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骚乱与香港占中 看中美文化差异

“占中”的清场活动仍在进行，骚乱也在继续，与此同时，美国的弗格森案件也持续升温，全美34州都有波及，170个城市火光冲天。北京对弗格森的骚动虽有微词，但中国并不肯干预美国内政；华盛顿就对“占中”的管制大为不满，在数千军警荡平弗格森之际，华盛顿的政要已不止一次出面声援。

西雅图民众挥拳抗议弗格森枪击案

美国国务卿克里10月1日率先公开呼吁香港当局“采取克制。让示威者能够和平表达他们的意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更指责港府动用警力，呼吁对警员“殴打示威者”等问题进行“彻底调查”。此后，美国参、众两院朝野人士也纷纷登场为“占中”鼓劲：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致函香港特首，称北京“违背对香港的民主承诺”才导致占中发生；众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也称“支持香港人民选择他们的领导人的权利，全世界都应该为香港发出声音”；众院外交委员会的恩格尔、夏伯等议员称“世界清楚地看到了中共当局打算背弃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部分要员甚至发表声明，敦促“中共当局尊重其承诺，保证香港的自治和基本自由”，并尝试建立组织以“监督香港的人权问题”。

尽管某些分析人士会将中美争议归结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两国文化基因的差别显然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事实上，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基因正驱动着北京和华盛顿在不同的视点发出符合自身属性的声音：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正引导着双方以不同的方式前行。它使得北京在接受“占中”清场时没有干预他国事务的意愿，也让美国不仅可以放手在百余城市中对示威者丢出催泪弹，同时指责他国的“人权问题”。

对北京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农耕文明时代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儒家、道家、墨家、佛教等因素互相影响，这就让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复杂而有其独特个性。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就特别强调中国文化，这使得他在瀛台夜游时就向奥巴马指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毕竟，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都“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对中共来说，文化底蕴保证了他们可以“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周恩来本人曾称“不开第一枪、求同存异、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等理念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范例都“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进入21世纪初叶以来，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更开始逐步提升传统文化的权重。使得这一因素映射在中国的各个方面。

当习近平政府开始遴选人才，落实组织原则时，这往往让外界与《孟子》中“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诉求挂上钩：这是一种基于政绩和民众认可的制度，经过竞争遴选、内部评选和形式多样的小规模选举，有才干的领导人才能得到晋升。在外交问题上，中国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地方更多。为了强调要体现“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身份，北京在外交事务方面始终坚持基本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对国际事务和争端，亦适时介入并积极妥善的协调与斡旋，化解国际矛盾，实现和平稳定。

此前，中国已经在2013的APEC峰会期间展示了基于历史原因“不称霸”的态度，到2014年的今天，中国在介入巴以、叙利亚、伊朗核危机时都显示出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在中国媒体屡屡强调其“王道”思想及“义利”价值观时，这些词语的传统属性就暴露了中国的诉求，这正是一种“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的未来。

很显然，对中共和北京政府来说，香港和澳门问题解决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个共同话题，北京很希望在此期间“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儒、道、释等流派汇集成的中国传统思想逐渐在习近平政府在内外问题上得以映射，北京在弗格森事件上的发言也有着类似的属性，这也让北京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同时仍然反对种族歧视。一种“为政以德、交国以礼、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伦理思想正被北京应用在当下。

至于美国，它的历史传统不如中国悠久，但华盛顿要人也有着堪比中国的思想根源与文化基础。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一基因也同样表现在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人祖先的清教徒传统带来了“反权威、抗特权、彰显自我意识”的宗教信仰；爱默生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进一步解放了美国人的思想；美国人眼中的“人与自然”更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因此，美国的价值观首先有着以“自我拯救”与“使命意识”为主旨的宗教属性，其次则是“超验主义”带来的肯定个人而蔑视权威的思想性，美国的历史让它具有攻击性甚至好斗性格，伴随着近两百年来美国的“自由经济体制”为这种价值观保驾护航，它已经成了当下从奥巴马政府到美国普通民众都普遍信奉的准则。

从这点看去，这或许就是华盛顿当局在面对占中问题和弗格森事件的奥秘所在：美国人有着宗教使命感，异常相信“自己是自己的救世主”，敢于漠视一切威权。弗格森的骚乱与此有关，美国的暴力清场也与此有关连，美国对他国内政的干预也和这点传统挂钩。很显然，基于传统价值观的驱使，美国难免会在北京面前发表让中共不满的言论，更会在国内做出令外界瞠目结舌的行为来。

克劳塞维茨曾说，“历史最能证明精神因素的价值和它们的惊人的作用”。有学者指出，此前习近平讲中国文化有所指，是和西方文化作对比，表达“中国的治国方略和西方的权力转移逻辑是不同的”。习近平本人也曾指出，“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存在着部分互斥之处，在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下，有些基于传统价值观而来的问题有时就会被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不同的社会制度也决定了分析人士转动脑袋前可能会先挪动屁股。

其实，中美之间在传统观念上也是可以寻找到相通之处的，环顾《论语》和《圣经》，不难发现孔子已经指出“不畏人之不己知，畏不知人也”，《圣经》也有“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的经文。目前。北京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了建议，虽然文化基因的现实决定了中美之间立即实现相互理解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可以借此“对话、交流和合作，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而不是相互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