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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打“七寸”中共直指周令徐薄“密码”

除寥寥数人逍遥于外,曾经喧赫一时的令计划家族几已完全倾覆。如令计划一般,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等政坛高层,以及其他落马的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官员,几乎都是以其所在家庭或家族为纽带,结成了横跨权力与利益的腐败网络。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是中国“四书”之一的《大学》里面的观点。与之类似的另一表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许更为人熟知。短短数语,道明了中国由古至今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家,作为一个联结个人与集体的基本组织单元,是当下中国治理的一个关键节点。

周令徐薄的共同点:“家”的腐败

纵观中共十八后落马的众位腐败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官场之人为核心,家族群体齐上阵,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令计划,当其得势时,哥哥令政策、弟弟令完成、妻子谷丽萍、儿子令谷、姐夫王健康、嫂子孙淑敏、侄子令狐剑一众人等趁势而起,收获暴利。再如周永康,儿子周滨、弟弟周元兴与周元青、侄子周锋、侄女周玲英、亲家黄渝生与詹敏利,另外如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和儿子薄瓜瓜,亦或多或少因着身在官场的“核心”人物分了一杯羹。但是待到令计划失势之后,却落得了覆巢之下几无完卵的结局,周薄徐三人家庭亦完全转入下行。

周薄徐令背后,莫不依附着一个吸食权力资源的家庭或家族

客观地说,虽然家族腐败都是因缘于官场“核心”的权力,双方存在近乎必然的关联,但仍然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绝对化。根据一些媒体报道消息,国务院前总理李鹏之子李小勇、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之子郭正钢、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温家宝之子温云松等等,都在他们的父亲位居高层时呈“非正常”的升腾之势。

对于这种情况,不排除他们的父亲确实给予过一定帮助的可能,但也不能推定这种帮助确实存在。因为即使没有这种直接的帮助,他们与中国核心权力之近,已经能够产生强大的“权力场”,从而造成政治、经济、人脉等资源的集中和发散。在人治仍然占较大比重,特权横行的官场生态下,围绕在这些领导人周边的同事、下属、秘书,与领导人的亲属,与体制外的利益群体,能够很容易达成某种默契,从而打通权力与利益的脉络,实现“共赢”。

这是一种正常的人类社会现象。每个人在社会之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如果按照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地来看,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个以之为“核心”、层层嵌套的人际交往圈子。一般对于官场人物而言,大体存在三个圈子,由内而外分别是:家庭(家族)、朋友同事、中共执政集体。当然,这些圈子并无明确的形状和范围,亦可能存在交叉错位的情况。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在的家庭是与之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单位群体。这不仅建立在物质利益之上,而且建立在感情之上,从而很自然地构成一种进退、得失、荣辱与共的关系。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日本、韩国长期广泛存在的政治家族,其中的很多家族亦与商界存在合法或非法的关系。不过,这种现象在经过两千余年儒家文化培养熏陶的中国,表现得更为深刻明显。虽然约半数腐败官员有“通奸”行为,把妻子儿女送往国外的“裸官”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所在家庭家族关系,仍然在坚定地维持着。

中共开“药方” 剑指腐败基本单元

薄熙来在庭审中57次说“不知道”、“不清楚”或“记不清”,把罪责推给谷开来、王立军等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遵从疑罪从无的原则,那么薄熙来这位“核心人物”的罪名就很难成立。事实上,不让官员直接接触违法违纪行为,让家属代行,事发后把过错都推到家属身上,使“核心人物”度过此劫后再行施救之法,正是过去多年来中国官场腐败的高明样式。而在薄熙来案中,这也正是检方极力证明,而又最受薄熙来支持者质疑之处。

那么,对于这种钻营司法漏洞的复杂腐败形式,又该如何应对?如果腐败分子以自由、权利、一般法律为武器,质疑为何不准家属经商,该如何应对?显然,按照大多数国家的司法解释,官员与其亲属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人,他们的亲属完全有从事任何工作的自由权利,包括经商自由。但是如果丈夫在国土、住建系统工作而妻子经营房地产,丈夫在金融系统工作而儿子去做私募,丈夫在海关工作而妻子去做外贸,如何保证二人之间不会产生寻租行为?

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股庞大的依附在体制之上的利益群体,成为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不能切断这种利益关联,腐败绝难根除。其实,深受其害的中共已经开出“药方”,那就是在“国法”之上再打造(或者说是强化)一个“党纪”的紧箍咒,塑造更严密有效的约束机制。

在2015年1月15日,习近平对200多位从全国挑选的优秀县委书记座谈时提醒说,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要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其实在很早以前,中共已经着手进行相关操作。比如,中纪委在2013年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管理制度。2015年初上海试点规范官员亲属经商。

中纪委官网在2015年7月推广宣传陕西省汉阴“沈氏家训”,“红二代”不久前密集出现大谈“家风”,也与此存在关联。另外在幕后,有消息称,中共十八大前后,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在美子女掀起一股回国潮,这可能是源于中共高层的部署。这诸多方面动作集中呈现,正说明“家”在中共反腐党建中的关键地位,亦可将其视为当下中国治理的一个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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