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写流离与背叛 哈金：我不欠中国

21岁才开始学英文、29岁离开中国，不到60岁已几乎拿遍美国文坛所有最高奖项的华裔英语作家哈金，无疑是个传奇人物。

讲人生、谈写作，他执著自己熟悉了解的题材，立意写出人性中有普遍性又共通的主题。不但孜孜矻矻、义无反顾地走进孤独艰辛的非母语写作道路，以无限耐心努力在英语写作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还期许为美国文学创造新元素。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两度的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入围普立兹文学奖最后名单，哈金被公认为“美国历史最杰出的华裔作家”。

哈金自称是个在边缘生活、边缘生存与边缘写作的人；他因政治原因在中国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家回不去，也没有故乡。提起成名小说“等待”苦等13年仍无法在中国解禁开拍，多少有些无奈，但他还是在继续“等待”他的创作人生有更大突破。哈金是在波士顿大学创意写作教室旁的办公室接受本报专访。

莫言(左)来访，与哈金(右)在哈佛对谈，掀起一阵文学旋风。(记者唐嘉丽／摄影)

中国作家哈金。(记者唐嘉丽／摄影)

中国作家哈金。(记者唐嘉丽／摄影)

记者问：许多人至今好奇您是怎么走上英语创作这条路？

哈金答：说来话长，有各种原因。我学的是英文和美国文学，一直有回中国的打算。六四之后，知道回不去了，就只能在美国找个职业。但根本无法找正式工作。我所学所准备的，全都是为了回国去教英语。留下来，英语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时在麻州布兰岱斯大学的导师要我把创意写作当成第一优先。两位导师都是诗人。我在做研究生时就出版了一本诗集。那时我还没拿到博士学位，当向导师提出想到波士顿大学再唸个“创意写作”硕士学位时，他竟非常鼓励。

问：您曾说过，作家应追求创作伟大的作品。您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两度福克纳小说奖、普立兹奖入围等荣誉，距离目标还有多远？

答：我是介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边缘创作者。边缘性的东西，走一步算一步。“伟大小说”是个目标、是很难达到的标准。不知道能做多少。获奖是个信誉，是肯定你写作的认真与严肃。创作伟大的书需要时间。伟大的目标，是作家都该有的追求。但是我，还差远了！只是，难在已经上了“贼船”，现在只能往前走，看能走多远。

问：您用英文写中国人的故事，是否能界定您写的好作品为“中国伟大小说”？

答：作品写得好，与用什么语言写作无关。作品是否出类拔萃，可以觉察得到。但获奖和受肯定的好作品与个人才华、创造力和机遇都有关系。而伟大作品，不侷限于某种语言，也是相对的；一本小说，可能在一种语言中颇为普通，但在另一种语言被认为是伟大的作品。

问：有美国评论者批评您作品中的英文不是地道的英文。

答：我写移民故事，是有意写移民有口音、语法不通的英文，一种能反映移民挣扎的英语。用怎样的英语写作，全看说话的角色。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保守者批评英语地道不地道，有点天真。地道英语完全没有意义，一个作品能否被人接受，能否触动读者，才是最重要的。

问：为何要执著“外来者的英语”，为何不追寻美式英语？

答：那不就成了美国普通的一个作家，与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身为外来者，我们的优势就是与人不一样。在写作上，汉语强调“文采”，英语则特别强调“不一样”。

问：身为外来作家或移民作家，有何优劣势？

答：优势是如果做得好，可以丰富这个语言。因为有新东西，所以与人不一样。劣势可能就是引来不地道的批评。要做个好作家，必须冒险。

问：20岁才学英语的人，当初可能不会想到，将来要用英文写作？

答：的确如此。原本根本不喜欢英语。那时在大陆，认为语言就是个工具，没什么出息，普遍有此心态。

问：当时学英语的情况？

答：回想起来，命运似乎不是自己能控制，好像有什么一步步推著往前走。1977年开始大学招生，进大学的什么人都有，有人能读狄更生的原文，而我只知道几个英文字，所以一开始就在慢班，到最后还是慢班。自己对英文一直不太上心，这个情形直到第三、四年才有所改变。当时美国文学突然热门起来。大家一股脑地读福克纳、海明威。那时年轻人觉得美国文学特别有意思，但大伙都没读过原文，连老师也没看过。我喜欢、但其实不清楚什么是美国文学，只想着，如果读研究所的话，就真能读美国文学。因为英语是考研究所的必考科目，因为这样，才开始认真读英文。

问：20岁才学英文，今日有此成就，其中也有机遇？

答：当然有。碰到好老师、遇上机会。一般来说，连作品获奖都有机遇成分。譬如，与当年出版的作品、谁当评委都有关系。如果当年最后入选者都很出色，那获奖的机会就小一些了。

问：有人批评你用英文写作，刻意丑化和贩卖故乡的东西，以满足洋人的窥视欲。

答：别人做得好不并都投机取巧。我为作品付出很多很多劳动。我非常重视作品的可译性。希望每部作品都可以翻译成汉语，让任何中国人读后，都认同那是中国人的经验。身为作家，笔下其实有很多可以使用的空间，尤其写中国人的故事，英语读者不知道你说些什么，也没有参照。但严肃的作家不会乱用这个空间。尤其你想写文学，作品必须经历时间的考验。

问：您在美国用英文写故乡的人事、流离与背叛。您曾经说过祖国背叛自己，但也有人说您背叛中国？

答：忠诚是双向的。天安门时，我觉得被背叛了。曾在解放军当过五年兵。军人保护人民的天职在八九事件时，全都翻转了。看一场悲剧，深觉人生的基本原则被背叛了，感觉很痛苦。

至于写作。如果写得好，成了好的艺术作品，也可看作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的扩展。另一方面，大伙都是普 通人，大家都得生存。我认为，写中国人的故事，过程并不容易。作品中没有偷窃或拿别人的资产。靠自己认真劳动，挣来的成果，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实际上，用哪种语言不重要。是否认真在做，是否能做好，才是关键。

问：在“背叛指南”书中，有个人与国家冲突与矛盾的描述剖析。面对自己与国家和故乡的关系和距离上，您有着怎样的心情？

答：拉开距离的不是我，而是国家。我总想回去，但总没有机会。这种情况，我不能强求任何事。距离是外界造成的。我应该习惯距离，不管多远。人在海外，我比以前更清楚中港台发生的事。

我自认不并欠国家什么。14岁当兵，是要保卫国家。但后来国家对很多公民欠得太多。为什么不让我回去啊？！一个叫做“家”和“故乡”的地方，应该是不能拒绝你的。不让你回去的地方，就不是“家”。所以我说自己“没有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