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渎神之罪遭利用 邓力群小动作大闹党校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

原来，有人把一篇吴江主持撰写的文章送给胡乔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受到中组部的调查。后来吴江恍然大悟：原来《理论动态》269期上的这段文字，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282期的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确实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后来，邓力群力劝王震主持中央党校，王震也在上台后，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知将吴江、孙长江、阮铭从党校调出。本文摘自2013年第11期《炎黄春秋》，作者徐庆全，原题为《吴江的“意外遭遇”》。

2012年11月13日，吴江去世。转眼间就一周年了。

关注这位老人，并不是因为我和他有多么熟悉，其实我和他只有几面之缘——我因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感兴趣曾经去采访过他。我对他参与的或者主动推动的那一段历史作为充满了敬意。他是开思想解放先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的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吴江老的这些功绩，已镌刻在历史中。

而被历史所忽略的，或者说不被世人所知道的，还有另外一面：此后，吴江的人生却有了“意外遭遇”，他竟然不得不离开中共中央党校。此后，吴江的命运依然阴影笼罩，仿佛掉进了类似奇门遁甲的阵势。

“意外遭遇”这个词，是吴江老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的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常常这样用。我曾经纠正说，他的遭遇不是“意外”的，是意料之中的；吴老说：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但在当年，我的确觉得是“意外”的。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的“把柄”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理论工作务虚会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社会上盛传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人公然说今后必须继续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反攻倒算行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因此中断了。

1979年下半年，务虚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赴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他讲了几次话，从思想路线讲到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他说：“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因而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形势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至此，真理标准讨论所解决的问题，仅限于：第一，解决了全国范围“大的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范围一切方面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量问题。邓小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175-177页）

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毕竟是一个重大信息。

吴江得到一份邓小平讲话的非正式记录。他立刻将这份记录稿送给胡耀邦，请他考虑是否在《理论动态》写一篇东西，宣传邓小平讲话，继续推动已经中断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看完记录后给吴江电话，要他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以个人的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让大家议一议。

在中宣部的小范围的会上，吴江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对当时面临的情况和补课的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次补课或者说继续讨论，重点应当齐心协力顺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端正思想路线首先要端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讨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方针上来。他提出，根据前一段的经济和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补课在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要区别真“高举”和假“高举”、真“坚持”和假“坚持”；另一个，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及帮派组织路线并肃清其流毒，“两个凡是”就是极“左”思想及帮派路线流毒的集中表现。

此后，胡耀邦又要求吴江在党校向全体学员讲一讲，吴江照办了。如果说在中宣部是小范围的“讲一讲”的话，在中央党校全体学员中就是大范围的“讲一讲”了。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的“讲一讲”，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是一种政治智慧——吴江当然心领神会。大范围的“讲一讲”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开始推动起来了。

首先是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及秘书长刘澜涛找到吴江，说中央统战部正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上暴露出来的糊涂观念和“左”的东西很不少，想请他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讲一讲，帮助大家统一思想。

报告由刘澜涛亲自主持，会议印发了吴江的讲话全文，并开了两天小组讨论会，讨论“简报”也送给吴江一份。吴江留心翻阅这些“简报”，发觉多数同志赞成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统战工作大有裨益，目前统战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但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有一位省委统战部长说：“这样重大的讨论，既然在中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传达，而由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出来讲呢？我们那里，省委从来没有传达过，也没有讨论过。这次回去，说补课重要，如果党委不动，我们统战部门补课是补不起来的。”这个反映很重要，说明虽然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传达”，但有的省委却按兵不动。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场讨论的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在吴江原来收到的小平讲话记录稿中，有这样几句话：“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全国的缩影。”吴江在演讲时声明，这是根据别人的记录稿，不是原文。会议印发的讲话稿，也特意写上了吴江的声明。

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简报”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个别单位达到三分之一”的估计是适当的，党内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转不过弯来的人的确相当多；另一种意见则反对“三分之一”的估计，他们撇开个别单位这个词，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两个凡是”，这还了得！

吴江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会议作解释。其实，他就是有机会解释也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的这次演讲，已经被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编写成会议简报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了。而且，后来吴江才知道，简报整理者把前一种意见略去，只把后一种意见写上，听说小平同志看了有些不悦。不管怎样，能够引起邓小平的“不悦”，编写会议简报向上反映的人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后来，吴江利用请邓力群向党校学员作报告时的机会，专门向邓力群说明简报整理者断章取义的事情，邓却沉默不语。

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中央组织部也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吴江又被部长宋任穷邀请于9月6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同一个问题，讲话内容基本上与上次相同，不过突出了这次小平同志所说的“用人”问题，“现在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这两次报告的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吴江的报告扩大了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吴江在“补课”中被人抓住“把柄”这一事实来看，对于是否进行真理标准的“补课”，依然存在着争论。争论不上台面，“小动作”就会不断出现——这也是中国政坛特有的现象。

“宣传陈云经济思想”风波

1980年10月，《陈云文稿》出版。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但《陈云文稿》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持编辑。

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陈云文稿》收集了陈云从1956年到1962年的文章和讲话。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等人认为，这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定是可贵的指导思想。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文稿》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的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圈，20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圈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的“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利。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吴江只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句话确有些不妥，提议删去，以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已经尽在这本书了。修改后讲稿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邓力群同意了。

2006年，在邓力群出版的回忆录中，有另外一种说法：“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为此，我特意就此向吴江讨教。吴江再次认真地回忆了整个事件。他说：

我当时是以党校管理教学的副教育长身份邀请邓力群到党校来讲“陈云文稿”的，他讲了四次，我在讲台上全程陪同。事后又是由我提议他的书稿（题为《向陈云学习做经济工作》）归党校出版社出版。对于陈云同志建国以来所做的经济工作，我有好印象，表现之一是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斗胆向中央建议让刚出来工作的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经济工作（那时党已将经济工作列为中心），此建议载会议简报第169号上。不久，中央果然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1980年10月《陈云文稿》出版了。当时我虽然对于《陈云文稿》不是照例由文献研究室编印而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编印这件事有些不解，但出此书我还是比较重视的，所以特地请邓力群到党校来讲一讲。

没有想到的是，邓力群的讲话在党员学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中引起颇大的反映，我在《十年的路》一书中所写的还是有保留的，学员的反映除提出陈云的某些思想已不适应当前改革的形势外，主要是责怪邓力群过于突出陈云个人，如他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熟读资本论，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尤其是他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学员很不满。而邓力群在书中却是说“吴江在《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同志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这并非我书中的话。他把自己公开讲过的话作了删改，这不大好吧？当时，我向邓力群建议他的书在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同时特别建议他把“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删掉，他当时明明白白是表示同意的，否则，他的书也不可能在党校出版社出版。

至于邓力群说邓小平批评他不宜宣传“学习陈云思想”，这事我在他的书中才得知的。邓小平何以知道此事，我想很可能是当时学员中有人向上反映，学员中“通天”的人物很多。而我在当时听到学员对他讲话的反映时，只是在学员中为他的讲话习惯作些了解释，并未向中央什么人反映这件事，也没有向负责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报告。

这件事虽然与宣传《陈云文稿》有关，但并没有涉及陈云，不同的看法只是在吴江和邓力群之间存在，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被人为地涉及陈云。

两篇文章惹祸

所谓两篇文章，一是《理论动态》282期发表的《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1981年6月）；一是《理论动态》269期发表的《跳出圈子想问题》。这两篇文章对于编者和作者来说，都没有想到有什么联系，却有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吴江和《理论动态》杂志的“反对陈云”的理由。

《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是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孙长江写的。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做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这篇文章是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兼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建议的，时间在1981年二三月间。据冯文彬说：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国锋并将他的辞职要求提交中央全会讨论，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文彬并提出要求：文章要说明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谦虚谨慎，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一种创新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做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吴江开始本打算让阮铭写，后考虑阮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乔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铭受到中组部的调查。

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为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理论动态》269期的文章《跳出圈子想问题》，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

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圈子。

吴江恍然大悟：原来《理论动态》269期上的这段文字，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282期的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确实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跳出圈子想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同胡耀邦审定，除了《理论动态》上发表以外，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很明显，胡耀邦是反对回到50年代的，而且坚定地站在这场争论的前沿阵地。

对于这样的上挂下联，多年以后吴江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这篇文章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的评价，可以说无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何况文章开头就开宗明义的点明了文章的立意：“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作出决定时固然要谨慎从事，但研究问题必须打破思想上僵化的状态，跳出过去的圈子即既成模式想问题。”这种立场有什么可挑剔的吗？

不过，吴江也承认：联系到当年的形势，这种过激的反应似乎也有可以理解之处。

1980年改革刚刚开始，关于如何对待50年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的争论也随之开始了。当年，一种观点认为，50年代的经济是很成功的，只是大跃进以后搞糟了，现在应当回过头去采取那时的经验。计划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计划经济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执行上有问题，主要是公有制经济集中的太多太死，没有适当的市场调节。所以，现在需要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以便把经济搞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50年代我们走的是苏联的路，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50年代的成功经验不否定，但不能把那时的经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而自束手脚，应当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

吴江感叹说：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对立，很自然地形成了两股不同的势力；相互之间的较量，会使人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触动地雷，或者在毫不相干的问题上会被一个方面认为有意反对自己。这两篇文章所惹的祸，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不过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1982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王震为校长。据邓力群回忆，这是他提名的。开始胡耀邦觉得不合适，建议找一位年轻一点的去，他提名项南。陈云坚决反对。开始王震不愿去，陈云亲自找王震谈话，并让他把中央党校办成“黄埔军校”，王震才走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给吴江打电话说：“书记处任命王震当晚，邓力群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

王震一到中央党校，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知将吴江、孙长江、阮×从党校调出。这三人正是《理论动态》282期事件以后进行特别调查的对象（宋任穷说是“正常考察干部”）。与此同时，胡乔木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调蒋南翔任党校第一副校长（实际是顶替冯文彬）。

6月26日，王震在党校部、室主任会上宣布三件事：1. 蒋南翔要来担任第一副校长；2. 吴江要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3. 阮铭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清除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较量较量。”

吴江是党校理论室主任，孙长江、阮铭是副主任。对阮铭问题胡耀邦主动承担责任，以保护冯文彬、吴江。他在有关阮铭的调查材料上批了两句话：“阮铭当编辑是我的主意，文彬、吴江没有责任。”

紧接着，吴江在“文革”时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的说法开始飞短流长。王震在党校的讲话中确认了这一说法：“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吴江听后，虽然觉得事情太离谱，但很纳闷这种流言是如何出来的。到这年9月“十二大”会议期间，冯文彬突然找到吴江说：“你究竟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这个说法很普遍，邓力群对此默不表态，因此连耀邦也将信将疑。你要加以说明，是则是，不是即不是。”这样，才引起吴江的重视，向中央书记处写信说明：我是比邓力群更早揪出来的“黑帮”，哪有资格当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这封信引起了邓力群的回应，两人这场公案各自都有陈述，至今还被人常常提起。

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他们反过来再查《理论动态》282期文章的写作意图，仍无所得。他们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把理论室的盖子彻底揭开。”最后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王震还是下令解散了理论室。

吴江在“十二大”小组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连夜训斥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吴江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后回到党校，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教育长宋振庭被撤销职务，他则留任党校。吴江不想也不能再在看不见的“阵中”继续陷下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事已如此，留任何益？留任势将遭遇不可测的命运。”于是，他立即写信给胡耀邦提出辞职。

1982年9月24日，王震到党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有要事传达。他发表讲话说：“吴、孙、阮三个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先生不好，学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这三个人以调出党校为宜。”“他们写信批邓力群，可是邓力群还为他们说好话。邓力群是正派人。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还得依靠他们，不能依靠吴江等人。”参加会议的冯文彬向胡耀邦汇报王震这次讲话内容。胡耀邦在电话记录上批道：“对吴、孙、阮等同志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不能个人说了算！”

1982年10月16日，吴江调离党校时，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组织部长宋任穷也在座。吴江再一次提到《理论动态》282期那篇文章的事。胡耀邦说：

你们可以说清楚这件事，文章让大家看！我看过这篇文章，绝不是针对陈云同志的，没有那回事。我不相信《理论动态》的同志会反对陈云同志。小平后来也看了这篇文章，他并没有表态。“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和中间，这种事可不少，从字里行间找问题，从文字上进行猜测，教训可不少啊！我们不能再干这种事。不能随便立案。

遥想三四年前，邓小平认为《理论动态》的编辑“政治上强”，与现在“文德不好，不堪信任”的评语相对照，历史就是这样的悖论！

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社会转型的十多年间，伴随着高层意识形态导向的忽左忽右，思想理论界的知识分子时常会在这种摇摆中遭遇“意外”。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1年，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反自由化运动开场。从此，真理标准讨论夭折，思想解放运动终止，代之以反自由化运动。1982年之后，反自由化追根溯源，追到理论务虚会，称“理论务虚会是自由化之源”。反对“两个凡是”的、参加理论务虚会而又不转变立场的、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活跃一时的人物，被称作“自由化分子”，纷纷受到清算。

吴江“意外遭遇”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意外”其实并不意外。

吴江老人已经走了一年了，我常常能想起老人那淡定的笑容，常常能想起挂在客厅的那副对联：

“俯仰处无愧天地；褒贬时自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