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忧资讯 /
  2. 全球 /
  3. 陶铸赵紫阳联手整治叶剑英 毛周体现形 /

陶铸赵紫阳联手整治叶剑英 毛周体制现雏形

1949年9月,中共中央改组华南分局,时任北京市长不足一年的叶剑英,调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庚、邓华、赖传珠为常委组成新华南分局。10月,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经过两次改组,广东本土干部上位,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等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驹、方方等三位一体的“广东派”干部全面掌权的局面。

而此时,林彪已经出任中共华中局即将来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即将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在失去东北根据地后,中南地区是林彪及四野必须占据的新根据地。按照全国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五大区的“分封诸侯”,中南也属林彪名下。而广东正在中南局辖下,华南分局下辖的广西省已经由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主政,本土派执掌的广东这粒掺入中南的“沙子”,尽管碍于叶剑英的面子林彪不便直接出面,但迟早会被拔掉。轰轰烈烈的反地方主义运动给四野、林彪提供了机会。在林叶之争的背后,隐藏着更高深层次的斗争。

广东本土派代表人物叶剑英文革中在天安门城楼留影(图源:新华社)

陶铸赵紫阳联手整治广东本土派

土地改革,是中共建立自己经济基础、统治基础的必经阶段,也是其能够获取农民支持,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关键。中共革命几十年,虽然土改的内容时有不同,对地主的态度也并非一贯的一棍子打死,但每夺一地即施行土地改革,给予农民土地是第一要务。

广东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以叶剑英为首的本土派深知这一点,因而叶剑英在广东土改中提出“广东特殊论”,主张温和地推进土改,先选择三个县试点再推开的方针,方方出任广东土改委员会主任。

广东的温和路线引发中南局以及毛泽东的不满,后在毛泽东干预下,又选取了8个县每县选择一个乡试点。但这仍不令人满意,中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土改委员会主任李雪峰在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撰文,直接批评广东土改太“右”。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分局、广东省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在中共的政治体制内,资历远不如叶剑英的李雪峰在一级机关报上撰文批评华南分局,其背后必然有着更高层级至少与叶剑英地位、资历相若甚至更高的人授意才能为之,这样的人选非林彪莫属,甚至可能还有毛泽东。

按照中国政治不换脑子就换人的思路,需要往广东这个本土派掌权的“堡垒”“掺沙子”换人了。

1951年4月,中南局一纸调令,将时任河南南阳地委书记的赵紫阳调往广东,升任省委秘书长,后又兼任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与现在的秘书长被称为领导的大秘不同,当时的秘书长实际主持一级党委的日常工作,极为重要,邓小平后来出任的中共总书记实际就是扮演秘书长的角色,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之所以被废也是由于权力太大,足以架空高层。12月,陶铸由广西调往广东,出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接替方方负责土改工作。

陶铸与赵紫阳紧密配合,以土改为突破口,在广东掀起反对地方主义运动,矛头直至叶剑英为首的本土派。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他们提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解决广东的问题。在中南海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广东问题,点名批评广东地方主义,批评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称广东土改是乌龟,全国落后。叶剑英、方方、冯白驹在会上做了检查。会后,叶剑英被迫“养病”,方方降职为华南分局第五书记,陶铸升任分局第三书记,海南区书记冯白驹被架空,两个月后调离海南。

1953年2月,叶剑英“养病”8个月后调任中央,在离开广东时,他对一些干部长叹:“主帅无能,累及三军”,“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

经过三年的反对“地方主义”,广东本土派全面靠边站。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华南分局,改为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任命陶铸等28人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其中,陶铸为书记兼省长,古大存为副书记兼副省长,赵紫阳为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冯白驹为副书记兼副省长,林李明为副书记兼港澳工委书记、省监委书记,陶铸、古大存、赵紫阳、冯白驹、林李明、贺希明、文敏生、林锵云、王德、李坚真等11人为省委常委。不久,陶铸又从外地调来陈郁当省长,四野、林彪势力以绝对优势压住了“广东地方主义”。

1957年,陶铸又借省政府秘书长林克泽给老领导冯白驹的一封信——陶铸计划调林克泽出任海南行署主任,由林克泽提名行署组成人员,林给冯白驹写了一封未封口的信讲述自己的组建行署班子的想法,被冯白驹秘书举报到陶铸、赵紫阳处,将冯白驹、古大存打成反革命集团,掀起第二次广东反地方主义。此时正值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与反地方主义相结合,一大批反党集团出炉,临高小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惠州反革命集团案、海康英利反革命暴动案等等。

文革中,一些躲过前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本土干部,如副省长林锵云等被打倒,广东完全处于林彪、四野控制之下。陶铸因其功绩,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文革中一度跃居中共政治局常委,党内第4号人物,仅次于毛、林、周三人,但很快就被打倒惨死。赵紫阳1965年46岁接替陶铸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当时中共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文革中被打倒,却也因祸得福没有因为曾在广东任职与林彪四野有关系而受到清算,文革后东山再起。

反地方主义背后的周毛交锋

林彪与叶剑英地位相若,资历却相差很远,叶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是朱德的师弟,官至粤军师参谋长,后参与黄埔军校筹建,担任教授部副主任,与黄埔四期的林彪有师生之谊。就山头实力而言,叶剑英长期从事参谋工作,担任军委参谋长,从未在一线带兵,虽算起来门生故旧遍天下,却并没有自己的铁杆山头,比拥兵百万的林彪大大的不如。双方谁也很难奈何谁。

但是,林彪分属毛泽东的嫡系,出身红四军、红一军团,是毛泽东的爱将,与毛泽东关系远比叶剑英亲近。林能够将叶排挤出广东,必定离不开毛的支持。而毛之所以支持林,除了本身的亲疏有别,有心人仔细研究被打倒或被排挤出广东的本土派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人都与周恩来有关。

周自抗战军兴,就出任中共驻国民政府代表,同时兼任中共长江局、南方局书记,领导中共在南方的工作,中南局所属各省都曾由周恩来分管,并且长达十余年。叶剑英曾是长江局参谋长、南方局常委,方方的南方工作委员会、香港分局都由南方局直接领导,长期在海南坚持斗争的冯白驹一样由周领导,按照山头来说都可算是周的人。当然,他们本人可能并不承认。有文章还称,叶剑英建国前南下,就是周恩来提的名;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会议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当时主持中央政府常务工作的即是周恩来。因而,反地方主义实际是毛周斗争的延续。

据广东惠阳人,东江纵队及后来的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回忆。1949年南下前的3月26日,他到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的途中,在涿县等火车时,周恩来带他见了毛泽东。当着周到面,毛泽东谈起了秦朝河北人赵佗,在广东为官,治理的很好,最后趁秦末大乱自立为王的故事。当时曾生自叹身为广东人对广东的历史还没主席了解,深感惭愧,认为主席是要他把广东治理好。

在毛泽东最看重的枪杆子问题上,当时两广纵队这支广东本地武装,已经划归林彪四野序列,正在北平附近整训,准备接收北平起义的独立24师。当时毛泽东问,曾生如何整编24师,是需要官还是兵,还是官兵都要。曾生回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5月,两广纵队整编24师编为两个师1.3万人,毛泽东不但派来了兵也派来了四野的大批干部,宣布任命的即是陶铸。据两广纵队炮团团长袁庚回忆,在广东作战时,还因为误会,炮团俘虏了四野塔山英雄团的一位英雄连长,与四野结下梁子。广东解放后一个月的1950年1月1日,两广纵队即划归广东军区,2月改为珠江军分区,番号取消,部队缩编,大批干部转业充实地方。1955年曾生获得少将军衔,在海南独立坚持革命二十多年,华南红军的一面旗帜冯白驹与军衔无缘。

毛周体制

再回到曾生与毛的谈话,当着周的面提赵佗,敏感而又了解毛的周一定会想到这是敲打他,敲打广东本土势力。新政府成立后,名义上周的政务院只是执行机构,没有决策权,周却因其党内地位实际主持政府日常工作,毛本人从来都是只抓大事——人事、军队,周的权力上升。

在广东反地方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借“五马进京”制衡周恩来,其中尤以高岗分周恩来的经济大权,俨然与周分庭抗礼,周的政务院总理实际只有外交工作可干。无奈,高岗太不争气,风头太劲,很快就得罪了一大批人,毛也感到不满,在毛默许下被周刘等人拉下马来。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广东的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进入尾声,叶剑英、曾生被排挤出广东,冯白驹等退出权力中心,周在广东的羽翼被减除,毛可以放心了。

会上,周的政务院化身国务院,由执行者成为中国政府行政权力的中心,周成为中国政府首脑,毛周体制一直维系到周的去世,其间虽经波折,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崛起,但毛周始终是中共内部最稳固的权力链条,维系了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整个毛泽东执政时期政治运动不断,经济与社会整体却始终处于上升通道。

平反

文革后,习仲勋、杨尚昆入粤出任广东省委第一、第二书记,叶剑英地位上升,俨然是中共党内仅次于邓小平、陈云的元老,因其自毛泽东晚年一直执掌军队地位更为特殊。趁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之风,习仲勋、杨尚昆这两位外来者推动为反地方运动平反,但因为许多当事人仍然活着,尤其是赵紫阳的逐渐高升官至党的总书记,阻力仍然很大。冯白驹、古大存等人虽能恢复名誉,但头顶的帽子仍然在,仍然是犯了错误的人,直到1983年才得以平反。而土改的直接负责人方方,直到1994年才平反,恢复名誉。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 51.CA 立场。
x
x