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的六段诗 这样总结自己的为人

原编者按：

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经济形势的报告，其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经整理和文字修改，以《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为题，11月28日由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次日刊载于全国各大媒体。温家宝总理这个讲话，反响强烈。我刊一些读者在其它媒体读到后，纷纷来电、来函提出建议：希望《炎黄春秋》转载这个讲话，让我刊的读者都能读到。同时，一些读者在来函中还写来热情洋溢的读后感。我们这里转载温总理这个讲话，并摘选部分读者来信、来诗刊载于后。

本文原载 2007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 ，原题为《温总理跟我们谈心 我们也和总理谈谈心(一组)》。

2014年4月29日，中共五代领导人漫画像在杭州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亮相，图为温家宝漫画

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2006年11月13日）

温家宝

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点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讲，可能还要求你们用心创作，用心演出。许多老的文学艺术家，是我的前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许多比我年轻的文学艺术家，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心里又感到非常高兴。在座的许多文学艺术家，你们的许多作品我读过，有些人认识，有些人未曾谋面，有些人还通过信。但是，你们不一定很了解我对文学家、艺术家的感情。记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时候，我在夜里赶到了北京医院，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她的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让我签个名。我非常尊敬老人的为人，喜爱她的作品。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有感情的人。2003年，我到上海看望巴金先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太清醒了。我过去读过他的不少作品，那本《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吴祖光先生病重期间，把新凤霞先生画的一幅牡丹送给我。我不懂得画，但也觉得好，画如其人，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 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通过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师，请他不吝赐教。当时，他问范敬宜：“总理还知道我？”范敬宜告诉我后，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先生的诗作和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识，引以为豪。”很多老文学家、艺术家经常把他们的著作寄给我。比如，周巍峙先生、王蒙先生、乔羽先生、冯其庸先生，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启迪，受到了鼓舞。

和文学艺术家的相处，使我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前年，戴爱莲先生还在世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家宝同志，在50年代的时候，我曾跟周总理照过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屋里，我很想再跟你照一张照片。我说，那好。在教师节那天，我来戴先生家，她约了几位舞蹈家，记得有贾作光先生，在她的家里，谈舞蹈艺术，谈舞蹈史，谈舞蹈教育，谈舞蹈事业的发展。老人侃侃而谈，大家非常愉快。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她病危了。我赶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她神志还清醒。因为她的英文比中文还好，所以她一会儿说英文，一会儿说中文。我拉着她的手，她本来就非常清瘦，疾病折磨后，显得更瘦弱了。她的声音依然很大。她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

我也曾收到一些现在已经不在世的作家的作品，是他们的家属给我送的，这常引起我对他们的怀念。比如，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严文井文集》，严文井同志的爱人康志强同志给我寄了一套。我过去读过严文井同志的作品，这次收到新出版的文集后，再次重读了多篇。我给康志强同志的回信中说：“他的作品和人品就是一个燃烧的火种，留给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用来点燃希望的明灯。他应该为此感到快乐，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最后这一句，是他作品里的话 ——“我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前不久，访问欧洲前，我接受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没有想到，记者把这六段诗章，连同采访内容用两个版登在《泰晤士报》上，而且中国的五段诗句全部用中文，把作者、文章、年代都注释得清清楚楚，还用半块版登了一幅屈原的水墨画像。在英国居住的华侨告诉我说，《泰晤士报》用中文登中国的诗作，还很少见。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心，谈谈我对文艺工作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同大家一起讨论。你们是老师，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过去向你们学习，今后还要向你们学习。

第一，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要”包括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是基础，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要满足物质需要，就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要满足文化需要，就要切实发展文化，包括文学艺术。

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 “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真善美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上都是重要范畴，我们这里不来讨论。今天我要说的是，从当代中国文艺功能和文艺家实践活动的层面上，追求真善美。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就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文学艺术家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讲“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对美的追求，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长期进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综合产物，是人的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产物。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追求美的民族。早在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抒情诗。我们说“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就是说要给人以美。中国文化中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在世界上是毫不逊色的。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家应该不断地发现美、创造美，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赵丹在他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第二，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为人民和国家而努力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真正形成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发展。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

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之外，往往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他接近人民群众，不满黑暗现实和政治腐败，终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浪漫主义杰作。

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鸦片战争后，他被流放，途经河南，时逢黄河大水，道光皇帝责令他留在那里治水。他本来就深谙黄河水势，并有一套治水的办法。相传他为治理黄河，每天骑马在黄河两岸奔跑。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感动，一位民间画家把他骑马奔跑的形象画了一幅画。他在河南近一年，水患治理后，仍然被发配往新疆，夫人因病留西安。他独身西行，从西安到伊犁要走几个月时间，在从西安至兰州的路上，他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两句至今广为传诵的名言。

我还想起清末的著名诗人，也是外交家的广东人黄遵宪。他曾做过清朝驻日本的公使。《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那首诗，至今读起来依然感人肺腑。2003年，我到香港期间，曾在演讲时读了这首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死了以后，梁启超为他写的墓志铭是“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深切了解之上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了。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惟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

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著名的《国富论》，这为世人所知，但他还有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毫无疑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对人要有爱的感情。我们讲和谐，就是要讲友爱。当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要提倡爱人民、爱祖国、爱科学、爱父母、爱老师，爱惜自己的人格和荣誉。同情心是爱的表现，也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必须尊重和同情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树立这样高尚的品德。

第四，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然后，他就很有感触地说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说，希望搞科学的学一点文学艺术，搞文学艺术的学一点科学。他特别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钱老有绘画的历史，年轻时画的一些画，现在流传在国外。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由此，我想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也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文化艺术发展。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并且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语）。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文学艺术的成就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内容。文艺复兴分几个时期，开端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术家乔托，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和“欧洲绘画之父”。文艺复兴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文艺复兴晚期还出了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国力居世界首位，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产生了两千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歌多达五万余首。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许多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

同志们！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这是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创业、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进而从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大飞跃。这个进程是伟大的，是复杂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珍惜这样的好时代，理解这样的好时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努力为繁荣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这是温家宝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发表前作者根据记录整理，作了文字修改。）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也向总理交交心

袁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从1953年9月到2006年11月先后举行了七次代表大会，我有幸都参加了。第一次是作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列席，后六次都作为代表。每次大会，都有中央领导同志致祝词或者做报告。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对文代大会的报告，热情鼓励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建设。第二次是1979年经历了十多年政治运动加上十年大动乱之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祝词中说“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话不多，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多年受屈受辱受残之后顿时有解放感和温暖感。小平同志会上那句关于对文艺创作“不要横加干涉”的话，更是传诵一时。第三次是1984年底的第四次 “作代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作的祝词，再次强调要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批评许多党组织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等等错误做法。他的话引起广泛的热烈的欢呼，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春天”。可惜那个春天太短暂，不久就被寒风冻雨驱散了。

第四次就是今年这次“作代会”上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了。本来是请温总理向大会作国内经济形势报告的，他却敞开心扉，以相当多的时间，同文学艺术工作者谈心，使到会的几千名代表意外地惊喜，顿时缩短了台上台下、领导人与普通文学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因而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温馨和煦，掌声不断。温家宝总理讲话开始就提到他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和对几位老文艺家的问候。他说曾有一首诗向诗人李瑛同志请教，还问：李瑛先生今天到会了吗？李瑛连忙站起身来向温总理招手，温总理在台上也起立致意，全场上又为这场面热烈鼓掌。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联欢晚会，中央几位领导人应邀出席。我的坐位正好在第一排的圆桌边，家宝同志同我握手时，我说了一句“非常感谢您今天下午精彩的讲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客套话。中央领导人对文学艺术界这种有真情实感而又平和亲切的讲话，大家许久没有听到了。

温家宝同志援引了自屈原、司马迁到近代的一连串仁人志士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诗篇和警语，激励文学艺术家们加深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特别使大家受到鼓舞和启迪。讲话中很有针对性地说到他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几点希望，头一条就是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将真善美列在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的第一条，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他说：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他特别指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民去追求真理。”这几句话含意深刻，但是冷静想一想，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当今社会上，包括文坛艺苑，不少地方滋长蔓延着令人民群众厌恶痛恨的歪风邪气：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浮躁成风，斯文扫地，假大空的文字时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上，真正的民声民意遭到漠视和扼杀，真实情况被掩盖、隐瞒、歪曲，遇到这类事，自然就会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慨。文艺工作者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讲真话，就需要坚韧的胆识，需要极大的勇气。凡是有良心、党性强的正直人士，包括报刊电台记者和作家艺术家，对此都会有切身感受。例如：揭露大小官员违法乱纪、贪污腐化、钱权交易、欺凌百姓的种种大案，揭露不断发生、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大多数都会受到重重刁难、打击、恐吓、诬告，甚至暴力。但是这些记者编辑和文艺家仍然冲破阻力、冒着危险，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细致地采访、调查、核实，写成通讯、调查报告、报告文学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继续公之于众。也就是温总理说的“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温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想必是都能了解的。讲真话，反映真实，表现真情，本不该成问题，理所当然而且应该得到帮助、受到保护的事，实践上却要经历千辛万苦。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但是不知道对那些玩忽职守、漠视民生、损害国家利益以至草菅人命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奸商企业主们是否能得到警示，有所触动，引以为戒，我实在不敢乐观。因为，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依靠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群众举报也许更有效些。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同志，心平气和地同文学艺术家像知心朋友那样说古道今，在当前举国上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特别令人兴奋和欢畅。他开了一个好的头，倡导了一种真诚、团结、宽松、祥和的风气。文艺工作者，像所有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衷心拥护党、衷心愿为国家民族献身尽力的。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漠视；多一点宽容，少一点限制；多一点温暖，少一点冷酷；多一点帮助，少一点棍棒，不是更好吗？在真正的和谐社会里，文学艺术必然会繁荣，人民群众满意的文艺精品和人才也必然会不断涌现，百花齐放的灿烂春光也一定会到来。和谐和谐，“和”字从禾从口，“谐”字从言从皆，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能发言。就是要在平等祥和的气氛中发扬民主，尊重和保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真正地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四句话我们听了好多年，说了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年，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亲身体会到的，却常常是知不能言、言不能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如果民主受限制，法制不落实，言论自由成空话，何来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呢？

温总理讲话的题目是《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也算是对他讲话的一点反馈，向他交交心吧！

含着三个“真”字

冯健（新华社原副社长）

看到报载由新华社播发的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连读了两遍。我以为，这篇“准备了一点素材、没有文稿”的谈话，蕴含着三个“真”字：

一个是真诚：他真诚地向作家艺术家袒露胸臆。

再一个是真情：流露出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真情，把作家艺术家视为朋友的真情。

第三是真知：宣示了他在国务政务工作中的一些理念以及实践中获取的真知。这些，正是人民群众所思所想的。

欣喜之余，不免又生出几点感想：

其一，关于执政为民。

温家宝总理日理万机，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都得去操心。与此同时，他还为农民追讨工资，到传染病医院去看望艾滋病人，去幼儿园给幼儿喂食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糖丸。既抓国家大事、天下大事，也关心草根黎民的安危冷暖，这说明，他真正在践行中央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这理念是一把尺子，在工作岗位上执掌着各种权力的公仆们如若都能以这把尺子来度量自己，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则国之幸也，人民之幸也。

其二，关于“双百”方针。

谈话中说，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解放思想、倡导创新等等。

“双百”方针的提出，盖多年矣。不知怎的，此番听来，却有些新鲜感。纵观我们现今的文化艺术领域，宣传思想领域，有多少执行了“双百”方针，有多少是有条件地执行“双百”方针，又有多少已经把“双百”方针淡忘甚至抛到了九霄云外？恐非一切尽如人意。

其三，关于监督工作。

新的一年到来了。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0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监督法。这部历经多年讨论、十几遍修改而后制订出来的重要法律，执政需要，人民需要。

加强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党政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并使之形成合力，这有利于惩治贪腐，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总之一句话，通过加强监督，把权力的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这是执政要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北宋力主改革、推行新政的宰相王安石说过：“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监督法是一部善法，企盼在新的一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不再盛行，而能以“令出惟行”、“法不阿贵”的决断，从严执法，以期国治民安，社会和谐。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

高放（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我读后心情非常激动，深感他其实也是同我们社会科学家谈心，备受鼓舞。只可惜我国迄今尚未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家协会这样的全国性学术机构，否则中国社科联、中国社协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有机会亲聆温总理的亲切教诲。

温总理谈古论今，说洋道中，高瞻远瞩，语重心长。他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彩斑斓的时代，“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他说：“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他把我国的学术繁荣与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紧密联系起来，主张要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我以为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切中当今实际的真知灼见和指针明示。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为何难以再现思想解放时代？唐朝之后我国为何难以再现最文彩斑谰的时代？“五四”以来为何难以持续高扬“科学、民主”旗帜？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以往历史上长期盛行专制统治，缺少民主政治，思想和创作自由也就缺少保障。当今只有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建设，防止用行政命令手段和党同伐异办法来对待不同学术观点，来评判学术上的是非得失，才能真正为学术繁荣创造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是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亲自掌权的民主政治，是维护全体劳动人民权益，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它理应是比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更高类型的民主政治。在劳动人民之间，依据每人独立研究和思考，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要 “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评判。”在当今我国，可以说如果不加快完善先进民主政治体制，就难以形成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就缺少先进民主政治体制的切实保证。可见，大力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正是当务之急。

温总理博闻强记，视野宽阔。他在“谈心”中还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他列举了文艺复兴的 “三颗巨星”、三个英杰以及三个杰出科学家和思想家，还引用恩格斯的话盛赞了这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4至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顺应当时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一场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促进了16世纪以来的经济革命，17世纪的科技革命（以牛顿力学与达德利用煤炼铁为标志），18世纪的政治革命（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为标志），到19世纪完成了社会革命。正是这场持续约六个世纪的六大领域的革命，使西欧北美诸国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完成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其中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革命起了先导作用，而政治革命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多党竞争的共和制度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这场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成果。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又造成了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等等。为解决这些新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应运而生。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为人类指明了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新前景。20世纪社会主义首先在较为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开创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列宁第一次提出并且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它包括共产党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和多党合作民主。由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列宁曾经指望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靠苏维埃政权来加速实现俄国的工业化、电气化、科技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然而天不假年，1924年他才54岁就病殁！随后在斯大林时期破坏党内民主与苏维埃民主，实行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大搞个人崇拜，形成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员特权制等等，加强指令性计划经济和文化专制主义，使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带有众多严重弊病，社会科学界一味阿谀奉承，死气沉沉。我们中国党汲取了苏共和苏联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逐步由传统计划经济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民主政治，贯彻“双百”方针，重新焕发了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正如温家宝同志所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飞跃。”“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想，社会主义先进民主政治建设也会受到党和政府同样重视。只有以先进民主政治建设为先导，才能加速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只有先进生产力、先进民主政治与先进文化三者全面协调发展，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推进先进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要按照党中央规定，做好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改选工作，加强对各级领导人的监督和制约，做好党的十七大代表差额选举工作，争取党的十七大能够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因为坚持党代会年会制这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实现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规定党代会常任制这是1956年我党八大党章对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当今亟待恢复。只有以党内民主来推进人民民主与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才能避免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全面成功，完成列宁当年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当为此胜境竭智献议。

关于文人以及艺人

章诒和（学者，作家）

可以想象，当在座的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因为很久以来，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么无拘无束、促膝长谈般的讲话了。我们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

我现在写信给你们，也是想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这个感受涉及到关于文人以及艺人的问题。

啥叫“文人”？有人说：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我认同这种看法。那些有大学文凭，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那些官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师等等，他们也都会写文章，有的甚至有作品，但他们本质上不一定是文人。

我以为文人原本就地处边缘，是可有可无的一群，自由是他们的底色；追求自由是他们的特性。所以，他们可以放浪不羁，可以胡言乱语，可以傲视权贵，可以纵情酒色，可以一掷千金，某些颓唐行为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文人、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像张伯驹的收藏，叶盛兰的脾气，马连良的摆弄小玩意，言慧珠的钻戒、一百多件的毛皮大衣。他们中有人还有恶习，如抽大烟。总之，“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 他们这种生活状态，风姿样式，人生观，价值观都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字里、歌咏里、表演里、画作里。梅兰芳一生崇尚的是“美”，他在家，从早上起来就是皮鞋光亮，头发光亮，一派雍容华贵相。所以，他扮演的杨贵妃，才是贵妃。张伯驹说是金融家，其实不会理财。天天游东逛西，应酬唱和，戏院堂会，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文物，唱戏，诗词。但就是这么个散淡之人，在这三个领域都搞出了大名堂，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文化贡献。他们都去了，却是我们永不消歇的话题，难怪孙郁（学者，鲁迅博物馆馆长）称民国人物为“狂士”，都那么地耐人寻味。的确如此，张爱玲就比丁玲有着更多的“味道”。

五四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上所说的事往往为我们一些同志所不容、所不齿。有时说文人是落后的，戏班是封建的，科班是反动的，生活是腐朽的。于是清算，批判，扫荡，下放，斗争，戴帽，在被强制化、规范化，驯化的同时，文人艺人自己也开始不得不学着“自查”，“自律”，直至“自觉”。比如，程砚秋在 1957年9月20日的入党申请书里对自己一辈子扮演的女性角色居然觉得是在忸怩作态，甚至觉得干戏曲艺术无意义，向党要求去做有意义的事——这就是说自己一生从事表演艺术是无意义的。读着这样文字我非常心痛。

那时我们国家的文化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对他全部工作业绩，我不清楚。但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的确网开一面。批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几大头牌继续可以“抽”，但严格控制。1958年大跃进，所有的演员无一例外下到郊区干农活，彭真知道后，让他们陆续回城。并说，把手指弄坏了，今后还怎么演戏？北京市文化局和宣传部向他汇报马连良爱钱。彭真在一次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资料，也骂马连良，演一场戏900多万元（旧币，折今币900元）不干，非要1000多万（旧币，折今币1000多元）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我们同志们的思想。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团员……就是唱戏的。就是‘我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很多事不去管，非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不可。马连良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点后也不很重要；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显而易见，我以为当年的彭真，对文艺，对文人、艺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的宣传文化部门一些领导干部深刻得多。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京剧团演出和创作了一批不错的戏。张君秋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张派。这是1949年后唯一形成的京剧流派。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管理文人、艺人，其方法是把他们纳入“单位”，由“组织”管着，每一个人的头上有中宣部、文化部、省委、省文化厅、剧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层层叠叠且相互关联的各级官员领导着。你的思想，你的工资，你的写作，怎么写，能否出版，你演什么，能否公演，怎么演，谁站当中，谁站旁边，谁给你拉琴，都往往由领导研究，批准。这样管理的结果，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艺术家身上散发的随意，温润，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什么叫文化状态，说穿了，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想把中国的文学艺术搞得有点样子，恐怕不是出什么“经典”，（我们早已没有经典，原来的经典也快消亡），而是尽可能去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

读《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有感

李锐（学者，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

一言堂下众无声，万紫千红春送情。

社会和谐希望在，百花齐放百家鸣。

能否有探索真理的更大空间关系到中国未来是否光明

雷颐（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温家宝总理的这个谈心确实是在跟大家谈心，很久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文章了，许久许久都没有看到这么贴心的文章了。读了以后有些想法，写给你们。对这讲话，我体会最深的是他谈到的五四运动，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因此，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积极性。目前，中国文化影响力很弱，大家都很关心。

中国怎样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我是搞社会科学的，主要是要求真，这就要有更宽松的环境，例如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针鸣，这样才可以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文化才可能繁荣。

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叫“软力量”。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强，但文化影响力比较弱，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如何提高文化影响力呢？现在中央的政策一是加大投资，二是加大对外宣传。这都是好的。但是，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文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更自由的创造空间，宽松的创作环境，这样，文化才能有所发展和创新，才有生命力。

比如说韩流，韩流是韩国的流行文化，而过去日本是看不起韩国的，但是现在韩流在日本的影响都很大，这是因为韩国在经济腾飞后，有一种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给文学艺术家们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文艺创作者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一下就上来了。

如果不创造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空间，探索真理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不能够发展，而且必然会萎缩。因此，我以为温家宝总理深刻感觉到这个危机，于是才这样语重心长。他的谈话，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担忧，也可以看到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千万不要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这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否光明。

魏晋都是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发展，是少有的丰富多彩，其中的规律很值得探讨。创造一个更民主自由的空间，给人们一个探索真理的空间，这是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否光明的大问题。

国家的理想形象与金规则

吴思（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我认为我们国家很久以来缺少理想。毛泽东时代有理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跃进，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过渡失败了，理想也破灭了。

毛泽东时代之后当然有追求，温饱、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属于穷人或穷国的梦想。一个人整天想着吃饱穿暖，不挨饿，不挨打，能算有理想吗？这些追求都属于物质层面，而且是防御性的，努力达到及格标准的。四个现代化就是物质方面的，富强梦也是如此。在人际交往中，我们看到满脑袋这种梦想的人，一门心思赚钱，甚至不择手段，抓紧时间学习各种赚钱本领，再练练武，以免被人打，我们会觉得他有点粗俗，近似经济动物，恐怕不会认为他文化水平高，不好说他有理想有抱负。

温家宝总理这次和文艺界谈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温家宝总理有理想。他说：“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

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我听官话套话感觉非常吃力，于是就不愿听不愿看，所以就不知道。即使在文件中出现过，我也不会太当真，不会太往心里去。不太拿官话当真，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但是温总理这段话给我的感觉不同，他在和大家谈心，用平等友好的态度，说我们日常的语言，于是我就听进去了，就当真了。我想，他至少表达了他个人的理想。在物欲和权势横流的世界，这种理想非常可贵，让我感到很温暖，如沐春风，带着春天温馨的气息。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他非常体谅人，尊重人，经常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用老话来说，这是一个仁义的人，厚道的人。所有文明教化，最终都体现在对人心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同情之中。政治关系也是一种人际关系。民主法制就是对民众的尊重，就是对每个人一视同仁的尊重，就是现代的大仁大义。

所谓精神文明、国民素质、道德力量，这些东西的标准是什么？如何衡量其品级高下？这条标准，其实早已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将心比心就能找到这些标准。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同情心就是仁的发端。王阳明把内心的仁义标准称为良知。温总理这个讲话提到康德的名言，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看来，道德也是刻在人们心底的东西。这些说法，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心自有一杆秤”。无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这是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金规则”。遵守这条规则，就要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别人，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和各种平等权利，尊重和保护这些权利，让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顺着这条路走，就是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走，这样的理想可谓顺乎天、应乎人。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都尊重这套道理。反过来，不尊重这个道理，不仁不义，说破天也别想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心悦诚服的尊重。

总之，我认为，温总理这个讲话表达的立国理想，是可以得到世界各民族理解和尊重的理想，也是可以得到中国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理解的理想。我认为这也是分寸恰当的理想。如果理想再伟大一些，伟大到需要人们牺牲的程度，需要剥夺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种分寸恐怕就过了，或许这可以成为某个自我要求很高的团体的理想，却不适宜成为全社会的理想。

民主法制不仅是目的，不仅是构成一个文明的国家形象的核心，还是促进文化繁荣的有效手段。

温总理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总结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经验：“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思想解放是对作家头脑的要求。对政府的要求，温总理说，“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我认为，这两方面的条件，一内一外，正是文化繁荣和创新喷涌的必要条件。

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有什么特点呢？魏晋南北朝是乱世，统治集团的控制能力下降，思想解放有了可能。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如此，于是有百家争鸣，而不是罢黜百家，一家独尊。

强汉盛唐的控制能力并不弱，但汉朝的文化创造，最精彩的不是铺陈张扬的大赋，而是民间的乐府和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唐朝最伟大诗人也不是官方御用的。诗仙李白不断在正统之外寻找生活的意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的三吏三别更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毫无阿谀奉承之色。官方容忍或忽略了这种行为和作品，最伟大的诗人因此有了诞生的可能。

北宋苏轼时代，官方的控制力也不弱，我细读过每一首苏词，这位诗词成就极高的豪放派大家，有一段时间的作品却惨不忍睹。那就是乌台诗案之后的挨整时期，风格委琐，近乎谄媚。这就是说，如果没有自由的保障，中国历史上最具天才的创造精神也会被权力和小人联手扼杀。

作为一种科层组织，政府的优势在规范，不在创新。政府从事文化活动，主要成就也是工程性的，体现在可以发挥组织优势的领域，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紫禁城，颐和园，御窑的陶瓷，精美的丝绸等等。而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文化地位，哪里比得上元曲、明清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以及三言两拍这些民间创造？再往前说，《诗经》的精华，就是国风和小雅中的民歌民谣。孔夫子也是私人办学的首创者。

中华民族有伟大而强盛的创造力。一旦思想解放和对创作自由的法律保障结合起来，再加上强大的物质基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中国文化创新将获得千古难逢的好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以上这番话，是我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社一个编辑，读了温总理的讲话，又读了许多作者的来信来稿，冒出来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