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日子难过 中国的官场越来越难混

中共反腐曾让多少官员在2013年发出“官不聊生”的哀叹，如今山西窝案连发，连省委书记袁纯清都因“领导责任”悲情败走麦城。这不仅让山西官场崩塌成为外界热议的话题，也让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坐镇山西换届时，批评当地“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的话语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袁纯清被去职当天，中纪委网站重点强调“一把手的责任”，这篇名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的文章直接指出：“（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其实就一句话，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党委一把手）的责任……如果各级党委对形势缺乏清醒认识，没有把管党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当作自己的主责，就是领导不力。”

中国有句俗话，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地区的官员，如果一把手廉洁奉公，法纪严明，那么下属官员就不敢违法乱纪；如果一把手装聋作哑，甚至疯狂腐败，那么上行下效，下面的官员就会群起效仿。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袁纯清去职山西表明“反腐、吏治、整风”，中共剑之所指已经开始从腐败官员本身，转向负有领导责任的各地一把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上位之初，曾用“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来说明领导责任的重要性。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党委负责制”，到习近平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提出“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积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以及之后提出并由经济领域而发酵至政治领域的“新常态”概念，中共新领导班子的吏治思路逐渐清晰明了。对于各地方和部系的官场一把手而言，政治“新常态”意味着“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只享有权力、不承担责任的美好时光将成为历史，“党委负责制”将成为悬在他们头上的体制利刃。

袁纯清之殇印证政治新常态

9月1月，中共官方宣布，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接替袁纯清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等职，随即，袁纯清新职务宣布，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在此之前，山西省委班子8名（包含2010年离开山西的申维辰）省部级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有原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原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另外，原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原副省长任润厚也因腐败被宣布调查，甚至山西省纪委原副书记也被调查，山西政坛五大班子无一幸免。

虽然“晋官难当”，但是山西官场生态如此黑暗，袁纯清作为一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长官责任。在9月1日山西领导干部大会上，袁纯清自己也承认负有责任。“抓班子、带队伍”，这是一个一把手的重要职责。有观点表示，山西官场地震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中共反腐将不仅局限于腐败官员本身，更外延到各地一把手的领导责任上。袁纯清黯然离晋，四年三个月任职山西，以这样的局面收场，对于他来说自然感慨良多，但是带给中共官员、带给社会的是更多的反思和警醒！

如何追责领导者的用人失误，在中国政治生态中一直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在近年来被问责的省部级官员中，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被问责，多半是因为重大事故或公共事件，比如和袁纯清曾同属晋官的孟学农，2008年曾因襄汾特别重大溃坝事故被免职。中共官员极少因为用人失察而被追责，引人注目的案例只有两个:云南原省委书记2001年因省长李嘉廷贪腐案而辞任调往审计署；2012薄熙来被调查后，新华社通稿中称他“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但更多的情况是被“默许”，2001年至2009年，季建业在扬州主政，先后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这一期间，扬州市委原组织部长蔡爱华因为“受贿，干涉扬州牧羊集团改制”被“双规”。当时曾有更高层次领导认为这是主要领导的“用人失察”。但最终季建业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责，直到他在南京任上落马。

习近平曾称，用人不当将对党和国家造成很严重后果，山西就是典型。近一年来山西落马的15位厅局级干部中，至少有9位是在2010年袁纯清上任后获得提拔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善学、聂春玉还是前后两任省委秘书长。虽然这并不能证明提拔过程中存在腐败，不过作为选任和监督官员的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履职失当，既没有在干部选任时把好“入口”关，也未能发挥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分析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曾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此番山西官场大动荡，说明中共高层已经下定决心在党建和吏治方面进行改革。袁纯清不幸成为中共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制度以来，因为用人不察而“以身证法”的第一人。

体制发威责任之剑指向一把手

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地区的官员，如果一把手廉洁奉公，那么下属官员就不敢违法乱纪；如果一把手疯狂腐败，上行下效，下面的官员就会群起效仿。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近平在上位之初也曾用“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来说明领导责任的重要性。但是中共新领导班子执政近两年来，反腐的风浪盖过一切，以至于习近平的吏治动作没有得到外界足够的重视。

袁纯清被去职当天，中纪委网站重点强调“书记的责任”，这篇名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的文章直接指出：“（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其实就一句话，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如果各级党委对形势缺乏清醒认识，没有把管党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当作自己的主责，就是领导不力。”

当初，掌权未满一个月的习近平，就在政治局会议上高调推出“习八条”，要求中共高层官员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2013年开始，中纪委更勒令官员退卡以及发文禁止节假日公费宴请、甚至购买贺卡等隐藏腐败的各种行为，让当时的中下层官员们发出“官不聊生”的哀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党委负责制”淹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各项改革热词中……但是无关外界关注与否，习近平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实现自己的吏治战略。2014年初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及“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积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就已显示中共已经将官员问责制推进到执行阶段。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公开提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拘常例、不违常情”，8月13日的《人民日报》用这8个字来解读习近平的新常态，并将其从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扩展到了改革、反腐、外交等诸多领域。所谓“常例”，被定义为“长期存在于中国政商界的或明或暗的规则”：“一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以前大家觉得是‘常例’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消费、公款旅游、迎来送往等，无不戴上‘紧箍咒’，官员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当周永康和徐才厚这种级别的大老虎被拿下之时，大家在惊讶之余，应该能品味出其中的深意——20多年来，坊间流传的‘刑不上常委’的所谓‘常例’，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眼中，这不过是个伪命题。”

至于“常情”，官媒将其则归结于“千百年来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常识、常情、常理”：“让年轻人有工作、买得起房，让孩子上得起学，让老人看得起病，说的都是千百年来中国‘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朴素民本思想。以这种常情的思维去理解习近平的改革、反腐、外交等领域的思路，会发现这种‘新常态’并不难理解，而且会抱有一种理所应当的期待。”

其实，这种将“新常态”延展至政治领域的论述方法，早在三个月前的《人民日报》上就已经呈现。6月9日，该报刊登的《大转折时代需要“新常态”思维》一文，就已经强调“上述逻辑和态度，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整个时代发展对我们的影响上”：“在大转折时代，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既主动调整、又不可避免地受客观影响的国家来说，多维交集的‘新常态’的不断出现，可能也将成为一种常态。” “新常态”将成为未来几年里指导中国走向的出发点。

如今回头再看，无论是“党委负责”、“政治生态”还是政治“新常态”，中共领导层显然不仅在整理其整党吏治思路，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官场生态已经发生变化的信号。对于官员们来说，正如《人民日报》在文章最后所称，“理解习近平‘新常态’里的不拘常例、不违常情，重要的不仅是学习，更需分辨是非、认清大势，并且勉力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