出王岐山铁面清理“内鬼”的雄心。

在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之中，申维辰、李崇禧、金道铭等三人与纪检系统有过交集。从地方层面来看，包括山西省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福建省厦门市纪委监察局对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机关党委原专职副书记黄振民、福建省烟草公司原纪检组长孙佳和、广西国土资源厅纪检组原组长罗卫国、福建省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原纪检组长黄达源等5名地方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也被通报。甚至四川省纪委监察厅近日制发实施意见提出“建立纪检干部准入制度，稳妥探索淘汰退出机制”。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上，王岐山先行一步。

手段多样化与简单、粗暴

正如习近平所担忧的那样，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治理能力”尚未现代化，官员施政时刻板、简单、粗暴成为常态。这在周永康时期的政法委各部门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政法委不断做大统管公检法，在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出的当代中国，各地方上的政法系统以一种粗暴、蛮横、无知的态度进行弹压，尽失民心。从2012年2月王立军事件开始，中国接连发生了陈光诚事件、李旺阳事件、冯正虎事件以及什邡民众示威等种种让中共感到棘手的事件，在此期间，政法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公安部及整个政法系统高层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在2013年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掌权之后，中国省、市、县3,300多名政法委书记开始在北京接受培训，随后，公安部也开始对1,400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集中轮训。除此之外，大陆各省级公安机关近7万名基层所长、队长也将全部接受中央集中轮训。当时一位公安部人事训练局负责人称，“这一系列培训，在中国公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样一种并非继承、而是“换了人间”的大气氛中，周永康的位置自然就显得颇为尴尬，如果中央果真需要有一个人对过去5年政法系统的种种错误负责，那作为当时政法系统“一把手”的周永康，难脱其咎。

做事颇具魄力的王岐山，在执掌中纪委后一改此前陋习，反腐过程中手段多样，雷厉风行。粗略总结有四大新意：一是加强巡视工作。本届中纪委将“巡视”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江西原副省长姚木根、山西省人大原主任金道铭、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每一轮中央巡视都能查出不少贪官，目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多数来自中央巡视组在地方的巡视成果。

其次是点名通报。从中纪委到地方纪委，对干部违纪行为均直接点名通报，毫不遮掩，尽显透明。在通报中，“通奸”、“行政降级”更成热门词汇，广受解读。

三是突然袭击，不给官员喘息空间，典型案例便是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在工作中被直接带走。而苏荣、令政策等此前还在考察调研工作。

四是结合整风，注重细节。八项规定、贺卡、礼品月饼，反腐配合整风，“最强中纪委”展现治贪“零容忍”。

殊途同归 各归本位

虽然前文对比甚多，尽显王岐山、周永康二人对于中纪委、政法委的正反影响，但切不可因噎废食，一棒打死。中纪委之功，不是王岐山一个人的功劳，背后是习近平的强力支持，身前是大量中纪委工作人员的勤奋工作。同样也不能将周永康本人曾经的过错与政法委划上等号，中国的公检法机构，尤其是很多中基层官员，虽然经常面对领导意志，但是也在“遵守法律”的大原则下坚持立场。

中纪委不断发力，突破了“同级监督”困境，提出“两个为主”，解决了上级纪委在事权和人权上的领导问题，逐渐退出各个议事“协调机构”，正在回归“监督”本职。政法委方面，也从“大权在握”走向宏观管理，从“维稳”回归“法治”，孟建柱主导四中全会讨论案，力推法治足见此变。中纪委、政法委，十八大后在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主导下，殊途同归，各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