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被指制造23万冤魂 纪登奎子辟谣

1975年8月8日凌晨1时，在一场由台风引发的特大暴雨中，河南驻马店等地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1,015万人受灾，伤亡惨重，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有关这次水灾的伤亡人数，一直都被北京以“国家机密”为由禁止对外公布。有报道称，死亡人数为23万。2012年8月1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河南考察黄河防汛工作时说，“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特大暴雨洪灾，导致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沉痛教训。”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及此事。

2011年，一篇题为《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文章称，垮坝前夕，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和李先念商讨，决定动用部队抢险。他们决定向主持国务院工作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因为邓小平当时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调兵。李先念两次给邓小平家打电话，但都被对方以邓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为由挂断。该文至今仍在互联网流传。对此，纪登奎之子纪坡民撰写长文《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对石磊编造对我“采访”的澄清和辩诬》予以澄清。本文选自2013年9月18日共识网，系节选。

2011年夏，有几位朋友发短信告诉我，网上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采访”，询问是否可有此事？我不大上网，偶尔看看，觉得网上没谱儿的事太多了，也没在意，只简单回个短信：“全无此事”。谁知短信还有邮件接锺而来，一回再回，不胜其烦，才上网查查。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篇题为《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采访”，网上已经铺天盖地了，仅从百度点一下“纪坡民”三个字，我几乎成为石磊这篇文章的“形象代言人”了。身在家中坐，谣言满天飞，我还蒙在鼓里呢。这“网络”的威力，如今也真算是领教了。于是，先发个申明，全文如下：

纪坡民申明：《新史录》记者石磊的所谓采访，全无此事！

我叫纪坡民，是纪登奎的儿子。近日，国内外中文网站广泛流传一篇《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录”，此文耸人听闻地用“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作为标题，还煞有介事地标明“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随后则是一大篇所谓我的“谈话”。

为此，我通过“大风网站”发表申明如下：

一，我根本不认识《新史录》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

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新史录》记者石磊的采访。

三，据我所知，石磊编造的这篇所谓采访，内容严重失实。

这篇所谓“采访”在网上的广泛流传，反映广大网民对我们国家那一段历史的关心。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不过，我也提醒这位称为石磊的记者，还有称为《新史录》的网站，你们肆意编造对我的所谓“采访”，不仅严重违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而且对我构成侵权行为，已经违犯了法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人员纪坡民

2011年8月27日夜于北京

在这个《申明》中，我说过“对那段历史的有关情况，日后将就我所知，尽量作一些介绍，以谢网民。”既然承诺了，自然就得兑现。勿庸讳言，对1975年河南水灾进行介绍，也有我自已方面的一些理由：

一，这位石磊记者蓄意编造对我的“采访”，有必要进行澄清和辩诬。

二，大家都知道，1975年河南水灾，发生了建国以来损失最为惨重尤其死亡人数最多的水库溃坝事件，这场巨大灾难本身也是我们国家一件重要的大事。

三，许多人可能不大清楚的是，1975年河南水灾，我父亲纪登奎当年担任“中央慰问团”的团长，实际上是中央指挥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对1975年河南大水灾的全面情况，虽然我所知不多，却有责任将当年亲历亲闻的一些情况，向大家做点介绍。

于是，开始动手写，可文章写了一半，因为心脏病复发住了医院，做了个搭桥手术，出院以后养病，一拖就是一年。在此，特向网民致歉。

对“1975年河南水灾”，我当年直接听闻的一些情况，只能算是“拾零”。幸而一位水利专家的朋友送给我一些有关材料，聊作补充，以飧读者。

我介绍1975年河南水灾的情况，直接缘于对这位石磊记者编造“采访”进行澄清和辩诬，为了方便读者、省去查找原文的麻烦，此处先将《新史录》记者石磊对我的所谓“采访”，全文引用如下：

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

说明：目前海内外中文网站上流传一则报道：“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竟在中国”，指的是1975年8月8日清晨，几场特大暴雨导致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

《新史录》记者石磊最近采访了当时具体负责指挥该事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据纪坡民揭露，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导致1975年8月8日河南板桥水库决堤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是石磊采访纪坡民的主要内容。

1975年8月初，一场台风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8日内，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5～7日3天降雨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河南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后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

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的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

后来统计，整个驻马店地区96%的面积受灾，许多地方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7米，300多万人口被围困在洪水中。直至此时，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才接到命令动用炸药炸开刘埠口小洪河左堤、洪口(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间的口地)圈堤及河上阻水堤坝分洪，但为时已晚！

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60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1015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洪水直接致10多万群众死亡。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剧。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决堤惨剧。

──《新史录》2011-08-25 19：34：12

对“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的若干澄清

“纪登奎儿子揭河南溃坝巨祸邓小平难逃干系”，这是《新史录》记者石磊这篇所谓对我“采访”一文的标题。不过，我在这里也许该把心气放平和一点，不妨把自已当作这篇所谓“采访”的一个读者，来看看他说了点什么。

这位石磊记者，在编造了“刘建勋向纪登奎报告”、“纪登奎赶往李先念办公室”的故事之后，开始针对他的主要目标，接着编造邓小平的故事：

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

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

……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

我得承认，这位石磊记者，对纪登奎、还有李先念和刘建勋，似乎没有什么恶意，字里行间，说的都还算是好话，不知他是否指望，这样就可以封住我的嘴？显然，纪登奎、李先念和刘建勋，不是这位石磊记者的猎物，他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这位石磊记者，还挺有点政治谋略嘛。“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这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付那些“摩擦专家”的经验，这位石磊记者莫非也从中学了点本事？

我父亲在“文革中犯过严重政治错误”，这众所周知；可我爱我的父亲，钦佩他的品格和才干，甚至还有几分崇拜。但是，用无中生有、伪造事实的办法，给纪登奎脸上贴金、在他的头上制造光环，甚至不惜对别人──这里是邓小平，凭空捏造污蔑构陷来作为反衬，这种事我做不来。这位石磊记者，你想错了，我不是你认为和希望的那种人，没有那么卑鄙。

这位石磊记者的攻击对象，显然是邓小平，却不敢公开站出来明说，而是躲在不知什么地方，冒用我的名义，拿我当枪使，以为我就那么容易上当。这位石磊记者，你又错了，我也不会像你想的那样，没有那么愚蠢。

这位石磊记者应当知道，如今不是革命战争年代了，干部上台下台，并不是敌我关系，从革命词汇里拾得一些牙慧，把革命战争年代对待敌人的办法，用来分析、判断和处理和平时代的政治问题，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据这位石磊所说，李先念曾经两次给邓小平打电话，第一次是8月7日22点45分，第二次是8月8日零点20分稍后的时间，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电话里回答，邓小平已经入睡，因而拒绝接电话。

这位石磊记者所谈的这个情况，据我所知，显然不对头。我没有在中央机关工作过，只是从家里听到一些当年中央工作的情况，容我简单介绍如下：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个习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中央领导也跟着主席的习惯，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成年累月都是这样，这种不正常的作息，那时也是中央的工作秩序。不过，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属各部的机关，还是正常作息的工作秩序。这样一来，最辛苦的一小批人，就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那些工作人员尤其是负责人，他们既要随时为中央首长提供服务，又要衔接下面各部门正常作息的机关，每天工作时间很长，长年累月睡眠不足，许多人都累病了。中央领导人的作息时间，据我看到父亲的情况，睡觉的时间，早一点儿，是凌晨五点左右，晚一点儿，就到早上六七点了，起床的时间，大体都是中午12点多到午后一点左右，到下午三点左右，外出办公，才大忙起来。因此，晚上10点多或者午夜12点的时候，正是他们这些人精神头提得最足、工作最为紧张忙碌的时候，有时候，政治局会议还没有散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晚上10点和12点，他们这些人没有入睡的。这位石磊记者说邓榕讲的“有事天亮再说”，可天亮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在睡觉呢。听父亲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央领导人才全都改成正常作息了。

这位石磊记者说，邓小平晚上10点多就入睡了，编故事编得级别不低。可是，对中央领导当时的作息和工作秩序这些基本情况，他却完全不了解。

对石磊编造的这个故事，以常情常理来衡量，我在这里还想提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而且，如我在前面介绍的，1975年8月，邓小平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整个国家的党、政、军、民，权力和责任系于一身，可是，邓小平就没有办公室吗？办公室就没有秘书和工作人员吗？我们知道，周恩来当总理时，当年曾有五个秘书呢。我父亲那时的秘书，正式的就有两个。李先念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实际上行使总理的职权，他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电话，而且是谈工作，怎么会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接电话呢？而且邓榕竟然拒不传达，还两次把电话挂断！

在这位石磊记者看来，似乎“毛主席走下神坛”了，既然大家都“不是神，也是人”了，一个大国的权力中枢，也就像市井百姓闹家务一样，妇姑勃豁、婆媳斗法、小姐任性使气，所谓“党中央”，也就是这么个“德性”！

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不知是否搞过“问卷调查”什么的，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工作紧张劳累、心力交瘁、精神郁闷的人群不少，加之政府信用缺失，牢骚不满相当普遍，电视节目虽然多如牛毛，看着也没什么味道，如果能给他们寻点开心，让他们渲泄一下，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呢。这位石磊记者，编造这些没谱儿的故事，是否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

我得承认，邓榕两次挂断电话的事，虽然和我父亲也有点关系，要反驳这位石磊记者，我提供不了什么证据；况且，对此事进行澄清与辩诬，也不是我的直接责任。不过，我也算是“高干子女”，那个时代，我父亲也在中央工作，可以提供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父亲在中央工作时，我在外地，每次探亲回家，见面之后第一句话，父亲就是交待：不准进他的办公室！不准看他办公桌上的文件！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在家里办公，秘书、警卫、司机等工作人员，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有的还住在家里。而我们家，那时我和弟妹都在外地，有的工作，有的下乡，只有一个小妹妹在北京的军队医院，也是三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所以，我父亲的所谓“家”，只有他们老两口，还有一大堆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个大办公室，许多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也都放在家里。

而且，我后来听说的，中央领导的秘书们，打电话、接电话，通知开会什么的，都有正式的电话记录，是专门印制的，还要存档；至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电话，还有什么红机子，更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其他人包括秘书在内，不允许代接，也不准旁听。就像我们家吧，不仅父亲工作上的电话，我和弟妹从来没有接过，而且他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连用也从来没敢用过。

说起邓榕，我还见过一面，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那算是“高干子女”的特权了，她年龄比我要小不少，那时好象还是个学生，她怎么会接邓小平工作上的电话呢？而且竟敢把李先念的电话挂断！邓小平办公室的秘书们干什么去了？邓小平的家里就那么没规矩？我不相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恐怕用不着邓小平本人干涉，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允许！那些人的规矩严格得很，职责所在，非常谨慎，犯了规矩，是要受纪律处分的。

退一步说，涉及邓小平的健康，亲属关心自然在情理之中，可那也首先应该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事，卓琳又干什么去了呢？虽然中国人的科学素养不算高，可这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却是中国人的长项。这位石磊记者，编故事也该懂点常情常理，编得太离谱了，读者用不着非得是研究生，也能看穿。

实际上，同老百姓的情况不一样，中央领导的健康和治疗，一般用不着他们的子女操很多的心。我听到的，周总理管事的时候，每个政治局委员的身体状况，都在他过问和掌握之中；比如我父亲吧，他历来身体不错，有点梅尼尔什症，过于劳累会头晕，或者偶尔得点感冒，有时到北京医院输个液，只有几个小时，也要向总理报告；若是得了大病、要动手术，医疗组还要向政治局汇报病情和手术方案，得到批准才行，当年的陈毅、谢富治和康生，都是这么个规矩；至于总理和主席的病情和治疗，更是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要成立专门的医疗领导小组，成员都是中央领导，还有专门的办公室，下面才是医疗专家组；邓小平当时主持中央工作，位居权力中枢的核心，他生病的时候是个什么规矩，我不知道，但肯定也不会马虎了事，恐怕得有所交待才行。对这种规矩，你要说是“特权”，也的确是特权；不过，要维持权力中枢的正常运作，尤其一个大国，这种“特权”要是一点儿也没有，恐怕也不行。俗话说，官身不自由，像这位石磊记者所说的，邓小平有病了，径自就去睡觉了，或者溜去打牌了，然后就让她的女儿挡驾，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就和老百姓家里发生的事情差不多，这位石磊记者不知是否知道，他为邓小平塑造了一个相当“平民化”的形象呢，可是，中央的规矩不是这样的。

关于河南1975年水灾时，李先念向邓小平打电话请示出动军队的事，倒是确实发生过。对此，《李先念传》下册第862页是这样记载的：

8月13日，慰问团和河南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回京向李先念等汇报。河南省负责水利工作的陈惺回忆说：“14日凌晨0时15分，我们抵达北京。国务院会议室里，副总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负责人等候开会。沙风首先汇报中央慰问团和河南省委关于加快排水的意见。李先念说：‘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我在地图上指出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征求身边水利部长钱正瑛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要钱正瑛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联合命令起草好，李先念看后即和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通话，得到同意后签发命令。下令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紧急出动，在中央慰问团的指挥下执行爆破任务。从上午十时爆破班合闸开始，接着炸其它阻水工程，打开分洪口门，加速积水下泄，灾难总算过去了。”

……中央军委紧急派出3个师15个团的兵力和48架轰炸机赶赴灾区……。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时，因为调动军队的事，李先念给邓小平打电话的经过，这里说得很清楚了，这中间，根本没有邓小平女儿的什么事，更没有她两次挂断电话的情况。

以上引用《李先念传》里的这段话，是水利专家陈惺的回忆，他时任河南省水利局的总工程师，当年随慰问团赴京向李先念汇报，他的回忆，是亲身经历、亲见亲闻。附带说一句，陈惺在1958年“反右倾”斗争中曾经受过错误打击，是刘建勋1961年来河南以后，给他平反昭雪并重新起用的。

当然，我也知道，如今的中国，不管党和政府说什么，有一些人就是一概不相信，宁愿听信网上的流言。这对党和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对《李先念传》里谈的情况，有些人可能还是不相信；可是，对《新史录》这位石磊记者编造的故事，如果我们不加思考就信以为真、照单全收，似乎也太轻率了。

至于邓小平喜欢打桥牌（不是麻将），社会上流传很广，人们都知道他有这么个嗜好。作为群众对领导的监督，如果邓小平因为打桥牌贻误国家公务，自然应当受到批评责备。可是，拿邓小平这个嗜好来编造谣言，就不可取了。

对那一段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应当知道，1975年夏秋，邓小平“九大整顿”全面展开，工作非常紧张忙碌，万里大刀阔斧整顿铁路，在郑州局受挫，增加了工作难度，同河南省委意见分岐，也是伤脑筋的事，也容不得他那么潇洒。对邓小平和万里那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无端责备，既不客观，也不公道。

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就当时听到的情况，邓小平似乎管得不多。不过，除了批准调动军队，还有一件事，也应该是邓小平管的，组成和派出“中央慰问团”，因为这件事要经过中央决定，而他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位石磊记者还说，“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或许心里有愧，一直没有视察灾区。”为了进行对比，他还说，“决堤惨案发生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视察了灾区。”

我在前面说了，水灾发生时，我父亲就在河南，而且一直没有离开。据我所知，李先念并没有去河南“视察灾区”，国务院一大摊子事呢，他离不开。至于王洪文，自从他进北京在中央工作之后，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一次也没有；因为“浙江之行”的事，他被张春桥训了一顿，说他“让纪登奎给耍了”，心灰意懒的，一直呆在上海，和他的“小兄弟”们在一起；1975年8月，王洪文也根本没有去河南“视察灾区”，这个情况，河南省委的干部都可以证明，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还专门向刘建勋当年的王秘书核对过。

另外，据这位石磊记者说，“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并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其中，所述有些情况，也显然不对头：

石漫滩和板桥两座水库溃坝，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扳桥水库溃坝是8月8日1点30分，而石漫滩水库溃坝是8月8日零点30分，时间还要早一个小时。因此，石漫滩水库溃坝，并不是板桥水库溃坝所“引发”。

而在石磊所谓“采访”的另一处，又说“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这种说法，不仅不苻合事实，而且自相矛盾：前面说，板桥水库垮坝，洪水冲垮了石漫滩水库，后面又说，是石漫滩水库的洪水流进板桥水库了。还有，不知道这位石磊记者在地图上核对过没有，石漫滩水库和板桥水库根本就不在一条河上，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流域，一般泛称洪汝河，都属于准河支流，但洪河和汝河是两条不同的河，板桥水库在汝河上，石漫滩水库则在洪河上，因此，石漫滩水库即使垮坝，洪水也流不进板桥水库里的。

至于宿鸭湖水库，比板桥水库还要大一倍，如果溃坝，灾难就更大了。不过，宿鸭湖水库虽然险情严重，并没有溃坝。宿鸭湖水库管理局有一篇王昕执笔的报告《一场降服蛟龙的殊死战──回顾“75.8”宿鸭湖水库抗洪抢险》，记述了当地军民成功抢救宿鸭湖水库的情况，当年的宿鸭湖水库抗洪抢险，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亲临现场指挥，还被认为是一条经验。

这位石磊记者盗用我的名义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实在没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