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满足于当股东 习近平逆袭董事长

西方面对北京的态度一直飘忽不定，在2014年里更是如此。在欧美媒体眼中，中国恶名昭彰，不仅在亚太宣扬“门罗主义”，还有“民族主义与专制”特征。可在APEC峰会后，已经有权威英美媒体强调在亚太问题上中美间需要有“give and take”（互谅互让）的态度，中国更有可能成为美国期望的“负责任的大股东”。

从西方主流媒体的声音来看，尽管“互谅互让”这一原本处于中方之口，用以期待中美贸易前景的说辞从美方口中传出本身有些吊诡，但这一发言也显示了美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的位置。西方语境下的国际社会正如股东大会，中、俄等大国虽活跃，但他们只是大股东，董事长还是美国。从当下的情况来看，中国从股东身份转而寻求董事长的机会其实已经出现。

在北京的APEC峰会期间，英美主流媒体对中美关系的评判不算相当友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直接强调中美两国在APEC前已经准备好了一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豪夺。但几天后，就有了几分转调的迹象。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看来，北京APEC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二十国来朝”。北京正要寻求占据“主导地位”和成为“更受人尊敬的角色”。美国《外交》杂志认为，北京要在“和平崛起”之际重置亚太局势，北京的策略更在于“加紧控制”。对此，《纽约时报》就在11月上旬的报道中专门打圆场，称中国虽然“野心勃勃”，但中美也可以在亚太自贸等问题上形成妥协。

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攻讦和客观评价同时出现，西方面对中国评论的转向时刻的到来也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经济学人》在11月18日开始借王赓武等学者之口大谈中美合作时，这种转向虽然在情理之中，但如此的态度还是让了解过此前变化的分析人士瞠目结舌。

尽管在这篇题为《商人和传教士》的文章中，作者为了平衡态度，选取了新加坡外交次长考西坎（Bilahari Kausikan）的发言，指北京正在将“荼毒人心的民族主义”映射到邻邦。但这篇文章更强调中国的历史与美国的信仰基础存在相同的“普世性”，在中美“相互依存又相互结合”的状态下，两国固然会“加深战略不信任”，但两国商界人士不被政治教条所束缚的局面就可以促成两国间的“互谅互让”，更可以“为太平洋时代创建适合21世纪的新规则与新制度”。由于“互谅互让”这一发言最初出现在2006年，更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向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就中美经贸合作前景的赠言，这也让《经济学人》以美国视角对中国身份的判断显得有些讽刺。

事实上，就在APEC和G20峰会结束后，西方对于北京的语气已经渐渐变得软下来。也就在11月18日，路透社也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在近期已经向世界尤其是东南亚地带展示了中国的新面目：比起近年来的紧张局势，中国专门显示了他“softer”（较为软化）的一面，他在APEC峰会后已经一改此前施压菲律宾、越南和日本的态度，转而与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各国政要接触，制造“和解的低姿态”，以此“降低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危险”，甚至连部分反体制人士也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外交正处在实质性转变阶段”。从这里看去，此前在南海中美对峙时要鼓吹“门罗主义”的中国似乎彻底荡然无存，一个寻求与美国达成谅解的中国正在浮出水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始终是在西方中心的视角下见证这一变化的。

目前，西方口中的中国人、事都发生过激烈的变动。西方媒体对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最为突出。当习近平在11月19日抵达新西兰后，《新西兰先驱报》等媒体竟已不吝用“tall, strong, confident and assertive”（高大、强壮、自信和张扬）等语评价他，更称其为“中国的缩影”。《卫报》也特别指出，习近平此前赴澳洲塔斯马尼亚看似“旅游”，实则有“战略考量”。这种形象较之此前《经济学人》等主流英美媒体为习近平塑造的“必须被遵从”的威权角色就显得温和而平易近人。

事实上，习近平自2012年发表就职演说后，他在西方眼中的形象已经出现了多次反复。这一进程较之2014年内西方媒体笔下的中国更为突出。2012年时，他是西方媒体认定的“毛泽东的继承者”。在他提出“中国梦”等口号，又“集众多权力于一身”后，《经济学人》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就改口称其“黄袍加身”。进入2014年后，针对他在近两年间里的“大动作”，肯定、褒扬又开始增加，西方看待习近平从此前的“专制”也又有所转变。在北京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时，习近平又变成了邓小平。尽管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不是西方式的政客，不完全是西方定义下的改革人士，他的政策存在连贯性并无变化，可西方并不会以中国视角加以观察，更不会以中国利益为前提加以考量：西方以自身的眼光观测中国，以自身的诉求应对中国，北京和中方高层在媒体中的变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中国来说，环顾该国领导人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其姿态的确有了变化，习近平此前在2013年对于亚太发展发表看法时连用四个“亚太应该”连用七个“我们要”，已经有了“指导者与掌舵人”的姿态。就任不到两年，习已经确立了鲜明的外交风格。一个国领导人能够光大中国崛起的气势，将大势变现实，在2014年的今天把习近平称为“全球领袖”亦不为过，习近平在APEC、G20会议上的姿态的转变，无疑意味着北京重新回归世界舞台中心，这一势头外界大都可以发现，即便是对北京政见持非议的分析人士也不会反对。

角色转变的中国，究竟将以何等的身份面对世界？北京的诉求很明显，他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对此，西方世界似乎还没有从旧有的格局中清醒过来。受西方传统思维定势影响的政界人士更如“政治传教士”般应对亚洲尤其是中国问题，这一局面也让舆论大受影响。北京在经济领域的身份已经相当突出，更因此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角色。

与此同时，西方仍在自己的坐标系中观察中国和东方，更用一成不变的标准对中国乃至亚洲问题指指点点，这使得西方虽然可以观测到中、美各方的局势，但结论就大不相同。可只要他们还能看到真实情况，就总会或早或晚地发现真相所在：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只做股东，开始打算做董事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