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评论晚年毛泽东 死是最好解脱

197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被两件大事覆盖。一是首次发表了毛泽东在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朱莉娅·尼克松夫妇幸运地成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一年里接见的第一批外国客人。解放军上将刘亚洲纪实文学《毛泽东喝药论英雄》还原了毛泽东接见朱莉娅·尼克松夫妇的生动细节。

文章说，毛泽东垂垂老矣，显得那么苍老，比他的年龄苍老十分，比人们的想象苍老二十分，连头发都要护士替他抚平。会见中，当毛泽东把护士送来的中药喝光后，以伤感的目光望着空杯子，“我老了。我的负担太重了。”自言自语，“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本文摘自刘亚洲《刘亚洲文集》，原题为《毛泽东喝药论英雄》，原载1988年第6期《南风窗》。

1976年1月1日，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女儿朱莉娅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

戴维·艾森豪威尔乘坐着“红旗”轿车驶进中南海新华门的时候，看见警察向大街上其他车辆猛烈地挥手，命令它们止步。雄赳赳的门卫行持枪礼。他看了妻子朱莉·尼克松一眼。他们在黑暗中微笑。哦，不折不扣的元首待遇。

中国通基辛格说，永远开着的新华门其实是永远闭着的，只有元首或准元首才有资格从这里进中南海。

这一对小夫妻的体内流着两位大总统的血。但他们是平民。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比平民低一级，因为，当今世界，总统的孩子几乎毫无可能再做总统。

然而，自来到中国，他们与爸爸们平起平坐了。中国对他们的态度热得烫死了。他们曾怀疑这种热情的纯洁性。不过，怀疑很快溜了。他们被告知，毛泽东主席要见他们。毛主席的接见是一种礼遇的象征。有些外国人虽贵为元首也未必能得到这份荣耀。不是听说曾有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理抹着眼泪离开北京吗？真惨。瞧我们，如此堂皇地入新华门，把无限的体面留在长安街上。

戴维又一次笑了，并出了声。朱莉听得出来，这笑是凉的。

美国人最难侍候，常常给脸不要。你的圣殿在他那儿可能是废墟。戴维被宠得这么厉害，偏不动心，脑子里竟还有不健康的想法呢。

他在想接见时的照相。那当儿，照相必不可少。中国人在这方面灵气十足。在他们发表的与外国人会见的照片上，你永远能发现一种上下级关系。外国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恭敬到家了，简直像……像朝拜。举中美关系史上那张历史性照片为例：岳父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舷梯，急急扑向等候在那里的周恩来总理。岳父脸上笑开了一朵花，胳膊伸得很长。周恩来一点反应也没有，山一样地站着。他没笑却让人感觉到他在笑。戴维觉得岳父再走一步就该跪下了。

政治家为了政治有时候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不是政治家，绝对做不出那副嘴脸。就是见了上帝，我也得挺起那美利坚的胸脯。脸必须绷起来。

车灯割开黑暗。再向前，便是中海。海纯粹是号称，其实不过是小湖而已。然而，把小说成大，多么浪漫。

海边一块空地上，很多人坐着，一看就知道是士兵，因为整齐得像豆腐块。他们都挺胸昂头。虽然车窗开着，仍有一个男中音挤进来。

戴维问坐在身边的翻译：

“这些人在做什么？”

“听广播。”

“这么晚了，外面又冷……”戴维嘟哝着，“广播很重要？”

“正在广播毛主席的两首诗。第一次发表。”

“毛主席新写的诗？”

“1965年写的。”

今天是1976年1月1日。

当戴维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竟微微涌上一股心酸的感觉。他的客厅里很暗。有人影，但几乎完全锁在黑暗中。随着戴维的走近，一些灯相继打开，他便毫无遮拦地呈现在客人面前。他显得那么苍老，比他的年龄苍老十分，比人们的想象苍老二十分。他的头向后仰着靠在沙发上。头发有些乱。嘴张着，还在动，但动得一点也不生动，仿佛艰难地吞食着空气。戴维快走到他身边了，一个女护士用手去抚平他的头发。

美国人谈到他时，很爱使用一个字眼：巨人。尽管他们不那么尊重他，但绝对把他看成一位巨人。砸碎一个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他砸碎了，而且相当彻底。可现在，巨人垂垂老，连头发都要别人替他抚平。

他们握手。戴维的心一动。他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甚至有点过份柔软了。

这就是那双曾经握住中国历史以及差点握住亚洲历史的手吗？

戴维凝视着他。他依旧坐在沙发里，因而这种凝视就变成居高临下的了。极少有人能从这个角度看他。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能发现他作为一个人的全部聪明和才智。戴维此刻正有这种感觉。他面孔的上半部是智慧的。前额宽阔而平坦。耳朵很大，紧贴在头上，耳垂薄薄的，这种形状本身对那些想朝里面灌谎话的人就是莫大威胁。眼睛里有火，确切说，是有过火。今天，火将尽了，但痕迹犹在。不用说，当这火年轻时，很少有人看见了能不震颤的。

显然是戴维的凝视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口了：

“你在看什么？”

这声音令戴维一惊。吐字清晰，与他的老态不协调。

“我在看您的脸。”戴维说，“你的上半部很……很出色。”

听完译员的翻译，他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思维也不老。戴维觉得这话挺有趣，想笑，但忍住了。

他又说：

“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戴维笑了，但的心马上又抽紧了。他见到的是一副多么矛盾的景象啊。他从未见过这种景象；躯体几乎不属于自己了，可思想依然那么锋利，锋利得能刺人。这一定令他痛苦，也令别人痛苦。

他们在他身边坐下。朱莉·尼克松拿出一封信递给他。

“我爸爸给您的。”

六年前，就在这间客厅里，朱莉的爸爸和他共同把历史撕下一页。

“总统先生的腿怎样了？”他问。

“好多了。”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插进来：

“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尼克松倒了八辈子霉。他手下的人在反对党的竞选总部──水门饭店安了两卷录音带搞窃听，竟一下惹恼了全美国。几天前他们刚刚选他上台，几天后又轰他下台。脾气发得真大，仿佛尼克松宰了他们的父亲。

“我乐意这么叫他，”他说，“谁管得着？”

戴维无语。这话含着温情。这温情属于东方。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他接着说，“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为什么不？简真假死了。两卷录音带就能把一个国家搅得天翻地覆。在东方人眼里，西方政治带着一股奶味。东方国家领袖们对水门事件的看法一致得就像商量过似的。英迪拉·甘地说：“为几卷录音带大吵大闹，值得吗？”萨达特说：“大惊小怪。统治者难道不允许进行统治？”

戴维耸耸肩。

他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

仍是温情？怎么味道不对？

“我这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道。

戴维的眉毛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这句话不是说给一个人听的了，而是说给两亿人听的。那不是普通的两亿人。

“现在，在美国，”戴维沉吟道，“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他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访问。”他略略加重语气。“马上。”

戴维脸拉长了。他觉得自己被这句话伤了──作为美国人，而不是作为总统的女婿。

他又转向朱莉：

“信里再加一笔，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把嘴紧咬着，为的是不让一句热腾腾的话迸出来：“如果白宫邀请已经下台的刘少奇主席到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你们会做何感想？”他把这话杀死在肚子里。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见很多人在听广播，”戴维说，“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那是我1965年写的。”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你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你是指着自己鼻子说的。您记得您说的什么？”

他笑了。

几乎是四十年前，他站在陕北黄色的高原上对斯特朗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此刻，他脸上浮出沉思的神情，喃喃道：

“这儿就有一个。”

戴维看见他举起右手。显然他想重复四十年前那个豪迈的动作。但他的手指抬到胸口就跌下去了。又抬起，又跌下，接着痉挛般抽畜起来。戴维明白，他已经不具备那种力量了。当年的豪情，不曾减少分毫，可仅仅是豪情了。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戴维说，“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亿册，”戴维想说“比《圣经》印得还多。”但斟酌一下，改了口。“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他说，“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他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他朝沙发右侧呶呶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可他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戴维笑了：

“说得好。”

他突然问戴维：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他顿了顿，“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他提高声音问：

“为什么？”

戴维一时语塞。为什么？因为中国在核大国中排行老三？因为中国全民皆兵，举目一片国防绿？因为中国有一位不让成吉思汗的统帅，而他的肠胃功能在战争中又最正常？

“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他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补充道，“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他向戴维送来一瞥，笑笑，很神秘。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一个女护士走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他身旁的茶几上，盘里有一杯黑色的水和几粒药片。戴维知道那黑水定是中药。女护士把药片放进他的嘴里，然后端起黑水送到他唇边。他呷了一口，皱眉，显然极苦。女护士毫无表情地保持着原有的动作。他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他胸前顿时湿一片。女护士的脸沉下来，嘟囔了一句什么，音调是不耐烦的。他苦笑。

戴维立即对女护士产生了敌意。无论怎么说，这个人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高山中的一座。他为中国人赚的东西下辈子也受用不完。自从蒙古铁骑横扫欧陆以来，他使中国第二次影响世界。即使是他的敌人，也十二分地尊敬他。你算什么东西？

戴维的神情，似乎被他察觉了。他对护士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他顺从地点头。

护士走了，他抓住杯子。他的手抖得厉害，仿佛抓着一块冰。戴维屏住呼吸注视他。刚才他的手空着才举到胸口，现在距离乘一倍，又负重，如何可能？

他手握杯子，不动作。戴维觉得他在集蓄力量，像举重运动员那样，为的是全力一举。他脸上显出一种坚决的神色；眼睛眯虚起来，嘴紧抿着，嘴唇薄似刀片。从这种神色你可以看到他昔日的雄风。历史不止一次在他这种神色中打摆子。

他把杯子举起来了。晃动，稳住。那双手在挣扎。客厅里很静。渐渐，他脸白了。他举的是什么？一杯药？绝不是，那是一大杯信念和力量。这要用掉他多少气力？这气力是他用自己的发黄的生命交换来的。

战士。戴维暗暗道，战士。事后他对别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然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他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他把药喝光了。戴维觉得，这是一种完成，或是一种完善。从他脸上马上就能看到惠灵顿式的笑容。不幸，不是这样的。他深深地望着空杯子，目光竟是伤感的。

“我老了。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戴维说。

他仿佛根本没听见戴维的话，让目光僵着，许久，讷讷道：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

戴维连忙挑轻松的话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他轻轻说，把脸转向沙发右侧。地球仪显得又沉着又含蓄。面对他的是世界最大的孤岛澳大利亚。“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他说，“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转动地球仪，美利坚来了。这个国家骨头里都透着得意。看到它，你就会感到上帝的偏心。他望着。

“四十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戴维说，“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他说，目光没移开。“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当年斯诺也提过相同的问题。那时，他答：“在我看到中国更多的地方以前绝不去外国旅行。”傲呵，真是拂了一身还满。然后他补充道，“中国和苏联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现在他答：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戴维觉得他语气中透着一缕悲哀。

“如果我没有记错，”戴维说，“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他咽回了后面一句话：“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他点头。

戴维说：“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他继续望着地球仪，无言。美国是耐看的。无论何时，从地图上或地球仪上看，她总给人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戴维忽然觉得，那是一个农夫的目光。

半晌，他缓缓开口：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分明是叹息。他的眼睛，他的神态，乃至他的身体，都在说，是叹息。他的头微微低垂，一绺老极了的头发耷拉下来盖住了耳朵。

翻译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该结束了。戴维和朱莉站起来向他辞别。他们热烈地说着一些赞美话。他显然非常熟悉这些语言，完全不为所动。他的一双眼睛几乎是闭着的。他吝啬得不仅不吐一字，甚至头也不点。

戴维最后一句话是脉脉含情的：

“祝您健康长寿。”

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一脸警惕的颜色。

“这是什么意思？”

但他很快又闭眼了。他面前这两张面孔毫不做作。

他坚持要亲自送戴维夫妇到门口。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

“我不会送给你们什么东西，”他对戴维说，“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我们有求于苏联，斯大林天天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红旗”轿车沿着南海奔驰。戴维默默坐着。朱莉问：

“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戴维足有五分钟不开口。“红旗”来到长安街了，戴维说：

“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夜已很深。长安街上反常地有许多小轿车。当他们的车拐向北京饭店时还被阻挡了一会儿。那些车都往右拐，去北京医院方向。后来他们知道，这天夜里，中国总理周恩来病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