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回忆：刘少奇临终前的恐怖场景

作者按：李用胡，湖北第二电机厂退休干部，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他历任驻河南某预备师某部排长、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七中队副队长、队长、指导员等职，1978年转业回到湖北咸宁老家。在担任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期间，李用胡曾经奉命看守被囚禁在开封的刘少奇主席。谈及这段往事，如今已步履蹒跚的李用胡老人一脸无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娓娓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鲜为人知的心酸故事。

本文选自《党史纵横》2008年第4期，作者吴志菲，原题为《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存放刘少奇遗体的担架，摄于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

执行“紧急任务”，我的心在流泪

1968年底，我从北京举行的大使馆警卫培训班结业，回到了开封驻地，担任河南公安总队第三支队第七中队指导员，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那天晚上，天气有点冷，风也很凉。大约晚上九点半左右，一架伊尔―14型飞机悄然降落在开封机场的停机坪上。早已等候多时的我们和几位医护人员匆匆登上飞机的舷梯，进入飞机，来到机舱后部。只见后舱里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眼前的这位老人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老人的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瘦弱的脸十分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安静地躺在担架上，好象没多少精神，但从他那微弱的呼吸看，他还活着。

我们和医护人员一起将担架抬下飞机，这时我借着月光，仔细看了担架上的老人。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这张面孔好像在哪见过，我猛地发现：这不是我们的主席――刘少奇吗？我怔住了，所有接受“任务”的人也都怔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大家只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老人。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

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三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戒备森严，我们也失去了“自由”

救护车受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国民党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从这天夜里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院子的围墙高大而坚固，上面布满了成排的电网，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入。大门口有岗楼，门外有哨兵，屋内有警卫。我们执行的看守任务，被称为“十七号任务”（因刘少奇是10月17日到开封的）。那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也同样失去了“自由”――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同家人亲友有任何形式的交往，并且一个个都以党性、生命作了保证。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不和外面联系，而一墙之隔的门外把守，也对墙内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会想到，自己日日看守的竟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家主席。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他可能不知道，这就是他11年前兴致勃勃视察过的古城开封。然而，这次重来开封，已是物似人非。刘少奇主席看了一下周围，什么也没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病痛和虚弱已经让这位老人没有太多的力气思考，而可笑的是当时那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竟然是为了这样一个身染重病的奄奄一息的老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北京方面的人全部撤回，我们完全接替监护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撤回，一个也不准留。临走前，“刘少奇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转了一圈，说：“千万别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我们“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从这以后，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及公安等部门负责。尽管都接受了“仇恨”的阶级教育及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的所见所闻，同报纸上所谓“最阴险、最凶恶、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的说法反差太大，怎么都对不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牙齿只剩下七个，连说一句话的力气也没有的垂危的老人。

偷偷抹去泪水，我们为他盖上一块白床单

刘少奇主席每天闭着双眼，一句话也说不了。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只是发出微弱得不仔细听都听不到的呼吸声。因为无法进食，我们这些看守常常协助医护人员从鼻饲管里打进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除了定时做流食，还定时帮他翻身。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呻吟过一声。或许他在思索什么，或许他在无声的对抗。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荒唐岁月，沉默中的刘少奇每天都在无声的抗议。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作主。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里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了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床白被单。

火化“烈性传染病人”，我们戒严现场

刘少奇临终前，身边没有亲人。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下落毫不知情。直到林彪逃亡后的1972年，王光美才得知刘少奇早在三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刘少奇主席去世后，遗体被转移到地下室。地下室很小，屋长不够身长，只好把停放遗体的担架斜摆着。

刘少奇主席的老卫士长李太和接到刘少奇的死讯电话后，匆匆赶往机场，飞到开封，直奔地下室。盖着白被单的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如雪的白发蓬乱着，足有一尺多长。李太和悲痛万分，他含着泪细细地给老首长修剪长长的白发，轻轻地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用一套普通的衣服作为寿衣，裹住刘少奇骨瘦如柴的身体。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灵车”慢慢行进在古城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朵白花，有的是漆黑的夜幕与那嘀嘀嗒嗒的秋雨。我们组织20多人把小小的火化场戒严起来，到了火化场，安排有人在那里喷洒消毒剂。按规定，在死亡登记表上要注明具体病因，可是那天，上面只填了“传染病”三个字。老司炉工不解地问：“到底是哪种传染病？”有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催他快点火化。

没有任何仪式，也没任何亲人在场，一位国家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纷乱的世界上消失了。没有哀乐，没有哭声，没有鲜花，没有党旗，火化结束了。与此同时，他在开封留下的所有遗物，也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上面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并有人冒充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签名办理了寄存手续。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出去。

历史自有公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14年后，终开昭雪了。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四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五中全会公报广播的那一天，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阴云散去，春光普照，若九泉之下有知，也该含笑，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