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人寻刺激 抛下妻子在北京长住

淡路先生今年年满70岁了，他以传媒大学到国贸一带为生活半径，每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骑着自行车匆忙来去。他闲时喜欢小酌黄酒，喜欢中央三的娱乐节目和中央四的国际新闻，天气好时，他就去公园里和其它老人打太极抖空竹。他嗡声嗡气地对每一个在小区里打照面的人说“你好”，不管认不认识。

这位长脸、眼睛细小的老者有点不修边幅，灰白的头发随意趴在头顶，冬天穿一件肥大的灰色羽绒服，脚上常年是一双黑色皮鞋。如果不开口说话，和普通的“北京大爷”没什么差别。很多时候，别人会当面喊他“日本鬼子”，被问及感受时，他微笑着连连说“没关系，我不在乎”。

老先生是来自东京的淡路政夫，他也确实是一位先生，过去十年一直在北京教授日语，有课要上的时候，他会穿上西服，日本人的严谨一面在这时有所体现。

在日本，几乎所有亲友都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抛下妻子来中国生活，甘心忍受许多事情，而且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像日本人。

和同时期的中国有些类似，在淡路的成长过程中，家庭里有着浓重的政治气氛和鲜明的政治分歧。父母在生活中几乎毫无共同语言（甚至不曾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在政治派别上也针锋相对。

淡路的父亲做刻章，“他很骄傲，觉得自己是艺术家”。随着机器生产的普及，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家庭条件也越来越差。他终年酗酒抽烟，去赛马场赌博，在家则保持沉默，任凭淡路的母亲埋怨。

母亲经常嘲笑丈夫居然支持自民党，“那是有钱人才追捧的，你是穷人，真虚荣”。她自己则一直教导淡路和两个妹妹“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朋友”。大选期间，淡路的母亲带着他，冒着坐牢的风险，深夜里在电线杆上贴共产党的海报，“现在想想真是怀念啊”，淡路称赞已过世母亲的勇气。

在那时的日本，信奉社会主义还说得过去，喜欢中国则显得非常另类了。即使在自己家里，淡路对中国的巨大兴趣也难以得到理解。

淡路政夫从小喜欢中国，看上去也流露着对自身的不认同。“日本太小气”，他喜欢阔大、深远的气度。现在聊到对中国的认知，他还连连称赞“历史恢弘，建筑壮观”。他读过四大名著，尤其喜欢《三国演义》，惊叹诸葛亮的聪明。到中国去，成为自幼就埋藏在淡路心底的一个愿望。

坐在书桌前的淡路政夫

1965年，20岁的淡路考进日本中央大学，由于对中国感兴趣便参加了校园社团“中国研究会”。在日本的校园里，如此关切中国的青年少之又少，好在他们不会受到干涉。30多个社员天天在小房间里讨论问题，“比学习有意思多了”。他们分成两派，支持毛泽东派和反对毛泽东派，支持毛泽东的人只占两成。每次讨论，毛泽东的拥趸举着《毛泽东语录》之类的小册子念一通，但经常处于下风，争吵不过也就散了。

淡路推崇日本共产党，由于毛时代的个人崇拜和强制性命令，他对隔海相望的共产党持保留意见，“日本共产党更独立自主”。

1960年代初期的安保斗争（因对新的《美日安保条约》不满而起），是战后日本最激烈的社会运动，到了淡路读大学的时候，安保斗争的余波未平，东京各个大学里盛行学生运动，很难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淡路在大学其实只读了一年书，后三年几乎都是“丢开书本闹革命”，狂热参加学生运动。学生们怀着“左翼执政”的理想上街斗争，时常发生流血事件。“当时就像着魔一样，晚上在校园里的长椅上睡一夜，醒来径直上街。”直到60年代末期，运动被政府打压，赤军派逃往朝鲜，多数学生成为上班族。

30年后，这群学生才拿到自己的大学毕业证。

先锋是日本家用电器业的巨头，尤其以音响、DVD等产品闻名。离开校园以后，淡路进入了这家企业，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从此再也没有卷入社会运动之中。对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偏爱，自此成为很私人的事情。

1997年，淡路政夫跟随公司来上海高桥建厂，在此建厂的还有日本松下、索尼等知名企业。这是淡路第一次来中国，失望的是，上海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有历史感。也许是城市不对，他安慰自己。

他在这次旅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人做错事不道歉，乱扔垃圾。他动手做了一个垃圾箱，但被人无视，垃圾被扔在箱子周围。

在中国，他恰好亲历了邓小平去世的特殊时期，食堂里的电视滚动播放这条新闻，在场的中国人都在哭，天安门降半旗，淡路他们不知所措，跟着低头默哀。他后来对人说：“这就是个人崇拜啊，日本不会的。”

尽管中国的神秘感已经不复存在，对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国家的好奇却丝毫没有减弱，那个源自童年的愿望依旧强烈。

2006年，60岁的淡路政夫先生从工作了38年的工厂退休，拿到工厂给的一次性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50万。他很高兴，对妻子说：“我终于能够去中国啦！”妻子知道他想在中国长年生活，因为自己“被抛弃”、“可怜”而大发脾气。

一家五口坐在一起就此事投票。大儿子和小儿子希望父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二儿子选择站在母亲一边，3:2，最终淡路政夫带着他一半的退休金来到中国。10年过去，想起这一幕，这个精神的小老头仍然带着激情回忆他当时对妻子说的话：“去中国是我的使命。”

这次来到中国的观感，和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好多少。淡路发现，高速公路居然会闯进马车，司机在后面疯狂按着喇叭。那些名胜古迹人满为患，人们随地吐痰，打电话的声音大得像吵架。他尤其费解的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在日本只有老鼠才吃”的瓜子，而且吐得满地都是。后来他尝试了一下，“其实还很好吃啦，就是太难剥了”。

淡路先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汉语，100多个留学生按汉语程度的高低分为7个班，他在本班年纪最大。班上有个和淡路年纪相仿的韩国人，俩人私下交流，都是跟夫人吵了架出来的。学校领导喜欢日本人的守时、认真和听话，把班长都定为日本人，淡路也是班长。每次年级会，7个日本人先相互道歉，检讨哪儿做得不周到，再叽叽喳喳用日语讨论一番。

淡路每天都请中国朋友、同学出去吃饭、唱歌、泡吧，他的退休金很快花完了。现在淡路仍然喜欢和朋友吃饭，提及谁掏钱这个问题，他两手一摊：“肯定是AA吧。我不请客，我没有钱。”随后不好意思地哈哈笑两声。

在北京，像淡路这样以散兵游勇的身份谋生的日本人极其少见，何况还是这个年纪，而收入也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倒是凡事看得开，经常对朋友感叹，如果不是在中国，做梦都想不到能够成为老师。

淡路说自己现在很忙，掏出名片，点着上面罗列的学校：“这个周二上课，这个周三……”，聊天的时候，联系授课的电话不时响起，他会笑嘻嘻地表示抱歉：生意很多。他在中国传媒大学教大一大二的日语口语课，兼任三个日语学校的老师，除此之外还要给两个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日语辅导。

在大学里讲课，淡路总是穿西装笔挺地站在讲台上，他和年轻人聊一些自认为有意思的事，说到激动处调高音调，两只胳膊张开，在空中比划，还“咚咚”敲着桌子。他挨个儿纠正学生发音，眼睛越过挂在鼻梁的近视眼镜贴着课本，认真至极。

他经常借一些关于中日关系的日文书籍，时不时表达“希望中日一直友好”的愿望，对“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充满信心。

他的学生李思嫣觉得淡路古怪：“每次上课淡路老师都会聊一些近期的新闻，比如贪腐问题，他会说‘在日本这种问题绝对不会发生’，转而又乐观地说‘但是我觉得这些对中国来说都不是问题，会越来越好’。每次他都头疼地铁上又遇到大吵大闹的人啦，转而又说‘有意思，我喜欢坐地铁’。”

“我认识的日本人都比较谨慎，拘谨，爱干净。但是淡路老师不一样，他每次来上课就像喝醉酒一样，摇摇摆摆。我认识的很多日本人用完粉笔一定会洗手，他们很介意蹭到自己的衣服上，放东西也是轻手轻脚，但是淡路老师不在意。”

接受采访之前，淡路政夫正在和日本的朋友视频聊天

淡路曾经请妻子来中国玩，实际效果是，妻子越发对于他的生活选择无法理解。妻子对于醋无法接受，也难以适应盐、油很重的中国菜，而这些在淡路那里都不是问题，他愿意在次要问题上做出妥协。在中国一路游玩下来，妻子一直抱怨中国的脏乱、吵闹和不安全。“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要放眼全局，中国迟早会很厉害的。”

“哼，这是你留在中国的借口。”

争论不了了之。

直到现在，他和妻子仍然会就“回不回日本”争执不下。妻子搬出类似中国的食品安全、天津爆炸案等新闻，提醒他回家才是安全的选择。

淡路确实关注类似的新闻事件，也对公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颇有微词。向朋友提及这类事情，后面要带着“我都习惯了”。

事实上，淡路遇到过比这些更“危险”的事情。2012年，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紧张，淡路有次去超市被围，自此三天没有出门，天天吃泡面。他的家人听说后，闹着让他回家，淡路不为所动，那段时间他出门也长了心眼，被问及来自哪里，他就回答来自韩国或香港。

生活在北京的烦恼还不止于这些冲突。“因为雾霾，我早些年的留学生朋友都回国啦。”现在淡路特别关心北京的天气，课间他喜欢趴在窗户前独自嘀咕：“咦，今天的天气什么都看不见呀。”但随即又会加一句：“但30年前的日本不也这样么，所以总会好的。”

每次回日本，淡路和朋友见面都要被他们“数落”一番——淡路你看你在中国都学会迟到啦，淡路你看你穿得邋邋遢遢的就出门啦，淡路你吃饭的口味怎么变重啦，淡路你怎么连日语都忘啦……淡路有点儿不好意思。这些是他在中国圆梦要承担的代价吗？

回到日本的他有些茫然，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一成不变，附近的店铺几十年还是老样子，这与北京太不一样了。老伴儿还在做售货员，三个儿子都忙，他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心里发慌，最多一个月，他又回到中国。

他会发现小区门口的店铺又换了，门卫热情地说“こんにちは”（日语“你好”）。他又开始忙碌的教学，和中国朋友吃饭喝酒，和学生聊聊近期发生的事。

淡路先生说，再过两年他终究还是要回日本的，“开个太极馆或者教别人抖空竹，否则太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