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痛下杀手：金融系权贵们深陷危局

提起大陆金融圈，经常被谈及的话题就是高官子女在这个圈子中担任的特殊角色，摩根士丹利曾推行“子女计划”雇佣知名高官子女来获得更多市场份额。而身份更显要的最高层官员的子女，则是选择建立或是领导本土基金来同金融大鳄们展开合作，通常透明度不高的私募股权基金变成为“太子党”们的天然避风港。路透曾有报道，在中国私募股权基金领域，有15家公司要么由“太子党”创办，要么是聘用“太子党”担任高职。

戴相龙女婿车峰有鼎和创业投资，温家宝儿子温云松创立新天域资本，江泽民长孙江志成持有博裕投资、汪洋女婿张辛亮创办辛夷资本……这些都广为人知。这些权贵家族后代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通过私募基金、股权投资、证券等金融工具迅速积累财富。这些交易也许本身并不违法，甚至也不一定能成为腐败证据，但是他们助长了一种令外界担忧的看法，中国最高层官员的家族拥有特权，能够获得尚未举行首次公开募股的资产。

戴相龙“家事”会否开启金融反腐大幕值得关注

草灰蛇线的权利关系

从概念上讲，私募股权投资是用来指对任何一种不能在股票市场自由交易的股权资产的投资。换言之，私募是投资于上市前的公司，公开的信息相对而言较少，投资收益不确定性更难以预料，所以“提前掌握消息”对私募基金而言很是有利。一位资深的投资界人士曾言，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十分简单：“只要认识对的人就行，这就是为何投资一只太子党基金。”

“私募对太子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通过各种关系，你可以在IPO（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如此表述，“这是轻而易举的来钱之道，每个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每个人都乐意这样做，以期从高层领导那里交换潜在的优惠条件。”

以最近卷入被查传闻的戴相龙女婿车峰为例，《纽约时报》曾报道，2002年12月26日，车峰实际控制的鼎和创业投资花费5,500万美元购买了平安的股份。到了2007年，这笔投资最后一次得到公开披露的时候，这些股票已经价值31亿美元。金融工具对财富的放大作用可见一斑。

当然，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主攻金融领域之所以广遭诟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权利之间草灰蛇线的关系，或是疑似利用家庭关系获从中获利。还因为太子党在私募股权投资过程中，在推动国有资产上市或是重组国有资产的进程中，存在获取巨大利益的嫌疑。

据称，中共前领导人李鹏侄女李小琳担任董事长的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中电国际）首次IPO过程中，李瑞环之子李振智担任了重要角色。李振智所服务的美林银行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电国际的账户管理人。港媒《经济日报》报道称，作为一个投资界的新手，李振智同中电国际的一位李姓高管有着密切关系，两人的父辈们在官场上交情深厚。

这仅仅是权贵子孙们在私募基金领域操作的案例之一，据称由曾庆红之子曾伟操控的大陆资本“明天系”参与的鲁能集团收购案被指控贱卖国有资产，吴邦国女婿冯绍东在中国工商银行上市过程中表现抢眼……权贵子孙们在私募基金领域频频出手。这些交易增加了外界的猜疑，中国最高层官员的家族拥有特权，能够获得尚未举行首次公开募股的资产。

权贵二代们的危局

显而易见，权贵家族的子孙们会利用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法来分享经济利益，但是也面临着相应的操作风险。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者是过于高调，即使是还未出现具体的对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控诉，也有可能会损害他们有权势的父辈们的政治财富。

不过，虽同为“坑爹”，但是操作手法上不尽相同。周永康之子周滨，凭借着周老虎在石油系统搭建的关系网、在四川官场的影响力，以及在政法系统的布局、利用“白手套”们，为周氏家族搭建了政商帝国。“军老虎” 徐才厚利用职务之便卖官、大肆收受财物，依靠组织人事的权力，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腐败系统。徐才厚女儿徐思宁，也是女承父业在军队中高调跋扈。

但是，金融界特权子孙们的敛财方式同传统型特权敛财手段并不相同，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圈地卖楼的房地产开发，并没有直接参与国有资源的掠夺占有，没有投身于父辈所属的领域。他们不参与实体经济，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这些利益的分配过程。

这导致他们同权利的联系更趋于游离和模糊，再加之他们的父辈有些并非是金融领域的官员，难以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获取暴利是来自关系网或是内幕消息，或是他们的父辈动用权利对他们的事业有过直接干预或是介入。

如此看来，这些金融新贵敛财的手段更趋隐蔽，他们同权利或远或近的关系证明了那句“我们不拥有权利，我们只是权利的搬运工”。不过，权利的草蛇灰线，无法遮掩，中共第五代真正想要在金融领域反腐必将触动大批太子太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