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前财长警唱衰中国者 小心愿望成真

2006年9月，小亨利·M·保尔森 (Henry M. Paulson Jr.)首次以美国财长的身份踏足中国时对这个国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在高盛(Goldman Sachs)任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期间，他往中国跑了70多趟。后来，保尔森又多次到访中国，一方面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要加深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通过讲述保尔森身居高位时的经历，展现了高层政治的云诡波谲。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当年如何托周永康游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请他批准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为中美两国的战略问题协商搭起桥梁。周当时手握重权，是中国国内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如今却遭到逮捕，即将因贪腐而受审。

保尔森把自己和王岐山一起用餐的情形也写进了书里。王与保尔森初次相见时是主抓金融工作的高官；现在则成了反腐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永康就是被他拉下马的。离开美国财政部后，保尔森创立了致力于解决中美两国环境和城市化问题的非盈利组织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该组织的标志“知行合一”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题写的。接受采访时，保尔森解释了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原因所在：

问：你是一位交易撮合者。对美国而言，置身于以中国为主导、已经有57个国家加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之外，到底是笔什么样的交易？奥巴马政府批评亚投行，并警告其盟友不要加入，但这一建议没什么人理会。美国现在应该接受中国的邀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吗？

答：我理解中国有意在国际性开发银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中国人试图与多边机构合作的时候，我想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与他们携起手来。如果我们与中国人协作，帮助推动这一事项，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采取最好的举措。在财政部的时候，我曾帮忙把中国拉入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让它分担促进该地区发展的责任。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美国是不做基础设施投资的。中国人做。中国的进出口银行( Export-Import Bank)再加上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所提供的资金，比包括多边银行在内的其他任何机构都多。因此，虽然奥巴马政府在美中关系方面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但这步棋走得并不漂亮。

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认为美国应该成为成员国。此外，鉴于这个世界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我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改造现有的多边银行，好让它们在高标准的基建融资中发挥更重要、更有效的作用。

问：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这个囊括了美国以及其他11个亚太区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奥巴马政府的标志性政策，你在书中对该政策表示了支持。假定TPP付诸实施，中国将被排除在外。中国正与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联手成立另一个亚太区自由贸易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中国是亚洲最大的贸易国，没有它，TPP何以堪称一个重要的贸易协定？

答：我坚信，无论何时，都应该鼓励中国加入基于明确规则的组织和机构。显然，如果TPP要长期发挥作用，就应该让中国成为正式成员国。不过，中国加入TPP的步伐，从很多方面来说都取决于中国本身。要让这个重要的协定成功缔结，首先必须加快双边贸易协议谈判——相关谈判所涉的广度目前还达不到TPP的要求。

TPP谈判的重点不是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而是就一系列与劳工、环境等议题有关的高标准达成一致，从而推动贸易发展的决心。构建TPP不是美国的想法，而是包括文莱、新加坡和新西兰在内的某些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成员国的想法，它们看到了跟随APEC内部的先行者走区域贸易自由化道路的有利之处。美国接受了这个想法，是因为看到了缔结这样一项协定的可能性——就目前而言，缔结一个囊括APEC所有成员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是不现实的。让我惊讶的是，近几个月来，TPP似乎在中国提起了某些人的兴趣。

问：你回忆说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是在2006年，他当时以浙江省委书记的身份到访与浙江互为姐妹省州的新泽西。他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你和他见过好几次面。你说很欣赏他身上的一些特质，尤其欣赏他对自由市场价值的认可。但你也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极度担忧，你说中国政府在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耽搁得越久，经济就越有可能遭到严重破坏。

答：习近平是一位强势的、有抱负的领导人，他正在应对巨大的挑战，并把自己的声誉押在了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上——从外向型和政府投资驱动型转为消费驱动型。让一个经济总量为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改头换面，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他正着手处理已经引发合理关切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相信中国有办法避免危机，但其领导人在重大改革事项上耽搁得越久，经济遭到重创的风险就越大。

必须记住，习近平并不是在以美国为模板重塑中国。中国政府一面进一步放开经济，一面加紧控制互联网和政治言论，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自相矛盾、令人不安。但对习近平而言，这种行事方式并无不合逻辑之处。他已经明确表示，他相信共产党是唯一一个既能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又能推进中国经济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的组织。

习近平正着手解决中国公众极为关注的许多问题。他力推反腐工作。他试图遏制严重的污染。他还在处理严峻的产权不平等问题，并改革让乡村移民无法在城市里享有社会服务的户籍制度。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对自由的限制会自行瓦解。因为在信息时代，你无法在不允许充分获取信息——不论是经济信息、社会信息还是政治信息——的情况下，保持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如果我开了一家公司，那我就得获取最新的信息，以确保我们真的具有竞争力，并做出最明智的决策。

问：眼下，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可能是跟习近平关系最密切的官员。按照你的描述，王岐山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你还注意到他十分节俭，戴着一块极为廉价的手表。王岐山现在是反腐运动的负责人。他的哪些特质让他成了反腐“沙皇“？

答：我与王岐山认识好多年了——初次见面是在金融改革早期；后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他是与我对话的人。王岐山被誉为“救火队长”。我近距离目睹过他的“救火”之举：他曾为一家国企（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大规模IPO督战，曾让粤海企业集团极为复杂的债务重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曾在1990年代清理整顿广东的金融业。他在2003年的SARS危机期间接管北京，表现出惊人的决断力和巨大的勇气。王岐山与腐败做斗争已经有很多年了。

问：美国科技公司正极力说服中国取消一些新规则。在美国科技公司和奥巴马政府看来，新规则旨在把这些公司挤出价值4500亿美元的市场，用“龙头企业”取而代之。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答：对任何国家而言，在国家安全和对外开放之间都有一个平衡点，其间的分寸很难拿捏。中国也在衡量其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但中国人必须谨记一个事实：不让中国的科技产业与世隔绝，也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因为闭关自守与打造真正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这一目标背道而驰。我希望中国人能看到这一点；对安全问题的关切，不该遮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迫切性。

问：习近平今年9月将在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会谈，你觉得他期待在这次会谈中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答：习近平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已经明确表示希望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近期美中签订的气候变化协议已经表明，中国对处理碳排放的事情非常重视，而且这也预示，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我相信，习主席的目标之一是在双边投资协定上取得进展，这将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同时也将迫使中国推动经济改革。正如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帮助朱镕基总理推动了经济改革一样，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助于习近平战胜那些反对其改革议程的既得利益者。

我会说，那些唱衰中国的人，他们应该小心自己的愿望成真。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贡献者，这惠及了我们所有人。中国经济出问题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并且可能导致政治动荡，令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

问：你说自己乐于看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但不会允许它遭到修改或删节。在写书的时候，你是否想到它可能会遭到中国政府的审查呢？

答：这本书的内容集中在改革者、变革推动者、颠覆者上，而且总的来说，我对这些有勇气去解决中国的问题的领导人，都是十分钦佩的，那些都是大问题，解决起来也没有先例。这本书准确、坦诚表明了我的意见。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金融和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上，所以我写的内容也是如此。我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当然是在不被修改删节的情况下出版——我看不出有任何不会出版的理由。

问：你谈到了当你在北京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时候，美国海军如何计划把军舰开过台湾海峡。你非常担心此举会危害到谈判，所以在半夜叫醒国防部长盖茨(Robert Gates)，要他下令制止。你怀念拥有那种权力的时光吗？

答：我的生活已经翻开了新篇章，我希望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有所建树。这些日子我想到的是我的孙子孙女和他们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一个绿色而繁荣的世界中成长，而通向这个未来的钥匙掌握在美国和中国的手中。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两国可以携手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我觉得地球面临的最大风险莫过于气候变化了。由于我拥有经验和长期培养的关系，我相信自己能在中国发挥最大影响力。所以我通过保尔森基金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基金会把经济和环境之间的联系点作为工作领域，在中国和美国开展活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限制碳排放量，推行更负责任的发展方式，我们仍然可以保证子孙后代能在一个健康、繁荣的星球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