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习李“新政”没戏 中国有亡国危险?

随着近日中共两会官媒隆重宣传“四个全面”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可以肯定这一理论正式成为习近奔驰国理政的总体阐述、战略布局，或者说顶层设计，和之前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样成为代表性理论。新华网指出“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如果再加上李克强规范政府权力、减少行政审批、强化市场作用等主要施政理念（李克强作为二把手不可能像习近平那样提出顶层思想理论，因此其执政思想比较散杂，涉及许多方面，在此只提及主要思想，当然有些经济方面的新政也服从习近平的意见，但由于其也处于关键权位并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决定权，在此姑且称为习李新政），习李新政的主要核心思想已经基本明确，到两届任期期满都不大会有本质变化。

历史惊人地相似，为何历史惊人相似，就是因为作为历史最主导最关键因素的人的思想层次惊人相似，而回顾历史，此次中共政权的习李新政和朱明政权的张居正新政惊人相似，无论是新政前的国内外局势背景，还是新政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甚至新政的主要具体改革措施，因此可以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来预测与现在中国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习李新政的未来命运。

以推行新政著称的张居正。

张居正新政前的国内外局势背景与习李新政前几乎一样

张居正新政之前的国内外环境与现在习李新政之前非常相似，首先就国内而言，表面上朱明王朝是天朝大国，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周围大量小国都前来朝贡膜拜，但实际国内局势已经危如累卵。第一政治方面，政权内部从上到中再到下全面性、普遍性腐败，上到皇亲国戚以及开国功臣的世袭后代，中到各领域各部官员和地方主政官吏，特别是下到直接治理接触平民的底层官吏。

第二经济方面，由于各级官僚贪腐损公肥私、剥削平民利益，比如当时财富最主要象征的土地集中在少数的官僚及其亲属和富商手中，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同时这些人极力偷税漏税，国库严重空虚，嘉靖末期政府财政几乎处于崩溃地步，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赤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不以胡椒苏木折奉给王公大臣官员发工资。而且权贵们还将税赋转嫁到平民身上，通过征收各种税费、劳役等严酷压榨平民，导致大多数平民生活艰辛、民不聊生，绝大多数平民心中对于政府的腐败恨之入骨，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的时候，便开始爆发各种暴动，其中广西等贫困地区最为激烈，简而言之一句话，政府心中无平民，平民心中亦无政府。

现在也大致如此，中国表面上经济发展速度世界领先，国力快速增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中共自欺欺人地认为通过自身的治理中国已经崛起，社会主义新中国超越了之前的封建王朝，但实际现在的中国一样危如累卵。第一政治方面，也是处于类似的全面腐败，最上层传统中共红二代包括江泽民等中央新权贵取代了以前的皇亲国戚以及开国功臣的世袭后代，中层如中央政府各部门高官和地方政府高官也和当年明朝各级官员一样，而现在中共政府的下层官吏和当年朱明政府的下层官吏一样严酷压榨底层平民。两者腐败的形式都基本一致，典型的如以权谋私、为非作歹、穷奢极欲，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贪赃枉法、欺压弱势、具体地举例比如各个部门利用自身相应的权力而贪污腐败，朱明政府户部掌管全国财政大权，受贿钱粮以及拨款回扣，从上到下整体腐败互相勾结，通过多收少纳、虚报数额、窜改帐目等手段捞取钱财，中共财政部也大致如此。吏部掌握大量官员的任免考核大权，大肆买官卖官，官吏的升迁经常取决于行贿而不是政绩，现在的中共组织部也是几乎类似。刑部掌握着司法大权，各级官员通过审判各种冤假错案贪污腐败，现在中共公安检查法院也大致如此。工部掌握着全国工事大权，各级官员通过谎报工役人数、虚报工期、克扣工匠工资以及贪污国家拨付的防灾工程款贪污腐败，现在的建设部也大致如此，其它各个部门也基本类似，不再举例。此外，虽然有监察院、御史等反腐机构和官员，以及拥有各种法律法规，但由于朱明政府的本质是皇帝专制独裁掌握最高权力，这些部门、人员以及法律的权力非常有限，而且这些部门的人员也同样存在类似的腐败，现在也基本类似，虽然有纪委、检察院、法院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但由于中共政府的本质是最高领导人掌握最高权力，可以超越这些法制监督部门以及各种法律。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比如许多贪腐高官的查处与否，并不是依靠监督机构或者法律，而是最高层权力者的意愿，人治色彩明显高于法治。

第二，经济方面，表面上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但其实经济结构非常低级而脆弱，通过畸高的税负率和不合理的收费以及卖地卖矿卖环境卖廉价劳动力取得了庞大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各领域各级官僚的全面贪腐，不但通过各种不合理政府采购物质、投资铁路公路机场等大型基础建设以及各种违规福利等将财政吃光分尽，而且还大肆举债寅吃卯粮，和张居正时期一样，国家的财富已经几乎被掏空，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表面亮丽内部空虚的瓷器一样，财富集中于少数官僚权贵和商人，贫富差距有如云泥。

此外，朱明政府与中共政府时期，都存在严重的官方垄断机构压榨平民，如以前在食盐、漕运等方面垄断，而现在更是将垄断登峰造极。以前民间的米麦、布匹等商贩大都通过官商勾结，低价收购高价贩卖，赚取不仁不义之财。现在各种官商勾结而形成的半垄断企业也大致如此，银行、医院等等无不如是。底层绝大多数平民被层层压榨、面面剥削，生活极其艰辛。当然当时和现在差不多，底层大多数平民（如以前的农民现在的农民农民工）也处于半麻木半开化的思想状态，民主民权（具体到个体就是个人的自主自尊、个人权利责任等）思想几乎没有，极其懦弱短视，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不敢反抗争取正当权利、甘愿被奴役压榨。

就国外而言，当时鞑靼不断攻击边境威胁明朝，另外东南沿海的日本倭寇则长期抢劫骚扰沿海平民。这些国际形势的背后反映的是明朝政治特别是军队的全面腐败，高中低各层的军官贪腐无能、荒废训练、唯利是图，底层士兵则被严酷压榨，军队战斗力非常低下。

而现在美国为首，日本、印度等都对中共政权虎视眈眈，而菲律宾、越南等则不断骚扰，甚至连中共长期资助的朝鲜都对伺机挑事，国际形势几乎一致。这些形势的背后也一样反映出军队和政府一样普遍性腐败，也存在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搞派系斗争、任人唯亲、买官卖官、采购吃回扣、倒卖土地等物质损公肥私、对上卑躬屈膝对下包庇纵容、沉迷于吃喝玩乐荒废训练等典型腐败，反腐整风都是权力斗争。虽然拥有战略核导弹等先进强大武器，但是由于军队人员整体思想素质的低下，真正的战斗力也非常有限。

以上只是对比列举了一些主要方面，还有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篇幅有限不再详细列举其中的细节内容，稍微懂点历史的人士都可以轻易找到例子，回顾历史，经历元朝的严酷等级压迫统治以及反元革命中惨烈的杀伐，中国人的数量特别是整体思想层次严重下降，由此导致从明朝开始，政治、军事等各关键领域的一批人的思想素质的整体堕落，典型代表就是除了极少数的高思想素质文臣武将之外，出现万马齐喑的整体性腐败，这也决定了中国包括中国人从明朝开始到清朝到民国直到现在所必将遭受的悲惨命运。

张居正新政与习李新政的镜像式对照

张居正在成为首辅前长期处于隐忍弱势状态，利用高拱派系和冯保派系（背后首脑是李太后及其儿子）的激烈派系权斗，巧妙周旋于两派之间，并最终正确站队在李太后派这一边扳倒了前首辅高拱，取代高拱成为明朝首辅。而习近平也是依靠江派和胡派的激烈派系权斗的最终妥协折衷而机缘巧合地成为“储君”，并在经历各种危险艰辛的磨难后中共最高领导人，并成为红二代太子党派系的总舵主。上台之后，两者都立刻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但主要还是政治、经济两方面，因此以这两方面为重点来深入分析对比两者。

首先是政治方面

张居正新政以政治为开端。

张居正数十年身处官场，深刻了解当时全面腐败及其危害性。他认为人民的逃亡和反抗并非老百姓喜欢犯上作乱，根本原因是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而且各部门的贪官往往结党营私，通过贿赂、结党等手段攀附更高级别的官员来寻求庇护。他认为治国之道以安顿民生为第一，而安顿民生以整顿吏治为第一，因此张居正新政始终都把整顿官吏、惩治腐败放在最重要位置。

为了整顿吏治，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和京察，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管理监察大权的控制和打击原首辅高拱派系高官。考成法对六部、都察院、地方政府等各个行政部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提高了部门办事效率，并且大大限制了宦官的权力，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京察也是如此，打击了原首辅高拱派系的京城高官，使得权力更加集中于张居正。

在最高层李太后的支持下，集中权力的张居正便大力惩治贪官污吏，同时裁撤中央和地方的冗官庸官，从万历二年起张居正通过整顿地方驿站、税关、盐政、漕政、马政等方面来打击地方官员的贪腐。主政十年间，裁撤的九品以上的官员就达2000多人，其中万历九年这一年，张居正就在中央裁撤419人，在地方裁撤902人。这些措施严厉打击了腐败，同时提高了官吏行政效率，以前许多贪官污吏为了自身包括派系的私利，往往将朝廷明诏法令当做一纸空文，导致各种政令难以实施，通过考成法和京察张居正得以顺利大大减轻了实施自身新政政策的阻力，为张居正全面推行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另一方面张居正破格重用实干人才（不是只会空谈孔孟的幼稚清流官员），将其提拔到重要的岗位，通过恩威并济的政治手段，座下门生遍布京城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形成了自身的派系力量。

现在习李新政也大致如此，在政治上，习近平为了巩固和强化最高权力大力整治中央高官，如一方面打击江泽民派系，如已经查处的周永康、徐才厚等人和即将查处的曾庆红、郭伯雄等人，另一方面打击团派高官，如令计划等人，这和张居正的京察基本一致，使得和张居正政令遭到抵制而无法执行的现象类似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明显改善。同样通过恩威并济，提拔福建、浙江任职时期的自身嫡系人马和对自身顺从的官员到军队、政府等关键岗位，习近平目前已经形成了自身派系，成为红二代的总舵主。在权力稳定后，面对各级各领域官僚的全面性、普遍性腐败大力反腐整风，现在的纪委巡视中央各部门、央企和地方政府和张居正的考成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差不多，现在严查“三公消费”和当年整顿驿站差不多。反腐整风也为习李新政目前包括以后的经济等一系列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保证新政改革的顺利，整风反腐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和张居正时期一样，由于存在全面性的反腐，因此难以彻底杜绝腐败，因为一旦彻底，那整个政权就将不复存在，现在惩治省部级高官主要是整顿其它派系、巩固权力，针对中低级官僚主要是抓典型，通过查处一定数量的地方官僚来安抚民怨、笼络民心。

其次是经济方面

张居正执政初期，中央财政几乎崩溃，地方财政也因为官员贪腐损公肥私而累积欠下大量的钱粮，为了挽救政府财政危机，张居正开始向富人（当时主要包括官员和富商）征税，典型例子就是对王公贵族的子粒田征税，不久后，为了进一步改善财政以及改变平民与富人严重的税赋徭役不平等，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凭借最高层的支持和自身的强权在全国全面强力推行之前被各级官僚阻挠而无法顺利实施的“一条鞭法”。

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成一条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简化了征收手续，防止地方官员随意征税压榨平民。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的本质实际就是向拥有大量土地财富的官员富人征税以扩充政府财政，对普通平民一定程度上轻徭薄赋，减轻负担促进生产消费并促进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发展，再加上张居正大力压缩各种奢侈浪费，比如说服明神宗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大力控制被各级官员贪污浪费的政府预算，政府财政状况迅速改善。当然由于部分官僚的贪腐思想没有彻底根治，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条鞭法在部分地区并没有消除原来的摊派和杂费杂役，而且随着张居正下台，后继者监督执行不力，地方官僚贪腐不断加重，后来许多地方甚至反而逐渐出现了额外增派税费杂役，由于万历皇帝贪图享乐、荒废朝政，各层官僚迅速回复到全面腐败状态，到了万历中后期，一条鞭法已名存实亡，不但不能为平民减负降税，反而大大加重了税赋，导致生活极其艰辛，于是多地（特别是贫困地区）爆发了各种群体性起义暴动，并最终导致了李自成推翻朱明政权。

除了一条鞭法这一最大的经济新政措施，张居正还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治理经济思想，非常重视商业贸易，他提倡“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明朝的经济总量。

虽然现在习李新政的重点和张居正新政一样是经济方面，但现在的经济情况远比当时复杂，因此习李关于经济方面的措施远比张居正复杂全面。习李新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文中基本都已经提及，主要有减少部分领域行政审批，完善资源、物价等方面的市场分配调节作用。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进一步改革国企，引入民间资本、国际资本等增强国企实力和效益，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财税方面主要涉及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自由贸易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

虽然习近平被中共喉舌吹捧地近乎全知全能，事事皆知、句句正确，但是无论从其主政浙江时的经济治理经历还是成为总书记后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无不显示其对于经济其实一知半解，除了重复加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结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等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就说烂了的空话套话（当年在浙江主政时提倡空洞的“八八战略”也大致如此），农村土地集中、

流转以及“一带一路”等经济方面的实质性新政大多数也不是来自其自身，而是来自刘鹤等自己信赖的谋臣，而且从到目前为止那些正确但是没有实效的空虚政策以及与实效甚微的小修小补政策，以及民争利适得其反的政策，证明刘鹤等所谓习近平经济智囊对于经济也一知半解或者说别有用心。

李克强对于经济也一样一知半解，虽然被吹捧出克强经济学，但是发展经济却仍然主要依靠超量印发货币，投资铁公机等大型基础设施，明显是反克强经济学（当然表面上运用各种虚伪言辞来蒙骗平民），其大力推销的高铁非但到目前成功案例寥寥无几，反而不断被坑骗上当，就像援助拉美、非洲许多国家一样，不断地损国民、惠友邦，但是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不过虽然习李新政关于经济改革的范围远比张居正新政全面，但是习李好大喜功，幼稚地迷信各种所谓先进科学制度的顶层设计，没有重视关键的中间具体执行过程，导致最终实际效果明显不如后者。比如就保障底层平民利益、平衡贫富差距方面，习李新政虽然一直强调进行收入分配全面改革，建立相应的法规制度，但是这样的政策口号早已喊了十几二十年，现在包括将来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近日两会新华网等官媒就明言工资正常调整机制还“在路上”），因为政府、官员包括富商等就是依靠压榨绝大多数底层平民而获得巨大利益，别说现在完善分配，就连十几年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仍然在许多地方大量存在，其中许多又是因为官商勾结而无法彻底解决（比如工程建筑领域），当然一定程度上增加大多数平民的利益，比如增加最低工资、退休工资、医疗报销等，和当年张居正减轻平民负担类似，但是这些增加的微薄利益对于平民的生活改善杯水车薪，收入方面增加非常有限（其中许多还被类似庞氏骗局的社保吞噬），但是支出方面的成本却难以下降甚至反而增加，因为政府没有彻底有效管控或者从中压榨平民谋取暴利，比如垄断国企控制了水电盐天然气石油等各方面民生必需品，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大额生活支出等，习李新政要增强市场调控定价作用，水电等基础生活物资将实施新一轮价格闯关，但从杭州等多地来看，价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平民的生活成本进一步增加，非但没有从新政中得到明显改善，反而生活更加艰辛。面对和张居正当时一样贫富两极分化，习李新政没有有效改革个税制度，官员富商等富人通过压低基本工资，将收入绝大部分转移到奖金、补贴方面等各种手段来逃税，就像当年明朝王公大臣富人等大地主逃税一样，根本无法有效平衡贫富差距。

此外，习李新政中目前不动产登记和当年的清丈田亩差不多，不久后将实施的房产税也和当年张居正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富人征税一样，本质上都是向富人增税。但是由于不敢彻底惩治拥有大量房产的太子党和绝大多数中央地方官僚，房产税在执行过程中也必然遭遇各种逃税漏税，平衡贫富差距的效果必然远不如张居正的政策。

此外，习李新政中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整风减少三公经费、促进商贸发展等方面也基本和前面列举的张居正新政有关政策差不多，篇幅有限，不再详细叙述。

当然除了政治、经济这两方面，其它还有许多方面类似，比如张居正控制言论，禁止私人讲学阳明心学等非主流思想学说，禁止私人讲学议论朝政，批评自己在内的高官，而习近平也着力控制网络异见和批判，强化大学高校的政治思想指导等等，都让人感觉历史是如此相似。

张居正新政的缺陷与习李新政的未来命运

张居正所处的朱明政权是专制集权政权，张居正得到最高层李太后的支持，但是随着万历皇帝亲政掌握最高权力，由于其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等性格，再加上其对张居正的不满，对张居正派系顾忌日增，不断进行打击，最终通过死后算账清算了张居正并瓦解了其派系力量，张居正新政也避免不了人亡政息，张居正死后不久，中央和地方官员迅速回复到全面腐败的状况，经济方面，由于具体执行官员的腐败，一条鞭法非但不再减轻民众负担，反而因为各种加派赋税而名存实亡。

虽然张居正受到忠君爱民等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但其新政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当时的朱明政权，并不是真正为了底层平民，真正为了整个民族。否则就应该推翻而不是维护当时的压榨奴役平民的专制集权政权。

面对当时同样的普遍性贪腐，张居正远比海瑞那样迂腐幼稚的清官更加成熟，为了王朝富强、民众富裕这一更大的信念目标，张居正舍小求大、以退为进，与冯保妥协合作，不得不做了许多违心之事，比如提拔和免于惩治冯保派系人马，无法做到彻底反腐。

当然权力容易让人自大迷乱，而最高层次的权力更是容易让人自以为是，张居正在执政后期也陷入了自以为是的地步，未能将清廉能政一以贯之，一定程度上也陷入了前任高拱类似的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利族荫子、党同伐异等典型缺点。

除非掌握最高权力的人能够从始至终保持完美的思想和能力，否则人治终究会存在缺陷，当然所谓的法治也不是完美的，假如执法的人、监督执法的人的人都存在腐败，那所谓的法治也必然存在缺陷。

现在的习李新政也是如此，新政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中共政权（更准确地说是根正苗红的红色太子党）的专制统治，而不是真正为了国家民族，面对全面腐败，其打击的少数中央高级老虎明显属于派系之间争权夺利，而打击的大多数地方苍蝇则主要属于抓典型，稍微平息一下民怨。因此习李新政不会去打击红色太子党的腐败，而且这些太子党身后都有一批派系马仔，习李王等也要打狗看主人，不会彻底追究，因此虽然现在中共的反腐被吹嘘为严厉程度历代最甚，但是对于改善吏治实际执行甚至还不如张居正那样强力、坚决、全面，因为张居正只是敢于打压皇亲国戚利益（如子粒田征税），但是习李新政却不敢得罪红二代太子党，比如邓小平家族、陈云家族等红色元老家族（最近的安邦事件就是证明），而是采取合作妥协态度，甚至对于地方公子党为代表的各种地方权贵的特权也没有彻底整治，导致底层平民的利益仍然被压榨。虽然中国贪官贪污腐败数不胜数，但是手段非常类似，习近平如果真有决心，中纪委完全可以挖出每个贪官的腐败证据。

现在的习近平掌握的权力远超江泽民胡锦涛，等到两届期满，习近平派系在各领域各级别的力量必将增强到和当年生杀予夺的皇权一样，盛极必衰，可以预见习近平之后的继任者必然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除非愿意选择做无权傀儡，否则必然与其派系产生冲突，必然会重复出现新一轮腥风血雨的惨烈派系权斗，政治包括整个中共政权必然剧烈动荡。假如习近平派系失败，那其新政也必然像当年的张居正新政一样人亡政息，甚至习近平有可能像张居正那样被彻底清算。

和张居正一样，习近平亲信以及其他下属官员畏惧其强权，都是随声附和、趋炎附势，基本没人敢于批逆鳞直陈逆耳真言，指出习近平的不足或错误，当然不仅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典型代表就是当年温家宝的四万亿刺激，当时非但无人敢于质疑反驳，反而一片叫好谄媚之声，直到温家宝下台失去权力后，才有人敢于批评，许多人甚至将次刺激和温家宝彻底否定，无人监督的最高权力也必然导致其逐渐陷入和张居正甚至如万历皇帝一样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不能保证未来其绝对不会将个人意愿喜好凌驾于法、党、国、民之上。

当年张居正新政能够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张居正知人善任，比如他突破官场逐年逐级提升的成规，大胆提拔行伍出身的李成梁负责东北边防，同时知人善任起用戚继光镇守蓟州一带，整饬军备，修筑边防要塞，开垦屯田，储积钱谷，边境军力迅速强化。其它领域也是如此，比如提拔被罢官免职的潘季驯主治黄河，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而且还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招到麾下而有效利用。

目前习近平虽然没有贪腐方面的缺陷，但是还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由于自身知人之智不足，导致无法像张居正那样知人善任，明显出现任人唯亲的现象，重点提拔自身嫡系亲信人马和与自己结盟的太子党派系人马到党政军等关键岗位，而不管这些人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是否存在贪腐等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财政金融领域的一大批别有用心的奸官庸官，习李志大才疏，他们维护中共政权伟光正形象（主要体现是经济快速发展）、维持中共独裁统治的主要目的被明显利用，财政领域高官仍旧执行敲骨吸髓甚至杀鸡取卵式的财政收入政策和吃光分尽甚至寅吃卯粮的财政支出政策，导致地方政府榨干民利的同时还产生了无法偿还的天量债务，金融领域高官仍旧印发天量货币，损害国家平民利益来维持变质的经济发展速度，远不如张居正新政那样大多数平民负担减少、经济发展壮大、政府效率提高、国防实力提升的同时，政府财政还累积大量盈余。虽然习李新政制定并实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具体执行者仍然可以利用收入和支出两方面中的漏洞损公肥私。

除非习李能够真正将国家、国民的利益放在自己以及其它亲近的红色家族利益、共产党利益之上，彻底惩治损国肥私损民肥私人员，同时不论出身背景和政治色彩，起用本来已经非常稀少的真才实学又忧国忧民之士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关键领域，真正将全国全民族智慧能力同向合力，否则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中共政权必然遭遇朱明政权、满清政权、国民党政权的悲剧轮回，这个国家和民族必将再次遭遇当年一样亡国灭种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