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姿态突变 看特色背后的大国外交

当地时间2014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瞭望》杂志发表题为《201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的文章总结2014年的中国外交成就，相较于2013年末王毅盘点中国外交时强调“新起点、新理念、新实践”，现如今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则被视为2014年中国外交的重心。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一直强调和平崛起，极力回避称霸传闻的中国缘何在外交理念上突然公开号称大国？屡屡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共在外交领域使用中国特点一词有何深意？中国真的要在外交领域树立起意识形态的藩篱吗？

事实上，王毅的这样一种表态并非突然之举。继中共十八大后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后，2014年11月习近平在时隔8年再次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上进一步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其一，从现实角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透露出的最重要内容则在于，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大国”。向来习惯于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注脚的中国，此番高调表态的真实目的即在于，借此提醒西方中国身为“大国”的地位不容忽视。长久以来，美国等现行国际秩序以及规则制定者虽然一直将中国视为“潜在挑战者”，但这之中也透露出对于中国实力的轻视。而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美插手中国南海问题，抑或日本一再就历史以及海洋领土争端向北京叫板，均是对华误判的结果。

纵观近年来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某种悖论：一方面，周边国家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分享发展红利的战略期望不仅未变，反而有所上升；而在另一方面，应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以及紧迫感开始上升，对华心态更趋敏感，疑虑与戒备、防范和牵制也在与日俱增。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现实的存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外交部署以及对外政策解读存在一定弊端。无论是“有所作为”还是“奋发有为”，均不能摆脱“大”、“空”之嫌，而这使得外界难以知晓中国外交真实意图，并极易造成战略误判，也因如此，北京开始着力强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而从2013年王毅讲话仅以极少的行文强调中国对外关系旨在支持、参与以及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到2014年其最新讲话中涉中国贡献以及中国作用的内容占据过半篇幅当中亦不难发现，北京均正在试图释明自己的崛起并非另外一种霸权，并且中国正在以“大国”身份承担国际责任。除此之外，伴随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面对新的国际以及周边形势，更加突出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过常态化巡航、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方式进行海洋维权，在各个领域呈现“主动进击”之态，其中也暗含了希望周边国家改变唯美国是从的心态，认识到中国已成为“大国”的潜台词存在。

其二，对比王毅去年与今年的外交总结，2013年其在梳理一年外交成果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根基”，而今年，他却强调“中国特色，首先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拥护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外交的根基所在”，这样一种转变直接暴露出，中共新一届政府对开局两年来的外交成果满意的同时，在意识形态层面所面临的紧迫感。北京强调外交领域的“中国特色”则在于借此夯实社会主义“根基”。

外交通常是内政的延续，一国外交战略往往与其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无疑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也是所谓中国特色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外交形态和外交本质上的体现。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的思想意识形态进化史，诚然近些年来“意识形态”一词在人们的话语体系中一再弱化，但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官方却一再出现着意强化这一点的趋势。

2014年11月举行的外事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之言可谓意识形态意味浓厚，这同时也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外交问题上首次关注到意识形态层面。席间，习近平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由之不难发现，在习近平强调三个自信的同时，实际上也暗示着中共在此三个方面的“不自信”。而正如多维此前分析指出的那样，中共特意关注外交工作的意识形态层面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当前中国面临颜色革命压力。

第三，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其中何为“中国特色”更是应当通过中西方对比的角度进行观察，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中西大国外交有别实际上早已深植于二者的传统文化之中。

尽管文化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一直饱受质疑，更有甚者直言国家追求的是利益，作为人性本质的“利己”主义才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关键。但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即便是在追求相同利益或实现相同目标时，也往往会采取不同的行为。在这之中，文化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一个文化体系中成员的生活及思维方式，从而塑造他们的行为，而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实际作用于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曾言，“自从冷战结束以后，原有的世界划分己不存在，世界需要新的划分法。他认为文明体系的冲突已凸现出来”，而“21世纪的威胁主要可能来自于：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这两者将会携手共同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虽然这样一种论断在现实社会发展中一再被证否，但“文明的分野”真实存在。

在很大程度上，难为西方理解的中国外交所呈现出来的内向性以及律己性均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当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这样一种影响不仅是多方面也是多层次的，且至今仍能在中国的外交理论当中找到其历史思想的支撑。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便是，由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的和平外交理念，再到“和谐世界”、“对话协商”，“和合”均可以被视为贯穿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一条主线，而其恰恰来源于儒家的“仁义”、“和合”、“天人合一”等思想。

另外，“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在中国外交中直接反映为，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的亲情、友谊，而不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把利益当作是友谊带来的结果。在中国外交中出现的各种“伙伴关系”即是中国文化这种亲情关系理念的延伸和升华。而习近平近来将“亲诚惠容”作为处理周边关系的外交理念，则成为中国文化在外交中的最新体现。而这均也与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形成”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形成强烈反差。

在各方均在担心中国会成为又一个霸主之际，强调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其中带有表明的不走西方列强老路之意。王毅指出，中国特色“发端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自于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契合于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实际上已经点明中国外交参照系为己身传统文化，并希望超越西方大国政治的悲剧——“修昔底德陷阱”，开创有别于西方大国崛起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