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常委 唯有习近平当过“父母官”

中国多个省份全面治理“裸官”，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因“裸官”辞职更是引爆舆论场。中国基层官场正在面临“文革”以来的最大变革。高层政治中，“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句记载在《韩非子·显学》中的话语，再次被中共领导人挖掘，并作为督促基层干部的至理名言而公之于众。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曾发表《从政杂谈》一文，其中表达了他关于县委书记一职的认知。习将县委书记的工作上升到国家安危的层级，称“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并引用海瑞在他《令箴》中的一句“官之至难者，令也”，以此证明在他眼里，中国官场最难做的官是县官。

以此文可见，中南海的决策意识中，今天官场大变局里，县委书记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在干部序列中，他们承上启下，离群众最近，既明白“上头”，又了解“下头”；既要抓大政方针，又要管“芝麻绿豆”。从工作性质上，这是一个置身各种矛盾冲突前沿的群体，是自我描述为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体。他们在中国政坛光谱中的地位，在习王整风后官场上的处境，都耐得细细观察。甚至一些观察家们下论断，只要中国县委书记能够保证稳定向好，时局就不会出现大乱，中共的红色江山也不会轻易变色。

郡县治 天下安

在中国权力金字塔的管理层级上，县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一直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而且因为直到现在它也是中共这个政权管理国家的基础。县治则天下治，而县委书记又是县级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如今中国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虽然他们不到全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却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故而他们的素质、品格，都是影响中国国家管理的重要因素。讨论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在政治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离不开对时代的分析。因为不同的时代，对整个社会来说，会有不同的历史任务；而不同的历史任务，又呼唤甚至规定着领导者不同的素质。那么从1949年中共建政开始，县委书记们，在政坛上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什么样的面貌伴随着大时代的进步的呢？

曾有学者将县委书记群体形象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来逐一品读。第一阶段是中共建政初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如“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县委书记的职责能力主要体现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如何摆脱贫困、战胜挑战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众所周知的焦裕禄。焦裕禄“信仰坚定”、“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人民服务”、“迎难而上”、“无私奉献”这些特质，为以后所有县委书记提供了模板。今人很难想象，当年焦裕禄对于中共党员的教化意义，但在当时，可以说焦裕禄这个县委书记恰恰代表了中国百姓眼中中共党员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提一下华国锋。这个曾经在毛泽东家乡韶山担任过湘潭县委书记的官员，在被毛泽东接见后给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55年10月，毛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六十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自此仕途平步青云，直至“接班人”。这也是证明在中国，最基层官员和高层政治之间并非完全割裂的一个案例。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进一步扩大开放的1992年，也是邓小平主掌中国的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共干事创业的行动指南，新形势要求县委书记首先能破旧立新、敢做敢为，吕日周堪作其形象代表。80年代初，吕日周在山西原平县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这个时期对于县委书记又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年轻、果断、有魄力。

第三阶段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到本世纪初。南巡讲话解决了令人困扰的、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问题，使各项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仇和，自1996年12月起在江苏沭阳县委书记的位子上开始“个性执政”：铁腕反腐、招商引资、教育的民营化改革、医疗机构的股份制改革、干部任用公推公选公示制度改革等等。在他身上所体现的品质，代表了当时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应有的社会形象。

第四阶段是进入在2000年以后。这一时期相较于之前的三个阶段，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以往那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舆论对于县委书记的评价不再是是否“为民做事”，而是开始大量出现“中央领导是亲人，省上领导是好人，县级领导是坏人，基层领导不是人”的说法，可以说，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地方出现的大量上访、拆迁、维权案件，与县委书记的素质向下、为官不为有着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眼中的县委书记

在分析完时代变迁下中共县委书记的变化后，回到现实，在今天中共第五代领导层的眼中，他们希望看到怎样的县委书记，在他们的眼里，有着何种品质的县官才能达到“郡县治”，而实现他们“天下安”的政治理想呢？

盘点中共高层对于“县委书记”的要求，现任国家副主席，曾担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曾对此有过表态。他曾对县官提出要求，称“县委书记权力大、责任大、影响大，要实行重点管理”，并在十七大后专门召开县委书记培训班，要求县委书记要做“三种人”，即“党在当地执政团队的带头人，党在当地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在当地人民中党的形象的具体代表人”。

李源潮毕竟是政治局委员，对于高层眼中如何看待“芝麻官”，还需要从常委级别入手。有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现任政治局的七名常委，都是以“从基层起家”、“熟悉民情”而闻名，但是其中只有习近平真正地担任过一县的“父母官”，其余六名常委都是或通过共青团系统，或通过石油系统、金融系统、宣传系统出身升迁的。如总理李克强仕途起步于共青团中央，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身于中央级别的电子工业部，刘云山来自宣传系统，王岐山从中央政策研究室走出，张高丽来自石油系统，张德江37岁时担任过两年的延吉市（县级市）市委副书记，但也在很短时间内就进入省部级别。唯有习近平，完整地经历了中共政治架构从村到中央的历任职务，而他在正定担任县委书记的经历更是在十八大后被频频提及，津津乐道，官方对此也并不回避，坦然面对。因为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习近平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也的确做得不错。再加上习近平是今天中国“官场变局”的主导者，因此他怎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政治目光看待“县委书记”这个职务也就至关重要。

再回到文章的开篇，习近平1990年阐述自己眼中的“县委书记”时，就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大家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多次调整后，现在全国有2800余个县市区旗）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一个县小则十几万人，大则百把万人，一个决策下去，其影响非同小可，来不得半点含煳”。由此可见，在当年于福建刚刚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习近平眼中，县一级承上启下，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县委书记这个岗位非常重要，最能锻炼干部。更具党媒透露，习曾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句话，“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那经过二十余年，习近平今天又是对县委书记如何认识的呢？一个最好的事例就足以证明，在今年3月份，中共政治局常委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分别联系一个县，习联系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河南省兰考县。在视察兰考的过程中，习不仅前往了焦裕禄纪念馆，还回忆起自己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在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之后，曾经填写了一首《念奴娇》词，他说，“这首词直抒了我的胸臆”。并表示焦裕禄去世时自己“深深震撼。”

能让一个总书记如此深有感触，不断在不同场合回忆此情此景，可见作为“县委书记”模范的焦裕禄在习心中的地位。而今天习在官场所掀起的所有惊涛骇浪，落到基层官场，并没有什么太过复杂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希望这些中共最基层的领导干部，还是要回到建国初期共产党员的风貌，成为“焦裕禄”。

升迁不易 异化成为“土皇帝”

不论褒贬，透过上述的各方信息可以看出，从中共总书记，到民众，对于县委书记这个“父母官”都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是在实际官场上，县委书记却并不好做。一来体现在这个位置“高不成、低不就”，升迁艰难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也因为掌握一县的财权和人事权，在“天高皇帝远”的心态下，异化成为地方上的“土皇帝”、“南霸天”，成为高层眼中最难解决的官场群体。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是算得上“手眼通天”。如6月21日，据陆媒《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委书记高志坚被调查，外界猜测或是因为涉及李春城案。众所周知，李春城案是中共目前要打的最大“老虎”周永康的外围案件，一个县委书记都被牵扯其中，除了证明周案的案件线索众多外，也表明了县委书记这个职位的特殊性。

对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个人和制度因素不再多说，2013年有学者通过样本分析对“县委书记”群体进行的课题研究，或许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2013年，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就曾针对“县委书记”这个课题接受过媒体采访。根据四川、贵州、广西、重庆、上海等多个地方的样本分析，在中国，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从副科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13年，其中从副县级晋升到正县级，平均用时6年。此外，在统计中，县委书记大多很难干完一届，多则三两年，少则一年半载就调走。接受调查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任现职时间平均3.25年，61.2%的官员任现职3年及以下，71.8%的人任现职时间在4年及以下，任现职5年以上的只有14.5%，大多数县委书记和县长没有完整干满一届任期。这一组数据的意义在于，表明中国有大批的基层干部在县级的停留时间过长，且不具有稳定性。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大批县委书记出现了“捞一把就走”、“现在不贪，过期作废”的心态。

虽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基层民众对于县委书记贬多于褒，但是在一些县委书记看来，他们自己也是很“冤枉”和“尴尬”的。在一些县委书记口中，考核多、检查多、会议多，招商引资累、陪客喝酒累、处理关系累“多”和“累”是与人交流时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他们处于两个三角形的“上压下顶”之中，困扰多、困惑大。

正像媒体此前一直所说的那样，目前中国官场正走在十字路口，官场文化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在地方，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也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这对那些处在基层的县委书记来说，更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干”恐怕是他们现在心中最大的感慨。如何对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妥善解决，恐怕是决定“官场大革命”胜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