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不是六四 香港街头的路西法效应

“现在最迫切的，是在星期一（10月6日），政府总部的出入通道必须恢复畅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4日的电视讲话声嘶力竭。但就在他讲话的当晚，旺角发生多次冲突，香港警方再次动用胡椒喷雾。原本判断，在6日到来前不排除警方再次清场。不过，好在5日出现转机——部分“占中”示威者表示同意撤离。但仍不可掉以轻心，目前不少示威者改道金钟继续集会。

香港占中人士

在情况稍见缓和之时，让我们回头看这近十天里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占中”突然爆发，示威者9月26日夜间冲击政府总部引发冲突，香港警方27日下午清场。87枚催泪弹非但没有驱散“占中”示威人群，反而让更多香港市民愤而上街，形成了“遍地开花”之势，让香港当局疲于应付。一面香港警方称，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使用了胡椒喷剂、警棍，希望制止冲击行为，后期使用了催泪烟，以防止防线被冲击。另一面，一段摄于9月28日晚的片段记录着，由于后方道路及港铁站已遭警方封闭，示威者多番表示“希望找一个警察协助我们离开”，但警员并未施予援手，未几即有一枚催泪弹从警方防线向示威者掷去，并在一名示威者身旁爆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曾做过的一个真人实境实验，一个危险到中断的监狱实验。

实验招募了18名从未有过前科的大学生，分别扮演囚犯和狱卒，即所谓的“好人”和“坏人”。实验预先确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好人”拥有完全的正确性和指挥权，“坏人”则只能去接受，否则会受到惩戒。实验开始时，一切正常。慢慢地，所有人都在这个气氛中活出自己的角色。囚犯们逐渐出现了和真正监狱中首次入狱的犯人非常相似的反应，而扮演狱卒的“好人”习惯了自己的正确性，在他们看来，囚犯只有服从才是合适的。狱卒也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力，折磨和羞骂与自己作对的囚犯。狱卒一步步越规矩，滥用权力，发泄自己的情绪。而由学生扮演的囚犯也开始本能反抗，这致使狱卒就愈加激烈的对付他们。就这样，从零星的争吵逐渐变成大规模的打斗，原本的游戏实验变成了恐怖炼狱，让情况完全失控。

这个实验透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权力”与“控制”的诱惑究竟有多大？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他曾经是天堂中地位最高的天使，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圣光六翼炽天使。但他由于过度高贵，开始自以为正确，率领天界三分之一的天使举起反旗，最后堕落成撒旦，被赶出天堂（《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故事）。

另一个信息是“从众”的行为到底有多危险？“路西法效应”其实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直触了问题的核心。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群体的社会，随时可能会被分类为各种群体之中。从众，固然能让自己获得多数人的接受，也让自己在社会上维持一定的群体关系，可是，群体有时候是迷乱的、冲动的、甚至是为了对抗而对抗存在。在这些时候，“自己”又在哪里呢？

回到“占中”事件当中，香港警察接收到的上级指令工作就是面对示威者，而这些示威者正是与政府敌对的一群。香港警察和示威者们实际上正是掉进了类似上述实验的情况。对香港警察来说，身边的环境不再是“争取民主的香港”、“维护和平的社会”，而是“控制囚犯”。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集体无意识存在于群体行为中。无论群体内个人的性格、教育、行业如何，当他们加入同一群体后，在相同的环境下，就会产生集体心理，他们的情感、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变得与他们独自一人时有差异，更贴近其它人的思想行为模式。警察和示威者就是这样受着自己的群体所影响，但从来没有察觉自己真的已受影响。从示威者角度，原来的罢课、和平静坐会突然升级，一些人站到了学生前面，告诉他们“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应该这样做、目标应该是那样”，由于对警察的本能反抗，示威人群中有人施行暴力，冲击防线。而作为警察的角度，他们认为示威群众应受管理，所以把自己所采用的手段归为实现正当正义工作的范围，目的的合理性是他们为自己采取辩护的手段。

按照实验的走向，“路西法效应”确实存在于这次事件之中，如果“占中”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即将见到的是，警察变成超常规的超强执法者，开始滥用权力，甚至发泄自己的情绪。如此下去，或许就会像“路西法效应”实验那样，对立的两方从零星的争吵逐渐变成大规模的打斗，最终变成一个恐怖炼狱。

台湾“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而引爆，触发2月28日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同日，市民聚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抗议，遭公署卫兵开枪射击，该事件由请愿转变成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并爆发自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来因贪腐失政所累积的民怨，以及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省籍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社会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对抗冲突与军队镇压。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

要知道，在卫兵开枪射击的那一瞬间，当狱卒对付囚犯的那一瞬间，他们变成“坏人”，但并不认为自己成为“坏人”，因为他们认为“囚犯”即示威者们罪有应得，或认为自己只是采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镇压示威者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

“路西法效应”的这个实验结果是残酷的，但它恰恰证明了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制度和氛围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绝不是要为警队说项或彰显示威者的崇高，反而担心的是香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路西法效应，无论是警察或示威者，接连的社会行动，每人身处在集体的情况下，个人就慢慢地失去自我意识，产生了一种与自己平时性格不相符的行径，而群体在短时间内受到情绪氛围的影响而互相感染，带来了偏执的行为。

街头不难见到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度，极端的情绪化变成一个传染病，带来了令人惋惜的破坏和社会撕裂。香港经受不起这一切。北京亦不愿意经受这一切。北京一直到今天，仍在思考如何为25年前的“六四”事件反躬自省。当年，在情况和信息掌握得不够准确的情况下，正是由于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才造成了对整个形势的严重影响。一些原本无伤大雅的举动，监管部门一味高度紧张、过度执法，就容易彻底撕裂官民信任和沟通的纽带。当年，学生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互相猜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信任和沟通的纽带被撕裂的结果吗？当然，这里原本就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存在，那就是不能用简单的二分法去看待社会议题，当我们落入二分法的陷阱之后，就不会再有妥协和谐的空间。1989年的北京留下了这样的遗憾，2014年的香港更不能留有这样的遗憾。占中不是六四，亦不应该是六四！

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会不会使我们像上帝最钟爱的天使路西法那样不知不觉中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从而堕落成为魔鬼？虽然目前已有示威者撤离，但仍需警惕香港街头的“路西法效应”。希望在警察和示威群众还在记得自己的真实身份时，事情可以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