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常委定规矩 习重构中共高层权力格局

上周五，中国政治再次释放重大信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北京开会，听取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党组工作汇报，会议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意义十分重大，对全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 评论人士认为，这种定调意味着中共高层将重构十八大后形成的权力格局。

本次会议有四大看点引人注意。首先，这次会议打破了近年来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的模式，要求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党组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而张德江、李克强、俞正声则分别是这三大机构的党组的组长，张高丽则是国务院党组的副组长。众所周知，十八大胡锦涛交棒时，中共延续的是集体领导制。在这种体制下，各大参与机构的关系皆为平等且相互制约，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多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原则，而这次会议却直接采取“汇报”模式，不管是人大、国务院还是政协工作，皆要“汇报”给象征党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很明显，这种模式比胡时期的“集体领导”要更集中于个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在习时代，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是围绕以习近平为最高权力中心的集体制度。

其次，会议首次提出了“集中统一领导”，并将此视为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而这条明确的新规定就是新格局的“法条”。自邓小平拨乱反正以后，民主集中制就被中共视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共创新并实践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又形成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由多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集体领导机制。这种制度的核心在于权力的“制衡”，避免党内出现诸如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集中统一制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其逻辑正是集中党内所有资源，塑造一位最具权威的高端领袖而存在的。可以说，这条政治规矩的明确，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胡温时代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还在政治上高度认可了习近平的集权方式。

第三，独独缺席该会议的“军委”也从侧面证明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是习近平对党内权力格局进行重构的重要会议。自毛泽东起，“枪杆子出政权”就被中共视为夺取政权、稳住政权的主要力量。习近平执政后，不但多次视察军队，还在全国强势推行的反腐整风运动中，尤其关注军队动向。那么，为何在这次如此重要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没有“军委”党组汇报呢？

道理很简单，身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本身就代表着军方的一把手。而从本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来看，习近平只需要将在集体领导制度下，分散在各个领域的权力收回自己手中即可。相反“军权”早已握在自己手中，自然也就不需要多此一举再安排一位“军委”成员出席。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本次会议上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这种“五党组汇报”意味着中共中央有权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统一领导！也就是说，此前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党组书记李克强、党组副书记张高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党组书记张德江、俞正声等，同习近平的关系已经从同僚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

同时，本次会议明确强调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也是在更进一步地说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人大、政协并不是平等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国务院、人大、政协领导人之间，也是这种关系。那么，各党组“要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说明李克强、俞正声、张德江等这些党组的负责人，不但要带头遵守，还要自觉遵守党中央负责人习近平的纪律和规矩。

如此看来，所谓的集中统一领导，即是以习近平为权力核心的中共政治领导方式，这无疑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共政治领导方式的最终模式！其实，自习近平执政以来，“集权”的趋势早已呈现，而关于这种集权究竟会将中国引向何方也是舆论场一直关注的话题。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模式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被视为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但是由于巨大的财富积累，中共党内也出现诸如令计划、周永康等的腐败分子，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形成了庞大的腐败集团，有时甚至可以威胁到国家政策的正常运行，这在无形中形成了改革阻力。过去十年高层权力格局的优点在于民主，但缺点就是分散，周、徐、令等人各行其也是最现实的教训。所以，要改变这种困境，自然也就要求党内出现一名具有最高权威的领导人。

从当下政治的现实出发，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集权根源也是这种困境的产物。毕竟，长期的“九龙治水”模式并不是那么好打破的，北京若想平安地完成这种转型，必须从制度出发形成一个固定的、可以规范的模式。不过，集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越是强势的集权就越该清楚，伴随着强大的权力场而来的应该是一场真正利于全中国的大改革，这背后的责任自然不比那个权力分散的年代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