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北京胡同 非富即贵的"高干社区"

北京有句老话：东城贵，西城富，穷宣武，破崇文。南锣鼓巷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自古都是达官贵人府邸、宅院的聚集地，其中不乏王爷、将军、总理、大臣，以及一些社会名流，堪称名副其实的“高干社区”。

1990年，南锣鼓巷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区后，北京市东城区投入大量资金，对其进行多次整修和环境综合整治，希望它依托胡同、四合院的历史人 文特色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必去参观的一景。如今，南锣鼓巷确实已经变得人声鼎沸，但历史中的胡同、四合院却已不复存在了。

之所以南锣鼓巷如此名声大噪，正是因为在这不到一公里长的胡同中，浓缩着北京这座古都七百多年的历史。

南锣鼓巷的石狮子

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

南锣鼓巷全长786米，南北走向，北抵鼓楼东大街，南至平安大街，始建于元朝。元大都位于现今长安街以北，复兴门、西直门以东，北土城路以南，东直门、建国门以西，合围筑城，至今约740年。元大都内建起皇宫、皇城的同时，延续了唐朝时的里坊制，将全城以棋格状分割成50个坊。现在的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东大街，南边是地安门东大街，西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由这四条街围合的这块长方形地块，正是元大都的两个坊。以现在的南锣鼓巷为界,东面是“昭回坊”，西边是“靖恭坊”，南锣鼓巷是两坊间的分界巷。在元大都“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的城市格局中, 南锣鼓巷是“后市”的组成部分。元大都里坊构造在近八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早已面目全非，但是南锣鼓巷地区却还极为完整地保存着元大都里坊的历史遗存。

明代时，北京内城被分为28坊，“昭回”“靖恭”二坊合并，称“昭回靖恭坊”，南锣鼓巷是该坊的南北中心线。清廷接管北京古城，采用的是以八旗“拱卫宸极”，汉民被驱迁至前门外南城，由八旗分区替代以拱卫皇城。皇城外东北域城区由镶黄旗拱卫，包括其中的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东西各有八条胡同整齐排列着，呈“鱼骨状”, 又如同一条“蜈蚣”。因此, 南锣鼓巷也称“蜈蚣巷”。从南向北，西面的八条胡同是福祥胡同、蓑衣胡同、雨儿胡同、帽儿胡同、景阳胡同、沙井胡同、黑芝麻胡同、前鼓楼苑胡同；东边的八条胡同是炒豆胡同、板厂胡同、东棉花胡同、北兵马司胡同、秦老胡同、前圆恩寺胡同、后圆恩寺胡同、菊儿胡同。这些胡同名称是明朝以后逐渐演变来的。比如菊儿胡同，明代叫局儿胡同，后来改称橘儿胡同，清代宣统时才称菊儿胡同，延续至今。

南锣鼓巷之名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其一，此地多为锣鼓商，又地处北锣鼓巷之南，因而得名。而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就将此处称为锣锅巷。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也有两种说法：一认为有驼背者住此，巷以人名；一认为此巷路面中间高，两端低，形如锣锅。后《清乾隆十年京城全图》，将“锣锅”改为“锣鼓”。民国后一直沿称锣鼓巷。“文革”中一度改称“辉煌街”，后恢复原名。

南锣鼓巷的达官贵人

紧依皇城根的南锣鼓巷自然成为历代官宦贵胄的居住地。南锣鼓巷中，现今保存下来的历史最长的故居当属明末叛将洪承畴的宅院。1641年春，为挽救辽东危局，明廷派遣时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率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即所谓八总兵兵马，领精锐十三万，集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市）与清兵会战。1642年洪被俘降清，助清兵入京后，顺治帝对洪承畴十分器重，以洪承畴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 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洪承畴建议清采纳许多明朝的典章制度，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帝采纳，加以推行，并多次率兵镇压抗清义军。1658年，洪承畴与吴三桂、卓布泰攻陷昆明，平定云南。次年，洪承畴因年老体衰、目疾加剧，请求回京。回京后，他所居住的正是现今南锣鼓巷59号的宅院。

洪府按一品大员豪宅规模建于清初，原宅大门在靠近前海的方砖厂胡同，后门在南锣鼓巷，占据黑芝麻胡同与沙井胡同之间的大片地界。岁月变迁，现已变成10多个独立四合院和平房大杂院。这“洪家大门”不合时宜地夹在南锣鼓巷临街的商铺之中，院内为洪氏家祠，仅存北房三间，闭门谢绝参观。

横跨炒豆胡同71号至77号、板厂胡同30号至34号的僧格林沁王府则是南锣鼓巷唯一一座王府级别的大宅。晚清时期，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湘军和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清朝军队的主干，僧格林沁大概算是满清最后一个彪悍征战的旗人将领。1825年，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先后参与对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等战争，军功卓著，加封亲王、食双俸。

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由原本的郡王府扩建改建成了亲王府。

1865年5月，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剿捻的激战中死于乱兵之中，终年55岁。其灵柩运回北京后，同治皇帝陪同慈安、慈禧两位皇太后曾到府中祭奠。此后，家道中落，其曾孙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了“僧王府”。

该府中的51间房屋以10500块大洋被朱家买进，东所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1954年社会主义改造，政府以人口限制住房面积，朱家将大部分房屋被动出让给煤炭部，自家只留了16间半房屋的一个院落，即板厂胡同34号。此朱家仍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后人，著名史学家朱家溍便生于此地。

除此之外，皇太极四子辅国公叶布舒、大清最后一个皇后婉容、清末大学士文煜、“后党”的中坚人物荣禄、内务府大臣奎俊、清末将军凤山、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伪军司令张兰峰、代理国务总理靳云鹏等清代及民国高官都在此居住过。这些老宅的保存并不完整，有些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早已面目全非。现在这些宅院多为民居大杂院以及一些政府办公机构，并不对外开放。

一条畸形的北京胡同

对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来说，北京的大多数胡同在经过了“文革”的损毁，唐山大地震的洗礼后，都不再有太大的差异。只能通过一些残留下来的拱门砖雕、照壁、影壁、门墩等，还能够依稀感受到这里原有的辉煌。

“文革”期间，南锣鼓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毁坏，胡同里的门墩、牌楼、砖雕、女儿墙、石碑等均遭受到破坏，所受损失难有精确数据。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到影响，大量房屋倒塌，道路受损。南锣鼓巷中的很多居民也因自己房屋倒塌，而住进搭建的简易棚。房屋修好后，居民们搬回原来的住宅，但是临时简易棚没有拆掉，致使很多四合院的格局遭到破坏。

虽然南锣鼓巷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入选了北京旧城25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而且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菊儿胡同主持设计的四合院还得了个“世界人居奖”，但没能打破这些大杂院中老北京人宁静的生活。穿行其中，夏天一棵棵繁茂的古树将整条胡同都笼罩在树阴下，树下一些乘凉的老人下着象棋，邻里间客气且亲切的问候，时不时还有一阵阵鸽哨声飘荡其间；冬天，一根根铁皮烟囱从窗户或房檐伸出来，长的不过一米，短的只有十几厘米，冒出浓浓的白烟，透过结满冰霜的窗户，都能感到屋中的温暖；不时一辆自行车骑过，清脆的车铃声驱赶着追逐嬉戏的半大孩子。

2000年后，南锣鼓巷的南端，围绕中央戏剧学院附近，率先出现了一些在院落中经营的小酒吧、咖啡馆，坐在安静整洁的小院中，聊聊天、喝杯咖啡，确实是件很惬意的事。

让人没想到的是，来自世界各地富有商业头脑的人们便盯上了南锣鼓巷这片“棋盘式”格局的四合院建筑群落，很多民居一夜间成了商铺。2006年开始，东城区政府更是斥资三亿，对南锣鼓巷进行修缮，还铺设了一条仿古石砖路。使这条百年来幽静的老巷，彻底变成了人声鼎沸的商业街。

无论是从鼓楼东大街的北口，还是从平安大街的南口，一进入南锣鼓巷，便是人挤人黑压压一片，两旁商铺林立，但几乎和游客们慕名而来想要见到的老北京文化全无关系。吃着泡芙、奶茶、章鱼丸的外地游客们，满眼充斥的都是早已被符号化的廉价旅游纪念品。几乎所有名宅大院，也被稀奇古怪、不中不洋的店铺招牌所包裹。

据说，南锣鼓巷的租金几年来几乎是一年翻一倍。以至于原本这里的老住户都成了房东，一间间临街的老房子，现在都成了摇钱树。

胡同中的人不在了，宅院也不见了，京腔京韵更是听不到了，剩下的只是一个为发展旅游而复制出的商业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