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随邓后 上海接力深圳 扛起改革大旗

去年的此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成立之初即被视中国经济的“新试验田”和“下一个深圳”。十八大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离京出访的首站选在深圳，向外界展示出承袭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愿望。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深圳的开放，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上海自贸区则是现阶段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在，人们更寄望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和实验能将中国经济推升至一个新的高度。

自贸区意义比肩深圳特区

1979年，南海之滨迎来开放先机，一年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为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了第一扇门。深圳30多年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有目共睹。时光荏苒，斗转星移，30年时间已经过去，深圳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红利正逐渐消散，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开始凸显。尤其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的出口导向模式更是难以为继；价格、财税、金融、分配制度以及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问题急需破题；国内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问题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更令中共执政者头疼不已。

在这些困难面前，“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在中共高层中早已成为共识。30年前的深圳开放如此，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深圳指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依靠政策的倾斜和优惠，深圳不仅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靠前的城市，更带动了珠三角经济的发展，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引领着全国发展的脚步。实践证实，深圳的改革开放不仅解决了当年的难题，更让中国经济受益了30年。如今，中共需要开辟一块新的试验田来撑起“发展”的重任。上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成为了设立自贸区的不二选择。

利率市场化先行先试，取消服务业准入限制，外商第一次获准入国民待遇……一系列新政策的背后，是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的现实需要。中共试图利用上海自贸区来推进国内的管理体制改革，如何更好的吸引人们创业，政府如何更好的为企业服务，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给予外资国民待遇等等，中央要求上海自贸区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来，尽快的推向全国，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走向深入。

另外，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认为，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犹如“第二次入世”。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节点”。此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主要反映了面向太平洋的战略导向，在朝向印度洋和欧亚大陆的趋向上，仍凸显了经济的不平衡性。中国的开放格局，应是大洋大域的全面均衡开放。而多哈谈判进入休眠期的直接结果之一，是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打破“君子协定”，开始了区域间的自贸区谈判，“全球已进入巨型自贸区时代”。如果中国不主动融入或参加由美国主导这三大经济合作框架，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再次被排除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门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上海自贸区的身份和地位沿革了深圳在前一轮改革开放中的地位，人们对上海自贸区的期待也正如当年的深圳。过去三十几年，深圳市的经济发展速度高达25%以上。并且孕育了腾讯、华为、中兴等一大批走在全国乃至全球前列的高科技公司。深圳不仅带动了珠三角区域的发展，更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影响和渗透的范围，人们期待的是“全国”。

上海自贸区重改革胜于政策

上海和深圳虽然共同被赋予改革开放的重任，然而考虑时间的变迁，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千差万别，两者具体的侧重点又截然不同。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人们争议的是要不要改革。而按照中央的设想，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焦点在于如何以开放促改革。李克强在不久前的达沃斯年会上强调，“上海自贸区是改革高地，不是政策洼地。”

很显然，中央对上海自贸区的要求更高。上海要为全国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此前，率先在上海自贸区推行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和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在今年逐渐向全国推广开来，目前自贸试验区已有21个改革事项在全国推广。相比较，30年前的深圳则没有被赋予这种任务，深圳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政策试点推广——对外企和在深圳落户的企业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优惠等等。以此来吸引大企业来此落户，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虽然当初也有很多从深圳走向全国的一些政策，但都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溢出效应。目前上海自贸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更加突出和明确。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其改革范围主要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也有，但并非主要领域。因为目前国内的利率、汇率、资本项目管理和本币的可自由兑换等金融领域目前都是受管制的，而上海自贸区被赋予了金融改革的任务，金融改革是上海自贸区和深圳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中国可以通过打造上海自贸区为进一步开放市场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及调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绘制路线图，在推进国内投资、财税、金融等结构性改革方面探索创新模式。

上海自贸区可以充分尝试与全球经济新规则接轨，并在时机成熟时将创新监管模式与改革经验分享至全国更广泛的省市与地区。在全球经济新规则下，TPP，TTIP与PSA等新型国际合作框架提出高标准的市场开放义务，给中国继续融入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带来挑战。加入这些新型经济框架并积极参与到谈判各方的议程设置过程中是中国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要积极加入TPP等新型国际合作框架，进一步对外开放以深化国内改革。

深圳虽然成立了中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推动了当时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深圳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比如出口加工区的建设、国有土地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上海被赋予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将来成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而深圳因为紧邻香港，所以不会承担成为金融中心的使命了。

深圳作为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毗邻港澳，一方面可以利用港澳资本来发展，另一方面又对珠三角的众多城市有辐射带动作用，并进而带动了中国东南部经济的发展。而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其辐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长三角，更是辐射全国，带动全国各地经济的发展。

过去三十几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先行者，引领着全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步，而今天上海自贸区作为改革开放2.0版的试验田，承担着中央赋予的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这一特殊使命，已经接过了深圳这一第一试验田的大旗。上海自贸区突破旧制的同时，深圳特区也不甘寂寞，寻求涅槃。2010年，深圳特区成立30年之际，“特区中的特区”前海诞生，成为深圳二次改革布局的重要棋子。曾经的改革桥头堡，二度密集开放。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共同成为区域合作、探索开放的新试点。可以看到，中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正从“一个特区”变为多极动力，国家级、区域级——各类改革实验田争相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