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纪委治贪幕后 谈话室装修有讲究

今年是反腐大年，类似刘铁男的大案数不胜数。曾经位高权重的高官，到了中纪委手里，一切都如实招供，中纪委成了令贪官闻风丧胆的地方。中纪委及其领导下的纪委系统是如何降服贪官的？在这一宗宗大案中，中纪委如何发现蛛丝马迹？如何谈话攻心，带走调查？又是什么样的地方让贪官可以像刘铁男这样坦白交代，积极认罪呢？

9月24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涉嫌受贿案。据悉，刘铁男涉嫌受贿金额总计为3000余万元，其到案后认罪态度好，并供出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涉嫌受贿犯罪事实。

今年是反腐大年，类似刘铁男的大案数不胜数。曾经位高权重的高官，到了中纪委手里，一切都如实招供，中纪委成了令贪官闻风丧胆的地方。中纪委及其领导下的纪委系统是如何降服贪官的？在这一宗宗大案中，中纪委如何发现蛛丝马迹？如何谈话攻心，带走调查？又是什么样的地方让贪官可以像刘铁男这样坦白交代，积极认罪呢？

通过梳理中纪委在办案过程中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搜狐财经寻找了一条中纪委“治贪”的路线图。

一、调查取证

在接到调查命令后，纪委工作人员首先是：细抠银行账目形成证据链。

一个案件的成立，需要涉案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办案人员时常会面对一张开户十余年的银行户头，在数千笔业务中一个个核对。在正面接触“对手”之前，他们都能将案情各个细节倒背如流。

除了银行账目，需要请专业审计人员梳理。

在谈话之前，办案人员往往需要翻查大量资料，以查找有关证据。报道称，北京昌平区今年查处了一起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副主任腐败案。因案情需要，办案人员对政府采购中心7年的账目逐一核查，账目摊满了3米多长的办公桌。办案人员请来了专业审计人员，整整核查了一个月，最终梳理出了7大项26个问题。

二、谈话攻心

除了“物证”，纪委还需要被调查官员的“口供”。

在官场，有这样一种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纪委找谈话。”纪委谈话室让多少贪官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对于谈话的地点，部分地方设立了专门的“谈话室”。如在北京，市纪委要求各区县都要专门设立至少3个“谈话室”。

在搜集了足够的证据后，办案人员将开始约谈“对手”。谈话的地点，就是规范化的“谈话室”。这里不仅能够营造适合调查的严肃氛围，硬件设备也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而在以往，基层纪委约见谈话对象时，通常是找一个空会议室、办公室。

在约十平米的“谈话室”内，除了地面都被布置成白色。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桌椅、墙壁、门窗都经过了“软包”的特殊处理，即使拳头砸上去，也只会发出闷响。窗户加装了栏杆，栏杆缝隙只能伸入一只手。谈话室隔壁，还设有专门的指挥间。指挥人员和办案人员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进行即时的信息沟通，这样就可做到“不动声色”地调度，无须打断谈话的节奏。

在河北武邑，也有类似的“谈话室”。谈话室建于2013年3月，于6月份正式启用，位于武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厅内，总投资20万元，面积120平方米，共有4间办公室，其中谈话室1间，电子监察室1间，办公室1间，监控室1间。

谈话室的墙体、地面、门窗、桌椅、电源等也是全部进行了软包和防护处理，并安装了监控系统，在谈话室和电子监察室设置了2个摄像头和4个拾音器，实现同步录像、录音、存储、检索等功能，确保监控区域不留死角。同时对办案所需经费和车辆优先予以保障，确保满足外出办案需要。

除此以外，山东临邑，禹城等地也在规划建立类似的“谈话室”，以配合纪委查案。

一线反腐办案人员表示，“谈话是一个攻心的过程。”一个案件的成立，需要涉案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正因此，谈话环节对办案人员的要求极高。因为它事先难以设计，需要临场灵活准确地运用证据，还要进行紧张的“心理战”。

三、带走贪官

取得足够的证据后，办案人员会将目标带走调查。

但办案人员会找借口将目标叫出 并不当众带走

关于带走官员的现场，据悉，到目前为止，尚无到会场直接当众带人走的案例。因为中纪委明白，对官员的震慑，不需要以这种方式，另外从保密和安全的角度考虑，也不宜在会场带人。曾经有过的例子，是中纪委要带走的人正在开会，这时，办案人员也会找个借口将目标叫出会场，然后带走。

独特的反贪机制

中纪委以及纪委系统的办案过程基本类似。但比起反贪局的办案，纪委系统的办案也有不同的特点：

1、双规对象并不关在看守所或拘留所

由于中纪委的“双规”并非法律上的限制人身自由，所以，双规对象并不关在看守所或拘留所，而是在保卫条件较好甚至戒备森严的小宾馆或内部招待所、办案中心进行。这个阶段，被查处的对象吃睡都在一个房间里，另有武警或其他办案人员24小时陪同监控。较为重大的案件或级别较高的查处对象，对其办案场所通常都在不对外营业的招待所或办案中心进行，这种场所连外围都戒备森严，无关人员不得入内。

2、查处对象级别更高，甚至称呼徐才厚为“老徐” 对薄熙来直呼其名

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一般说来，办案人员对查处对象的态度不卑不亢，在办案过程中，绝不会称呼其原有职务，在开除党籍前，客气一点的，可以称其名字加“同志”二字，次之，以姓氏加“老”字相称，比如对徐才厚，就会称呼其“老徐”，而对薄熙来的查处，办案人员一直直呼其名。

中纪委人士解释说，因为被查处对象已经不可能再担任职务，所以称呼其原职务，是不被允许的，那样也会抬高办案对象的气焰，让其还以高官自居。而平等称呼，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时刻提醒办案对象，他已不再是特权人物，需要淡然看待自己的前身份。在此基础上，很多人就会慢慢意识到自己的“失势”，继而开始交代问题。

反腐新举

专案组紧盯“小官巨腐”

除了常规案件，在北京，对“小官巨腐”的查处力度空前加强。目前各区县纪委普遍已针对农村党员干部腐化、“小官大贪”等问题作出了相应部署，有区县专门设立了专案组。“小官巨腐”问题为公众诟病已久，北京对此进行了“总攻式”打击——市纪委近日通报称，正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严厉查处。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的案例，可谓触目惊心。

各区县治理“小官巨腐”也频出奇招。近期昌平区专门抽调人员成立了查处农村两委等“小官”问题的专案组。对于相关案件线索，将会由该专案组承接查办。一些区则对涉农案件直查直办。丰台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胡春溪近日表示，对于发生在农村的一些比较重大的腐败问题，由丰台区纪委直查直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反腐应坚持建立自上而下、统一的制度和规范。从长远来看，反腐应避免流于“运动式”，应通过制度和规范的树立，着力于坚持反腐的“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