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工资比毛泽东还高的翻译

富有传奇色彩的李敦白一生不走寻常路，身兼数个“第一”：他是中共第一位外籍党员；是第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也是唯一跻身高层核心圈的外国人。1945年他作为美军翻译官来到中国，对国民党失望透顶后北赴延安，投身人民解放事业。此后，他曾担任过毛主席的翻译，曾一夜之间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嘴，曾享受过工资高过毛主席的特殊待遇，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头目，也曾两次遭到牢狱之灾。

美国“自干五”在中国的传奇一生

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市的家里，94岁的李敦白穿着一件蓝条纹半袖和土黄色工装裤接待了我。他讲话声音不大但十分友善，步态虽然缓慢，但对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已然十分健康了。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背景，李敦白看起来与美国西北地区某位九十多岁的退休老人没什么区别。但事实上，他是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曾作为汉语专家随美国陆军前往中国。服役期满后，他结了两次婚，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的头目。他曾被关押16年，甚至曾因被斯大林怀疑是间谍而入狱。

李敦白，这位前中国政府官员，曾翻译过毛泽东的文章，他与中国领导人颇有私交并在历次席卷全国的整肃运动中得以保全自己。

但是，随着理想的幻灭，他带着家人回到美国，并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一次详细的采访中，李敦白谈到了自己的人生，解释了他参加中国革命以及后来理想幻灭的原因。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了解中国方面，整个美国没人能与他相比。

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最近卖掉了位于皮吉特湾福克斯岛的房子，搬到了目前居住的寓所。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装饰房子，家里摆满了纸箱，甚至中国艺术品和照片都堆到了走廊里。

“家当太多了，是该丢掉一些了”，李敦白说。

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进屋子里，窗外是贝尔维尤漂亮的街景，远处还能看到华盛顿湖的粼粼碧波。

“我们看上这栋房子，主要是因为周围的景色。”他把我介绍给了妻子王玉琳，她当时正在打开一个纸箱，随后她给我和丈夫沏好茶。“随便坐吧”，于是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而他坐到自己的摇椅上，与我面对面。

我们坐下喝着茶，他把iPad放在我们之间的咖啡桌上，这也是他每天赖以获悉外界信息的工具。光阴也许让他行动迟缓，但思维依然清晰活跃。我提到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独特。

“我可不想提这些”，他说。

到东方去

李敦白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周查尔斯顿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的激进政治参与就始于这个黑人聚居的南方州。“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看到警察野蛮对待一个年轻的黑人”，他回忆道。

一天晚上，他看到一个喝醉的白人男子殴打一个黑人，他马上报了警。警察来了以后，反而继续殴打那个黑人。后来，年轻的李敦白问自己的姑妈，为什么司法系统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告诉我，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公正，一切都要靠金钱来交换。这让我非常震惊，我是读着各种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长大的，我相信正义一定存在”，李敦白说。

他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选择了到北卡来罗纳大学学习哲学。由于受到当地工人境况的触动，青年时期的李敦白花了大量时间为维护南方劳工的公民权利而奔走。

二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并被选派到位于斯坦福的远东语言与地区学校学习日语。但是到校后，他转学了汉语，他觉得学了日语也许会被派往日本参加漫长的战后占领。

他希望尽快回到美国继续他的劳工维权活动，本以为中国之行会是一段简短的插曲，但是他在中国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结束汉语培训后，他飞跃太平洋，与另外几位语言专家一起从印度沿“驼峰航线”到达了中国昆明。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盟友中国国民党政府恢复战后的国内秩序。

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度并为李敦白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经历，但是饥荒、贫困和政治的腐败浇灭了这个来自美国南部的年轻人的热情。他和部队到达中国后，一些国民党军人提出给他们找一些女伴。

“他们告诉我们说只需一美元，就能在附近村子里带一个中国女孩过来，而且保证是处女”，李敦白说，“只为了一个美元，他们就去抓一个女孩子，大家都知道这事，但是没人去阻止。”

官员们偷偷囤积粮食、金钱和各种物资，而农民们却在忍受劳苦和饥饿。路边经常可以看到腐烂的尸体，而官员们则对他和其它美国人轻松地谈论着如何掠夺和折磨老百姓。

“根本没有洁身自好的动力，你不得不腐败”，他接着说。就连办理最基本的事情，公务员们都会索要贿赂和回扣，“那是规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其中一个最让他难过的经历是他介入一起关于一个叫李木仙的12岁女孩的死亡调查。一名醉酒的美军士兵在派对上彻夜狂欢后，在路上将她撞倒了。

这个士兵当晚在某夜总会搭上了一个舞女，醒来后十分头痛，发现已经过了该回部队的时间。喝了几杯威士忌后，他就开车回营房。在路上，他看到了李沐仙，为了好玩想吓唬她一下。

“我当时就想看看只要不撞到她，我能把车开得离她到底有多近”，这个士兵在证词中说。

调查员派李敦白去访问目击者，包括小女孩的父亲。“我们一无所有，这辈子光吃苦了。女儿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本来还希望她能过得好点”，这位父亲说。

在报告中，李敦白建议军方提供最高赔偿，但是助理理赔员把赔偿金削减到26美元。李敦白提醒这位理赔员说，不久前军方还为一匹马赔给一个农民150美元。

但是这位理赔员说，赔偿金是基于丧葬费和死者的收入来确定的。一个小孩子没有收入，而且一个小棺材也花不了多少钱。一匹马是有价格的，但一条人命却没有。

李敦白把26美元给了女孩的父亲，内心非常难受。但当天晚些时候，这位父亲又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退回了6美元，这把李敦白搞糊涂了。

李敦白意识到，原来这位父亲以为他们也像腐败的中国官僚一样，虽然赔偿金很少，但还是认为自己应该退回一些钱作为回扣，以回报帮他得到补偿的人。李敦白没有拿他的钱，把他送走了。

这件事曾萦绕在他心头多年。

发现中国

在中国西南，李敦白开始阅读当地报纸，包括一些宣传北方共产党游击队英勇行为的地下报纸。

好多报摊偷偷卖这些报纸，而当地老百姓把游击队看成民间英雄。“看起来，他们组建了廉洁的政府，而且颇具民主色彩”，李敦白说。

就在同时，李敦白结交了几位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听音乐。他们给李敦白讲了一些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于是，他申请被派去上海以度过剩余的服役期。他的上级给他开了绿灯，于是他上路了。

上海是一座喧闹的国际大都市。“我被吓到了”，李敦白说。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堕落之城，在中国西南遇到的腐败情况在这座港口城市被放大了许多倍。

“南京路是主要的街道，总是挤满了人，大多数是妓女和皮条客”，李敦白回忆道。

“夜总会里的糜烂奢侈与路边的贫穷饥饿就在同一条街上展示给你看，无论走到哪都很可能会冷不丁踩到一具尸体”。

一天早上，他打开军队营房的大门，发现了一具尸体。“当时他还是坐着的，是前一天晚上被冻死了”，李敦白回忆说。

他问一位中国警察为什么没人收走那些尸体，警察解释说，要是碰了尸体就得负担丧葬费用，没人愿意惹这个麻烦，所以都装作看不见。

后来，他找了一份兼职工作，为一家美国报纸调查上海的卖淫行业状况。他了解到，大多数妓女都是妓院从贫困的农村家庭买来的。

“她们中很多还是孩子”，他回忆起来难免伤心。

上海不是个好地方，但是也不全是阴暗面。李敦白在那里遇到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女士。无论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尊孙中山为现代中国之父，而宋女士则凭着自己的能力，有着极高的威信。

“她非常有魅力，泰然自若，气质优雅”，李敦白回忆道。宋庆龄把李敦白介绍给上海亲民主的活动家和艺术家们，而她自己也同情左翼运动，中共取得政权几年之后，宋庆龄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美军退役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李敦白留在了中国，并得到了宋庆龄很多指点。他开始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管理赈济饥荒物资的账目。

但是当他在中国旅行时，看到了更多的腐败和欺压，有些参与者甚至是他的联合国同事。

“我们当时得到很多英语国家捐赠的面粉，但我们得按照规矩，先把救援物资移交给当地国民党慈善协会，再由他们负责发放”，李敦白说。

当然，这些慈善协会经常有腐败案曝光。“他们会把那些物资窝藏起来，贩卖获利，他们把物资出口到马尼拉或者新加坡后，经常是我们买回自己机构发放的救济面粉。”

在李敦白看来，严重的腐败使民心都倒向了共产党那边。国民党囤积美国援助，把实力都集中在大城市，而共产党则在农村地区赢得了民心。

他曾经访问了一个叫鲜花村的地方，当时在那个村庄，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着谈判。国民党拦截了运往这个共产党占领村庄的援助。

当时，二战时美军的最高陆军首长马歇尔将军正在中国进行谈判斡旋。他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

然而，一位美国将军告诉李敦白，一旦美国人离开，国民党就会回来摧毁这个村庄，全然不顾美国促成国共联合政府的政策。

这个将军的看法令他不安。一位美军上校接手了这次谈判，李敦白认为他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这位美国援助官越来越不相信官方的那一套说法。

他认为美国政府同时在欺骗着美国和中国的人民，这种行为违背了美国精神。

结识毛泽东

因无法面对中国的贪腐现象，李敦白于1946年秋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而且辞职的并不止他一人。国民党毫无底线的腐败使越来越多在华的美国人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不过，可能很少有人能做到我这种程度”，李敦白说。

他曾考虑过回南卡罗来纳州的老家，因为在中国他没什么收获，非常沮丧。但宋庆龄及其他几位中国朋友劝他还是留下来。最后，他决定北上延安，那里是中共位于大山里的根据地。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竖立了牢固的地位。几年前，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肃清了该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之后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共产党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追击一路北上，这长征的终点就在延安。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实际意义上的首都。

那时的延安是一个很小的镇子，共产党人都住在窑洞和简陋的房子里，这很便于大家互相串门。如果谁想跟毛泽东聊聊天，只需敲门提出见面的要求即可。

“当他们掌权并进入城市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李敦白说。

他到达延安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富有魅力的领袖，玩笑张口即来，而且极富幽默感。

“他身材高大，动作缓慢，气场很强”，他回忆道，“他能够以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的想法。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没有领导人可以做到他那样，至少我认识的里面没有。”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有一种能力，他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有价值。“他很善于倾听别人的想法，无人能及”，李敦白说。

一天，毛泽东希望李敦白能到他的房间，给他讲讲美国的事情。李敦白问他想知道些什么。“有啥说啥”，毛泽东回答。

“（美国）是中国以外他唯一感兴趣的国家”，李敦白说。

毛泽东并不信任苏联和斯大林，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与美国建立联系，这样他们就不必再依赖苏联人了。

苏联人虽然是伙伴，但他们一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中国人，并且要求中国人无条件服从自己。毛泽东是个有民族情感的人，他无疑觉得受到了侮辱。

李敦白对共产党人简朴的生活方式着了迷，他们很有纪律性而且非常节俭，这与国民党精英们在上海的奢侈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美国在延安驻有一个军事代表团，他们经常放映美国电影，李敦白就经常跟新交的朋友去看。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将共产党列为敌人，而这些美军士兵被安排做一些联络工作。

美国军事代表团里不少军官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南卡莱罗纳州的小伙子。但领导这个代表团的一位上校鄙视赤色分子，尤其不喜欢李敦白。一次恰逢感恩节，这位上校邀请在延安的美国人一起过节吃晚饭，却唯独没有邀请李敦白，并称他是卖国贼。

这位上校的下属们对此颇为不满，特别是一名得克萨斯州石油工人出身的少校，与李敦白过从甚密。后来，中共的领导介入进来，告诉这位上校，晚宴的举办地属于他们。他们要求，这次晚宴要么请所有的美国人参加，要么就不要办了。

选边站队

1946年夏天，国共之间的紧张气氛终于升级为公开战争。李敦白留下来，为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做英语宣传广播，他甚至还跟一位中共党员同事结了婚。

曾经有两次，毛泽东与美国政府会谈时，他担任了毛的翻译。他向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很简单——国民党将会输掉这场战争。

但是毛泽东和李敦白都强调，他们希望跟美国保持正常的外交联系。“我们表示中国不希望单方面依赖苏联”，李敦白说。

李敦白解释说，毛泽东希望用美国而不是苏联的贷款来做战后重建。毛认为美国可以提供更多贷款，而且他也不想中国欠斯大林太多人情。但是美国的官员觉得这只是毛泽东的一个策略。

“对他们来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不能信任。”

李敦白认为，美国官员误以为共产主义阵营铁板一块，这导致了贯穿冷战始终的严重误判。美国本来可以对各国共党和共运之间的内部斗争加以利用，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30年代，毛泽东事实上是反对斯大林和俄国人的，这曾给他带来生命危险。李敦白注意到几位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察觉到了这种分歧，但美国的高级官员对此并不相信，或者就忽视过去了。

“美国拒绝同中共谈判，不仅让中共与斯大林更走得更近，甚至使中共采取了斯大林主义及其一套治国理政思路，历史本来可以完全不同的”，李敦白说。

最后，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没想到他们赢得那么快，快得让人难以置信”，李敦白说。

虽然李敦白钦佩游击队员的勇气，但他很怀疑这群衣衫褴褛的共产党士兵可以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军队。“我曾接触过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两支部队看起来完全没有可比性。”

但是国民党糟糕的领导和腐败阻碍了其能力的发挥。精锐部队只是国军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而国军的军官，实际上就是军阀，私藏装备和补给。关键的物资补给从未运上战场，而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希望破灭的国民党军队很多人开了小差，或者向共产党投降。共产党团结了农民，在史上最成功的起义中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但这也是血腥的，双方共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国共内战结束后不久，苏联情报机构认定李敦白和其它几个西方人是间谍。李敦白一直认为，这是苏联在试图肃清被斯大林视为威胁的人。2015年，也就是在几个月前，李敦白收到的信息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一位俄罗斯学者在阅读苏联档案时，发现了与李敦白被捕有关的一些通讯记录。

斯大林一直对中共有所猜忌，他曾安排一些在延安志愿工作的俄国医生向其汇报任何可疑情况，他认为延安必有盟军间谍。医生们在信中提到了李敦白并坚称他是间谍无疑。

他们唯一的证据就是李敦白的中文太好了，一个在斯坦福只学了一年中文的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他们说，我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中文学得这么好，这完全没有可能”，李敦白说。

那些俄国医生还怀疑美籍黎巴嫩裔医生乔治·海特姆（中文名马海德），而这位共产党的支持者早在三十年代就生活在延安了。斯大林后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指控这些美国人是间谍。

毛泽东并不相信，他对斯大林说，马海德和李敦白多年来是值得信任的。斯大林回电坚称苏联情报机构对李敦白的罪行毫无怀疑，要求将其逮捕。“我还有这封电报的复印件呢，想象一下，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竟然把他吓成那样”，李敦白笑了起来。

毛泽东软化了态度并下令逮捕了李敦白。李敦白的朋友们还告发了他其它罪行，官方批评他有作风问题，因为他在初到延安时曾与一个中国女性有染。

李敦白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他独自一人被关押长达六年。1955年，他被释放，那时斯大林刚去世不久。这段牢狱之灾并没有打消他投身革命的热情，反而使他变得对革命更加投入。

“人们欢迎我归队，我特别高兴，我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李敦白说。

李敦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继续宣传工作。在他入狱期间，中国得到了发展，贫困现象在减少。“我相信我们在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未来属于我们”，李敦白说。

新的革命

革命及其领导者都已改变，毛泽东不再是延安大山里的游击战士，中共也已经转型成为掌管全国的城市领导阶层。

领导人们给李敦白指派任务，让他记录政府的各种项目，他还要参与审查那些党所认定的反革命分子。“党的纪律就是一切，无论你是否理解这些规定，你都要遵守。在实践中，你自会了解。”

李敦白调查了右派和背景有污点的人士，如果一个人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政府通常就会把他送到东北参加重体力劳动，以接受再教育。

李敦白回忆说：“当时我认为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当时刚刚出狱，我完全忠实于党组织。”

他解释说，自己为了党的利益而经受住了牢狱之灾，任何被判入狱的人都应该为有机会改过自新而心怀感激。“我真心认为我们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那些人却构成了障碍”。

“当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就在这段时间，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王玉琳，并跟她结了婚。他们生育了几个孩子，开始了家庭建设。似乎他梦想已久的美好世界正在眼前变为现实。

毛泽东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大跃进现代化运动，意在从根本上把中国变为一个工业化的超级大国。政府禁止农民拥有土地，并使数百万人投入到大炼钢铁的运动中。

国家征收粮食，并运往城市，一场史上罕见的干旱造成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饥荒。

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找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几位党内高级领导人对毛泽东公开提出了批评，但作为回应，毛却将这些严厉的批评者逮捕了。

面对日益增加的批评声音，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转向年轻人，告诉他们某些党的领导人在利用他们，资产阶级已经绑架了革命。

这些年轻人后来加入了激进的红卫兵组织，这是个准军事化的组织，成员来自学生、农民和士兵。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号召红卫兵们破除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面对党的号召，年轻人把自己的愿望放到了次要位置”，李敦白解释。毛泽东的信息是，中国的青年必须从压迫他们的、腐化堕落的前辈们手里重新夺回自己的国家。

“街上的年轻人听起来就像帕特里克·亨利（译者注：美国革命家、演说家。曾积极参加反抗英国殖民者、维护殖民地人民权利的斗争。在美国革命前夜的一次动员会上以“不自由，毋宁死”的结束语闻名，鼓舞了弗吉尼亚的军心）一样”，李敦白回忆道。毛泽东鼓励年轻人们勇于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想法。当时的李敦白心潮澎湃，“我以为这就是人间正道，我们本该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模式。”

毛泽东授意警察和军队不要干预。李敦白和其他革命者相信，自己最终将会给中国带来平等和民主。“每个晚上都有庆祝活动，每天就像放假一样。”

李敦白利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为推动革命的平台。作为一个可以讲流利普通话的美国人，以及老一辈延安革命者的一员，他一夜之间成了名人。虽然他并不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但对革命事业的那种热情是许多其他延安元老们无法相比的。

“我并没有仔细研究过毛主席的话”，李敦白回忆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当时并不很清楚这场革命的目的。尤其是他忽略了毛泽东曾宣称“文革”的终极目标是“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泽东利用文化大革命来清算某些官僚等他认为敌对的人物，虽然其中大多数人最初并非是他的敌人。他开始变得偏执，过分猜疑。”

红卫兵破坏了古老的寺庙，损毁了有数千年历史的艺术品。周恩来指示军队要把北京的历史古迹保护起来，但是全国各地的大量历史古迹仍然遭到了被毁的命运。

红卫兵运动开始在全国扩散，学生们在报纸上公开谴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元老们，同时街上也贴满了此类的大字报。这些受到批判的人里面也有李敦白的好友，例如宋庆龄和朱德元帅。学生们指控老师和其他学术权威是反革命分子，同时参与运动的人们之间也开始互相揭发。

李敦白还提到了一群红卫兵小将，这些中学生曾扣押那些敌对的学生并录下他们受折磨时的尖叫声，“他们会播放那些录音来鼓舞自己的阶级斗争士气”，李敦白解释道。

这场运动非常的残忍。虽然多数红卫兵的人性尚未泯灭到那样的程度，但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受到了屈辱和虐待。“这场运动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痛苦”，李敦白说。

到1967年9月，这场运动开始波及到外籍人士。李敦白甚至也参与到了谴责外国人的运动中。但是一些红卫兵也开始将矛头指向他。有人在广播电台贴了大字报，标题是：一个美国人是如何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夺权的。

1968年2月，当局将李敦白和其他外国人抓了起来。他又回到了监狱。“我进去过，所以我很清楚再次进去的原因”，李敦白暗自说道。

这一次牢狱之灾让他和妻子儿女们分开了10年。

重获自由

中国政府1978年释放了李敦白，他得以与家人团聚。当时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这位改革派领导人开启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这种经济模式仍然部分受到政府控制。

重返社会后，这个美国人几乎认不得中国的新面貌了。他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女儿竟然在学习世界语，而且还付费请了一位老师。“为别人的服务付费？那可是闻所未闻的”，李敦白说。

但是，在这个新的中国，付钱来搞定一件事还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关系。腐败之风愈演愈烈。

1979年，李敦白回美国呆了几天，这次是带着全家人一起同行的。此时的美国和中国已不再敌对，而且他是以美国公民而非叛国者的身份回去的。

到美国后不久，应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时任吉米·卡特政府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邀请，他访问了美国国务院，

霍尔布鲁克说，他的很多前任者或许不会邀请像他这样的人来到国务院。“如果他们邀请我，我也不会来的”，李敦白回答说。

这次交谈非常坦诚，也很友好。霍尔布鲁克只是希望了解中国。“他并没有试图挖掘什么秘密，而我也没什么要隐瞒的”，李敦白说。

李敦白为《纽约时报》的国庆日特刊撰写了一篇文章。“他们说，我比瑞普·凡·温克尔（译者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的主人公，他一觉睡了20年，醒来后发现已物是人非）离开的时间还长，他们想知道我对美国印象怎样”，李敦白说。

的确，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美国都已经历了巨变。对这些变化，他既有赞同也有批判。他认为大体说来，积极的变化是美国人看起来对国际事务更有参与感了，而他记忆中的美国还是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

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进步让他印象深刻，他也震惊于70年代末的高离婚率和街头犯罪率。美国的暴力犯罪率从50年代起，大概已经增加了两倍。而且他觉得日常交际中接触的许多美国人似乎缺乏活力和信心。

他从未真正考虑过离开中国，但从美国回来后，他和家人都对邓小平的政策感到失望。“我开始好好观察那个新的中国”，他说。

邓小平取消了北京故宫附近的民主墙，以防止人们再在上面贴大字报，还批捕了几个抗议拆墙的激进人士。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们就下决心搬到美国去，我从未后悔这个决定”，他笑着说。

落叶归根

文化大革命将整整一代人都卷了进去，而这一代人又在这场浩劫中伤害了自己。人们在运动中揭发知识分子、整肃教师群体，党员之间也互相争斗，在如此的乱世里，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学习知识。“整整一代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李敦白说。

他离开中国前，偶然看到一个年轻军官在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李敦白吓了一跳，便问他为什么读这种书。那个军官回答说，只要是过去被禁的东西，他都想了解。

“在过去，党告诉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是比经济腐败更严重的腐败。制度剥夺了你的道德和思想”，李敦白说。

李敦白认为中国今后不大会重复这样的历史了。“文革之后，人们看问题更具批判性了。今后的中国，很难再看到绝对的权威了。”

“我曾是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他认为必须先建立一个完美的专政，然后才可能有完美的民主。而在中国的经历告诉他，专政只会通向更多的专政，毛泽东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

李敦白说，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凌驾于责任制之上，因而作出不理智的决策。“个人永远不可拥有绝对的权力，毛泽东曾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应盲从’，他本应知行合一的。”

他对自己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作为一个出身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美国白人，他对社会正义的献身有点过度了，甚至有些失去理智。他笑着说：“我总是觉得左比右好。”

“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你忘了自己是个外国人’，他们说得对，我的确忘了”，李敦白说，“我本该远离权力的”。

但是他的不幸经历并没有让他从此对中国漠不关心。自从回到美国后，李敦白通过贸易、教育和文化交流为中美友好关系积极奔走。这些年来，他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咨询公司，为那些希望去中国拓展业务的美国人提供建议。

他们的客户包括微软、英特尔、休斯飞机、李维·斯特劳斯、CBS新闻以及基督教新教领袖比利·格兰姆。他坚定地认为，与分歧相比，中美两国之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李敦白一直在用中英两种语言写作，而且在两国都有出版。他频繁在中美两国间穿行，有时频繁到一年里往返8次。但他现在年事已高，最近还去医院看过医生，家人要求他不要远离医生以免发生意外。

“他们把我软禁在家里了”，他开玩笑说，“但是我很快就会摆脱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