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放肆爽约习近平 中国妇人之仁遗祸

中国外交部8月25日公布了出席9月3日纪念活动的49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及高级官员名单。但是没有此前曾经当面答应习近平的安倍。日本政府8月24日不单宣布安倍将不出席中国9?3抗战胜利阅兵活动，还称他放弃9月上旬访华的计划。据悉，日本集体拒绝参加中国的阅兵式，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驻外武官等日本政府相关人员等也不参加中国9?3抗战胜利阅兵活动。

习近平早在万隆会议期就对安倍发出了邀请，安倍当时积极响应。但为什么安倍最后却借口国内事务拒绝参加，就连日本驻华使馆的人员也一律抵制？

同样是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尽管因乌克兰问题，西方与俄关系已将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但在拒绝出席莫斯科红场阅兵之外，美欧各国仍派遣了高级官员等赴俄，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更是于次日抵俄。无论如何，身为战败国的德国以及西方诸战胜国，仍旧认可俄罗斯在这样一次战事当中所作出的贡献。与之相比，为何同样身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的领导人却果断拒绝赴华？

更令人不解的是事实上此安倍所谓国会事务是致力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不出席中国的9月3日纪念活动却理所当然没有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前不久安倍发表否认历史的安倍谈话却得到美菲等国的欢迎。为什么日本在战后秩序问题上已经走了很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为什么安倍一而再再而三的逃避反省历史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一致的敲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的现状？

难道仅仅是因为美国单独进行了对日媾和，未对日本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彻底清算，以及日本自身顽固不化、右翼势力抬头？除了日本应该重新反思历史，中国作为二战东方战场的当事方，或许亦应当反思自己在战后的一些做法，恰恰是其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这样一种复杂而又尴尬的现实。

对日不完全清算藏隐患

德国与日本在战后历史观问题上的表现经常会被人拿来对比，然而，必须正视的现实却是，德国的痛改前非从来都不是自发行为，真正让德国与日本分道扬镳，在战后彻底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的是足够强大的外力强制干预。

在政治上，1945年2月，二战结束前夕，“三巨头”——斯大林（Joseph Stalin）、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齐聚克里米亚的雅尔塔，这样一次会议决定了之后德国的命运。会上盟军决心占领全部德国领土，彻底摧毁德国的政权和军队，以及执政的纳粹党。战后这样一种对德国的军事占领维持了长达45年，直到两德统一后方才宣布撤出。期间，西德一切大小事务，真正说了算的只有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而非联邦德国政府。西德乃至统一后的德国如今在“政治正确”以及与西方世界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方面如此自觉，也正是因为战后几代德国人都在这样强制性的“政治正确”中成长起来。

在经济领域，各国则主张对德施以更加严厉的枷锁。包括法国、苏联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均主张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要求德国严格执行战后赔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甚至扬言，如果不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彻底的打压，那么德国将重走老路，不久后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甚至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德意志人的本质特点，因为大部分德意志人都参与了纳粹暴政，因此，应该无情地惩罚所有的德意志人”。无论拆除工厂也好，改变德国产业结构也罢，最重要的都是将德国从一个工业国变成农业国。

之于对战犯的审判，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也因此应运而生，共计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纳粹的罪行也随之公之于众。可以说，在强大盟国的轮番轰炸中，德国想要完全回避甚至篡改黑暗的历史几乎不可能。他的敌人们作为胜利者站在审判者的角度，让这个昔日的刽子手无处遁形。

反观亚洲战后的处理方式，70年后依旧深刻的裂痕恰恰是不恰当的战后秩序安排的必然结果，尽管美国必须对这一切负上无可推脱的主要责任，但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表现出的犹豫与退缩的倾向，同样也是造成今日困境的来由。

以《旧金山和约》为标志，美国的绝对主导把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角色削减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对日本的占领只维持了七年，1952年以后驻扎在日本的美军的枪口，对准的恰是二战中日本的受害国和战胜国们。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战后的中国却也并非全无责任。中国虽对美国的片面对日媾和进行了抗争，但却因为种种现实因素考虑而没有将自身的立场贯彻到底。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中国错失了驻军占领日本的机会，1951年旧金山和会上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外，国共甚至为了获得战败国日本的肯定从而确立自己“正统”身份而陷入新一轮竞争，这更是将被动和屈辱推到了一个顶点。作为整体，中国既没有在对日本的问题上站稳战胜国立场，也没有能够以战胜国姿态拿出自己的对日裁决方案。

1952年，退居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了“正统”名分抢先与日本签订日台《台北和约》，放弃战争赔偿并接受旧金山和约下的亚洲秩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与日本左派进行接触，早早表明了不要求日本道歉的基本态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而社会主义中国与苏联关系彻底恶化，同时为日本改善与大陆和台湾双方的关系打开了突破口。如果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围绕《旧金山和约》发生的种种，是限于国力凋敝无法免于屈辱被动境地，那么，双方此后以经济关系、政治利益覆盖历史问题的“鸵鸟式”的做法，则至少在当时是获得了各方的默认和支持的。

从蒋介石“以德报怨”到毛泽东“感谢日本”，中国在对日态度上始终表现出惊人的克制与退让。然而，德国与日本在战败后的不同经历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必然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时至今日，德国成了欧洲抵御极端右翼势力的最后一个坚固堡垒，日本却因其右翼倾向的死灰复燃而将整个东亚外交关系拖入了冰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日本战时所作所为的宽容态度，无论是出于纯粹现实主义的自身眼前利益考虑，还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使然，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助长日本战后危险倾向膨胀的其中一个影响因素。

中国步步退让

如果说国共对抗时期，双方均无暇顾及对日清算，即便是在蒋介石政府溃退台湾之后，北京方面亦出于各种内外因素对日步步退让，则遗留下更多祸端。

不同于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上世纪50年代便已就历史问题向缅甸和澳大利亚道歉，60年代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应邀访韩，亦首次向韩国表示公开道歉。直至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才终于发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之言。站在中日关系即将正常化的关口，日本选择此时就二战侵略向中国道歉，无非是权宜之计，更多的是迫于中美关系即将建交的压力。但即便如此，中国却并未予以过多关注，甚至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日本“钻空子”。这样一点在之后的中日交往当中愈发频现，其中尤以中国在关于日本教科书、靖国神社、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判断失误、节节退让最为显著。

其一，有关于钓鱼岛问题。详观197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日建交联合声明》，这样一份声明当中没有任何一语涉及中日领土纷争，更勿谈要求日本归还钓鱼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第三条当中提到“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尽管中国曾签署这一公告，似乎决定了中国有权利参与决定日本国土的范围，但“吾人所决定其它小岛之内”其实也给日本除了拥有自己本国领土外，还有权拥有其他岛屿之主权划出了缺口，而这恰为日本日后主张对钓鱼岛拥有“行政管辖权”埋下祸端。而在外交谈判桌上，中国方面提出把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搁置起来，留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解决的做法，也不啻为默认对方的主张。

此后， 1978年中共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出席中方外相黄华与日方外相园田直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仪式，亦延续了这样一种做法。其不仅未提到领土问题，更没有言及钓鱼岛的主权，仅谈“主权明确，搁置争议，钓鱼岛问题可留待子孙后代解决”。既然 “主权明确”又何来“搁置争议”，以及“留待子孙后代解决”，如此文字游戏虽能一时避开中日矛盾点，但却是贻害无穷。

其二，之于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首相以及政客频频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屡屡刺痛中国，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亦有“过失”。

1985年10月20日至11月12日，时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周而复曾率领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其间，周而复去了靖国神社。尽管他在归国之后不久便被中纪委约谈，被指这是政治问题，要受纪律处分，1986年1月中纪委更是做出《关于开除周而复党籍决定》草案。但观中国官方指出他访日期间有4个问题：一、去靖国神社参观问题；二、对新制作座态度傲慢，中途退席问题；三、在东京停留三天游山逛水问题；四、打手印买春药并要女翻译陪看黄色录相给予翻译问题。身兼公职、从事对外交往的周而复去参拜经过神社并未作为其遭受处分的首要因素，北京方面的关注点更集中于其滥用公权。

而从中共中央虽开除了周而复党籍，但又做了“特殊处理”：副部长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不变，除撤销对外友协副会长外，其他职务保留，继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发表、出版作品等不受影响。且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周而复不断上诉，甚至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2001年6月中纪委经过复查、核实，最终恢复了他的党籍来看。尽管中国方面频频指责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日本没有反省历史，不过即便是中共官员自己去参观靖国神社都能最终以“宽大处理”，又何谈能对日施压能够起到真正效果。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78年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被移入靖国神社后，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对靖国神社事件的反应仅限于外交部口头抗议为止。虽然2001年8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却并没有影响10月份小泉到北京进行访问，期间小泉参观了位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

其三，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中国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便开始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利用教科书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将教科书中“反省战争”的内容删掉，篡改教科书的问题也由此产生。尔后，1953年日本政府确定了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权，1955年民主党发行题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的宣传品，第一次对原有教科书进行了批判，其实均没有引起中国的过多关注。直至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围绕教科书问题出现了更多新的变化。1963年日本制定了《教科书无偿措施法》，并且将教科书选择权从学校收归地方政府的教育委员会。1982年经由日本媒体曝光文部省审定的一批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被改为“进出”，这才引起了中、韩等国的高度关注，并在当时发展成严重的外交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出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联合美日共同抗衡苏联“霸权”需要，中国在包括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对日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虽然伴随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这样一种需求已经不复存在，不过鉴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后，对日本经贸关系的依赖与需求递增，这样一种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改观。必须承认，从经济角度来看战后半个世纪当中日本无论对台湾经济的腾飞还是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功，都可谓居功甚伟，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来成果丰硕，其意义也不容置疑。但是，当时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淡漠和退让不可避免地为今天东亚各国在日本历史问题上的僵局埋下了地雷。

事实上，正如多年来中国将“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习惯一样，经济政治联系和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获得区分对待，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可能会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是，历史问题作为已经确定无疑的事实，理应拿出确定不变的态度来处理。中国原谅日本战争罪行与否并不是关键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对日本历史态度的立场，决不能取决于中日关系一时的冷热，中国究竟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的日本，又对日本在战争反省和道歉方面究竟有怎样的要求，这些细节需要的不仅是学理、法理上的具体澄清，也需要上升到执政者政治底线的高度加以确认。否则，中国在抗战历史上的正当诉求，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于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