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干掉胸器 当匪气走上政治刑场

新浪网前总编辑老沉无意间的一句“40,000斤黄金，那是20吨呀！”差点成为压倒赵本山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经转战小米的老沉之叹慰，正是出自集合了红色主旋律、样板戏、英雄主义、政治正确等元素的热门电影——《智取威虎山》。套用李安《断背山》之后的一句经典表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威虎山。所以，在特技酷炫且以少胜多的一场又一场枪战戏中，有人看到了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有人看到了红色主旋律电影的重生，有人看到了徐克的妥协和讨巧，有人看到了一代人的女神如何演绎巾帼不让须眉……

显然，徐克比因《一步之遥》直戳要害，进而不得不承受全面删改的姜文要聪明得多。一方面，这部电影保证了无可挑刺的政治正确，而且不是以生硬的、令普罗大众反感的强行灌输方式铺陈的；另一方面，电影以炫酷十足的特技，成功演绎了东方版007，中国式的英雄主义如同一包包纯度极高的大麻，令观者无不沉醉不知归路。握着这两把“看门斧”，徐克不仅征服了挑剔的广电总局，也让人们对红色样板戏有了新的界定。

徐克征服的，岂止于此？当然还有握有绝对话语权的众多党报官媒。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自影片公映后，都不吝赞美之意，向徐克竖起了大拇指。先是最高党报的连篇累牍之作。《英雄永远值得仰视》，因为在犬儒主义盛行、英雄主义缺席的今天，它能够唤起大家的觉醒与共识。《唤醒我们心中的杨子荣》，因为身体缺钙了，补钙可以交由外国钙片；精神缺钙了，舶来品恐怕就难以指望。作为补充，党报海外版还特意开辟出了一整个版面，继续加码英雄主义颂歌，并苦心孤诣奉送上了《智取威虎山》由来的小贴士。

不同于党报的宏大说辞，《北京日报》则主动降低格调，选择呼吁人们《学学徐克如何“智取威虎山”》。之所以该剧被当作学习的样本，这份北京市委机关报给出了至少两条理由：首先，影片摆脱了样板戏的缺陷和套路，不谈革命和主义，角色不脸谱化，视觉特效运用到极致，让人看到一群抛洒热血的年轻人，一群助强扶弱的现代侠士，一群形象鲜明的土匪反派。其次，影片的主旨简单而纯粹，依然是主旋律电影，但充满正能量，观众看得很嗨。虽然理由给的很充分，也无可挑刺，但是却因呼吁对象和主语的模糊和缺失，让很多人在点头迎合的同时顿生不知所云之感。

当然，对口味刁钻的观众而言，最希望喊话对象落定于广电总局。因为以《武媚娘传奇》引发的胸战为镜鉴，神一样存在的广电总局确实需要学学如何“智取”了。连党报都忍不住揶揄，“捂媚娘”成大笑话。作为前哨，最高党报微信公众号也曾打响保胸战，“能帮全国人民做道德决定的人，一定是全国最有道德的人”。那么问题来了：全国人民到底是希望看一场波涛汹涌的《武媚娘传奇》，还是愿意看进阶版的《武大头传奇》？不由分说地以己方的审美标准规范多数人的记忆，难道不是一种换了马甲的、赤裸裸的霸王条款和强盗逻辑吗？

且慢！胸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胸的问题，如同《智取威虎山》之声名大噪，也绝不是徐克一不留神智取了票房和口碑。更阴谋论点来看，这又何尝不是中共意识形态保卫战的其中一环？或者可以说，徐克搭好了线，正在意欲在意识形态这一场你死我活的战役中赢得主动权的中共当局，顺着这条现成的路径抄了一条近道。锁定此核心要旨，党报官媒评头品足的越频密，隐性效果也就越明显。循着这一逻辑，《新京报》围绕威虎山推出的系列评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适时采访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的成果——《中国文化自信与普世话语构建》，无疑是将徐克之作与政治直接挂靠的最好例证。在祝东力看来，“红色经典”的走红，提示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当前中国的文化自信所认同的那个‘文化’，究竟是属于哪一个中国——是古典中国、红色中国，还是市场中国？不同文化最终指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存在一个“不同群体的利益整合，即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然而，祝东力更大的构想在于，借着红色经典复兴的浪潮，扭转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毕竟中国尚处于“战略防御”阶段。

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依靠政治。如果手撕鬼子撕得好，撕的妙，原本也可以登堂入室助政治一臂之力。之所以最后沦为抗日神剧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正是因为没能在“政治正确”和“表现技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文艺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但绝对需要成为政治的奴隶。否则，距离死期可能只差一步之遥。概而言之，时下的文艺市场，存在两类人。一类是坐稳了奴隶的，一类是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徐克凭借《智取威虎山》坐稳了奴隶，而刚刚在谣言漩涡中荡涤了一番的赵本山，痛失圣眷后，已然沦为想当奴隶而不得的破落户。

溯及过往，《智取威虎山》的母体《林海雪原》，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纠葛不断。“四人帮”之一的江青批评1970年版的电影时直言，杨子荣这个角色塑造得“比土匪还像土匪”。因威虎山的火爆，江青昔日的点评旋即掀起了复旦大学教授严锋与同济大学副教授陆兴华的一场隔空争论。前者认定，“江青个人艺术水平也许确实高，但她那个时代是中国文艺最low最黑的时代，是艺术家惨遭迫害、艺息人亡、噤若寒蝉、最无创作自由的时代，是百姓缺戏少乐、只能偷偷摸摸心惊肉跳读毒草的时代。”后者有不同观感，“江青的文艺政策，是用样板戏，将文艺的最基本权利交还给最底层的群众。”

提到样板戏，北大教授洪子诚自有高论。这一有目的的美学实验，必然包含着“中世纪式的悖论”。政治观念、宗教教谕需要借助艺术来“形象的”、“情感地”加以表现，但审美和娱乐也会转而对政治产生削弱和消解的危险。同时，任何稍稍具有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都难以维持观念和方法上的纯粹与单一，作品本身存在的裂痕和矛盾，就潜在着一种颠覆力量。《智取威虎山》显然也存在一种颠覆性的力量，但是这种颠覆，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所以，即便主人公杨子荣匪气十足，甚至比土匪还像土匪，依然需要高扬，需要将其标榜为英雄主义的化身大张旗鼓地赞美。而波涛汹涌的《武媚娘传奇》，也有一种颠覆的潜在力量。不过，后者所颠覆的，于阉割胸器的一方而言，全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至于是否与史料吻合，是否触犯了“少儿不宜”的红线，不过是推脱之词罢了。为何武媚娘的胸器不可忍，套用《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坠崖前的最后一句话——“我只说一个字，啥也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