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再折一将 毛泽东两大功劳渐显

北京时间7月1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万里去世。万里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位重要人物，是邓的“四大金刚”之一，后来曾位列“八大元老”。在2015年，包括万里在内，已有3位邓小平及后续江泽民时期的人物相继去世，另外两人分别是“左王”邓力群和万里在全国人大退休后的继任者乔石。

自此之后，那些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年代里的风云人物，如今已经所剩无几。邓小平留下的印迹，似乎逐渐被历史变迁的洪流所抹平、褪色。然而在深一层面，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发展道路和行事方法，仍然是当下和未来的必须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对邓小平成就的认可和继承，逐渐演变出认可毛泽东的迹象。这在今天中国政治发展和意识形态环境中表现得越发明显。

恩泽后辈 30年后的回响

中共十八大议决出的新一届执政团队，大多受到邓小平的直接影响，是他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仅从一点来说，现在政治局七位常委均出生于1945年至1955年间。文革与改革开放的交叉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正是他们进入社会的人生转折点。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扭转了国家走向，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命运。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四位政治局常委都有知青经历；而在政治局范围内，知青同样占有相当的比例。此前有统计显示，在新一届政治局当中，三分之一的委员是“老三届”、五十岁左右的政治精英；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中，超过一半是新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老三届”。这些知青们命运的集体性改变，正是发生在邓小平主政或负责相关工作时期。如李克强，是 1977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中的一员。

邓小平影响了一个时代，现任政治局常委们也是其受惠者

他们命运的转折，在改革开放年代成长，以至最终进入政坛高层，既受惠于邓小平本人，也受惠于邓小平所主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甚至可以说，是邓小平塑造了后来的这一批批主政者。知青对邓小平普遍怀有深层的尊敬和感怀，也是自然之事。习近平等新领导人执政后，宣传媒体隆重而深情地报道他们的知青经历，或许既有拉近与普通民众距离之意，也有表明立场和路线的考量。毕竟在当时，中国内外还存在着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路线、观点的争论。

再后来，习近平南巡2.0的动作，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即以“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为主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和设计，从理论到实践，中共新执政者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时代的选择。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首次提出“三个自信”时说，“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有分析认为，自信不应建立在未来，而是建立在过去和当下。更准确地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来源于邓小平所主导开创的改革开放实践和成果。而这些道路、理论和制度，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邓小平定夺。比如在道路和理论方面，分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邓小平理论”之说，由此也能说明邓小平对中共“自信”生成的意义。这三个自信，正是当下中共内部整合和开创新局的力量之源。

邓小平“挽救”毛泽东

在说邓小平对中共的意义时，毛泽东是一位无法避开的人物。事实上，在2013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聚焦改革开放的次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论点，也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此论看似为继续改革开放套上一个“紧箍咒”，其实也表明了执政者的立场态度，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毛邓二人的区别定位。

客观地说，毛泽东有“建党”“建国”之功，由此奠定了中国未来的大体走向，这是他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当然，这是针对后期走向看好而言。如果其建党建国之后的历史，被实践所否定，则其“功劳”越大，过错也就越大。就此来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功，实则是对毛泽东的修正，也是对毛的肯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越是成功，越能证明毛泽东的历史价值。

这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建立在毛泽东的底子、架构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基础之上。二者虽有相互否定之外，其实更有深层次的继承、补充和发展。正如邓小平进一步框定“毛泽东思想”，通过党内讨论和历史决议的方式辩明决定了同时作为中共领袖和历史人物的毛泽东，抑制了文革后对毛泽东近乎“全面否定”的冲动。因此，邓小平不仅重新奠定了中共执政根基和发展方向，挽救了中共，也“挽救”了毛泽东。

毛泽东两大“功劳”

那么，毛泽东于中共、于中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打造了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中共。这一组织群体是之后中国历史变迁的根基、轴心和基本特征，在可预见的将来亦不会发生变化，尽管在文革时期为毛泽东本人所重创。显然，该组织最初的成立受到西方尤其是苏联的直接影响，但是相对于中国数千年的政治道路演进来说，的确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实现了从个人和小群体对大多数人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向自下而上委托一个组织团队进行自我治理的政治进步。随着中国政治模式的优点逐渐被外界发现，这种制度设计和特殊的组织群体也将得到更多认可和学习。

结构体系、精神状态、组织效能如何，是否根植于所在国家社会同时又保持相对独立性，是否能够自我约束保持纯洁，是否能够顺应时势而不断发展进步，是否能够保持延续性，是否坚实稳固以应对内外挑战等等，是该组织能否承担起相应于国民和历史的责任的决定性因素。从结果来看，毛泽东以他的方式把这一组织群体推到执政党的位置，客观上说明其在这些方面基本达标。

毛泽东简而化之，总结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实，这也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对中共执政也有借鉴意义。它主要针对三个方面：这一组织群体与外部的关系，如何保障自身持续执政，如何进我身治理。但是在执政之后，这一组织群体必须更为系统、复杂。对此，毛泽东的探索连续出现重大失误。

毛泽东的另一项成就则是在道路选择问题上的独立自主化，也即“中国化”。当然，中共及其建立的新政权，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中共和苏联的既有模式架构，尤其是在中共革命斗争早期和建国初期。然而在此之后，均又经过了一个选择发展的“中国化”过程。自近代以来，中国就在“中学”和“西学”之间，在苏联和美国等制度价值体系之间摇摆不定，毛泽东算是给出了一个结果。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谓一脉相承。

不过，毛泽东的过错失误像他的伟大正确一样深刻显著，甚至几乎葬送了自己一生的成就。邓小平扶大厦之将倾，总结毛泽东的经验教训，收拾行装继续前进。晚年的毛泽东在中国道路、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中共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严重错误是当时共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则是对毛进行务实地全面修正，并将国家引入新的发展轨道。当然，邓小平时代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而这些又需要当下的执政者做出新的改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