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翦伯赞自杀留神秘遗言诅咒毛泽东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对翦伯赞之死和遗书分析道：“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本文摘自2009年第3期《炎黄春秋》，作者张绪山，原题为《“文革”文人自杀方式的意蕴》。

在人类历史上，“死”所包含的生物学意义是没有差别的，其本质即生命赖以寄托的生物体（肉体）活动的结束。但个体之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待“死”的态度是受社会价值观支配的，如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慷慨激昂的赴死方式，体现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自杀”作为一种受明确意识支配的特殊的死亡方式，尤其是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表现，既反映个体之人的价值观，也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个时代自杀行为表现出的统一性，颇能展现这个时代特有的心理状态，反映这个特定时代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剖析一个时代的自杀行为，可以使人们看到这种行为背后凝聚的不可化解的深层的矛盾纠葛。“文革”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模式，为人们提供了诊断当时社会病理的一个视角。

实例一：傅雷之死。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在留下的遗书中写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在遗书中，死者虽然满腹冤屈和无辜感，但仍然有意识地突出自己的“原罪”和最高权力控制者的正确性。

实例二：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红色史学家，1968年12月19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这是文革时期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这种以口号明志的方式，比傅雷的遗书更具时代特点和代表性，但三呼“万岁”之举，更鲜明地体现着中国历史传统的连续性。

实例三：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内负盛名的才子。他死前的遗书写道：“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遗书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妻子温情的一面，但也像一位基督教徒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很有教徒那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的情怀，显露出一位教徒对无所不能、至仁至圣的万能上帝的虔诚。

实例四：张志新之死。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枪杀。行刑前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已经无法留下文字痕迹，且喉管已被割断，口中无法发出声音，所以后人无法了解她走向死亡前会有何种举动。但后人留下了对她的描述：她从囚车上走下来，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这是不是后人的主观想象？恐怕不是。如果她不是早已被割断喉管，想必会有那样的反应。“革命”文艺作品塑造的英雄就义前的典型形象也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就像人们在兴奋时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一样，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景。

站在当今的视角，以历史学家的理性回眸这一幕幕公式化的行动，我们明确地感觉到，这些简单化、程式化的图景的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内容。最明显也最直接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的许多文化人为何在自杀和被杀前会有高呼“万岁”的行为？是不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使中国人“呼万岁”的习惯变成了文化基因？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正是他们顶礼膜拜、三呼“万岁”的人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他们真的由衷爱戴这位“文革”的始作俑者，以致除了以“呼万岁”的这样的方式，无以表达自己卑微、虔敬的崇拜之情？抑或这些曾经极为发达的头脑此时已经失去了昔日锐利的批判之锋，除了阿谀、谄媚外没有其他方式表明自己的“忠诚”？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对翦伯赞之死和遗书分析道：“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

章氏作为亲历文革灾难的人，对“文革”知识分子的心态有直感的把握。她所指出的三点象征意义——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暗示性诅咒——这些自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为子女后代着想的成分居多，明志的成分为少；抗议的意涵居多，和解的成分为少；诅咒的成分居多，服膺的成分为少。

对于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读书人的“腹诽”自然不能形诸文字，但不可能没有。我们不妨读一读一位大难不死的过来人的文字。丛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描述他被整得妻离子散之际路过天安门城楼时的怨愤心情：“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而诙谐地用‘阳谋’二字解释这一切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毛泽东。……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这虽是后来在稍微宽松的环境中写下的回忆文字，但无疑是受难者当时的真实心情。难道这种感受是丛维熙一人所独有的吗？

按理说，人要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的。常言道，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然而，在一个睥睨历代帝王、练就了炉火纯青权谋之术、威力无所不在的政治偶像的权威之下，就是死前的义愤之词，也会为子孙后代酿成牢狱之灾，乃至杀身之祸。试看一例。萧乾自杀未成而勉强活下来，妻子转告他说，人们对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未有任何愤激之词表示不解。萧乾的解释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啊。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很显然，像萧乾这样的文化人并非要与当权者表示“心的和解”。

读过《彭德怀自述》的人想必会记得：自庐山会议以后即已落难的彭德怀在文革中遭到非人的对待，专案组拷问彭为何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百团大战”，彭反问：你们为何不看看毛主席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当时毛在给彭的电报中确实积极肯定了“百团大战”，并问这样的战役能否再组织一两次，给日军以更大打击。但是，事过境迁，人事两非，难道骁勇善战的彭大将军真不明白，现在正在置他于死地者是何许人耶？非也。然而他还是抬出毛的话来为自己力争，将他的话作为尚方宝剑为自己争取一点生存空间。这种做法和文革中那些自杀的书生在遗书中写下的“万岁”可谓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彭毕竟是条血性汉子，几十年出生入死的经历早已使他不再惧怕死亡，加之他晚年已无家小，所以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敢于对拿药给他吃的医务人员怒吼：“我不吃毛泽东的药！”这是那些有家累的书生们所不及的。可见，无论是执政集团以外的软弱的书生，还是集团内曾握有重权的不同政见者，都不可能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与施虐者“和解”，更不用说真心向他靠拢或为他祝福。

然而，不和解的书生们在结束自己最珍贵的生命时，竟然不得不为施难者表达形式上的祝福、祈祷，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显然，自杀行为的背后当然有传统儒士极为珍视的“可杀不可辱”的气节在发生作用，是对一个巨大的恐怖机器做最后的无可选择的抵抗。但问题决非仅止于此。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文革时期的中国有一个任何公民（包括公共权力的实际控制者）都不能凌驾于其上、而必须服从其评判的公共评判制度，那么，文革中的文化人是否还会在蒙冤受屈的情况下，向掌握最高权力的施难者摇尾乞怜，以至“三呼万岁”呢？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然而，这样的一种制度结构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出现，并得以维持而不被实际的权力控制者所破坏呢？显然，除了大致均衡的政治力量，这种结构是无法维持的。这种政治力量体现为代表集团意志的政党，以及各政党可以凭借的权力制衡的国家制度。

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制衡的政治集团，无论其最初的理想如何具有民主倾向，其结局都无法克服其领袖的独裁，尤其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领袖独裁的必然后果是，领袖个人在整个政治集团的特殊地位日益突出，以致整个政治集团本身也不得不为其所控制和摆布，沦为其为所欲为的工具。这一点在刘少奇这位命运大起大落的重要人物身上表明的最为明显。

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到殴打后，愤怒至极，从身上掏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

然而，在没有权力制衡的国家制度中，宪法抵挡不了“红宝书”，这就是连这位国家主席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可以肯定，刘少奇在蒙受屈辱及落难以后一定思考过，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他眼前的这种局面？他自己是否也曾为这个局面出过力？当年庐山会议上彭大将军为遭受苦难的国民鼓与呼而受到错误对待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拿出宪法为真理在握的彭德怀提供保护？

西方世界的人们在反思纳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暴行时，对自己当时的袖手旁观表现出深深的忏悔，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罪恶之鞭抽在别人之身你无动于衷时，你要意识到，这同一根罪恶之鞭迟早也会落在你的头上，而那时你的求助是不能指望得到人们的响应的。我们具有悠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传统的民众，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并从中汲取血的教训？

实际上，政治领袖在政权建立后走向独裁，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夺取政权前整个集团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压力使政治领袖还不敢过分独断，否则就会造成集团内部的分裂。然而，政权建立后使政治领袖自我约束的条件和环境不复存在，如不对其权力及时加以限制，必然造成领袖的专制独裁。这是千古不易的规律。一旦领袖个人权威凌驾于整个政治集团之上，形成个人独裁局面，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集团规章都将化为乌有。这个过程，套用文革时期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领袖走向独裁、成为整个政治集团本身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政治集团内部的个人将无法以制度来维护个人权利，而处在这个集团之外的人民，则必然沦为独裁者手中随意扭捏的玩物。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可怜兮兮的书生除了五体投地，三呼“万岁”，表达形式上的忠诚外，还能有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